文〡华商名人堂 迟玉德

2014年4月11日，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副会长，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薛荣兴先生主动辞职了，是年69岁。其中“主动”二字引起了各大媒体的特别关注，猜测各异，而薛荣兴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远比他主动辞职更为神秘。

▲图注：薛荣兴

1943年，薛荣兴出生于韩国，是第三代华人。他的祖父早在清末就闯荡韩国了，那时华人掌握着半岛经济的大半个江山，人财两旺。后来日本人入主朝鲜，华人地位一落千丈。

二战后，重新掌握政权的韩国人开始整顿外国人事业，排名第一的是日本人，第二位的才是华人。当时，韩国政府强行关闭了华人开办的公司，而且不给华人发放永久居留权。薛荣兴就是在这种“二等公民”的待遇下长大的。

薛荣兴在汉城华侨中学读的高中，毕业后报考了台湾的大学。当时台湾的大学招生非常严格，在报考的400多名考生中只录取30名，专业则由韩国教育部分配，薛荣兴被分配到了会计专业。

留学台湾给薛荣兴带来了两大影响：一是让他具备了扎实的财务知识，数字观念变得特别强；二是他进入了当时大中华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了解了台、韩两地间经济文化的异同，为其日后创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8年，25岁的薛荣兴从台湾地区返回韩国，开始自谋生路。

那时，一个在台湾接受中文教育的华人大学生根本就找不到理想的出路。因此，薛荣兴干脆自己当老板，开一家中餐馆。

开中餐馆，薛荣兴很有竞争力，因为他把自己在台湾读书时见识过的口味独特、花样繁多的“台湾美食”copy到了韩国，所以每日都是顾客盈门、红红火火。其间，他还成了家。

中餐馆生意稳定后，薛荣兴就对其失去了兴趣，因为他想做更大的生意。于是，他云游四方，结交朋友，寻找新生意。之后他发现，当时韩国的对外旅游业因受政策限制，还是一块处女地，故他立马开办了一家旅行社。

起初，旅图注行社并没有什么客人，这时他就自己设法“创造”客人。当时，东南亚一代的华人在国际经济舞台上非常活跃，经常参加一些国际会议，而韩国华人也有去参加的。薛荣兴便利用会议之机为两边的华人牵线搭桥，让大家结成对子，然后组织东南亚的华人来韩国旅游和考察，相应地，韩国的华人也去东南亚旅游和考察。

就这样，他静悄悄地开启了韩国的旅游业。正因为这份开拓性贡献，1999年，他还受到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官的荣誉表彰。

在旅游业站稳脚跟后，薛荣兴又开始不安分起来，他要寻找新的生意了。当时，以中国功夫片为代表的港台电影风靡亚洲，而韩国政府出于保护本国电影产业的考虑，下令韩国院线禁映港台电影。而此时，薛荣兴从这一纸禁令中嗅到了无限商机。

▲图注：1971年，李小龙《唐山大兄》

▲图注：1978年，成龙《醉拳》

▲图注：1982年，李连杰《少林寺》

既然韩国人爱看港台电影，而禁令又使市场出现了空白，那为什么不想个法子弥补这一空白呢？想干就干。薛荣兴利用自己韩国华人的身份为两边的人牵线搭桥，让港台的电影人和韩国人合作。用中国的明星，但其他东西全部都用韩国的。拍成电影后，则以“韩国电影”的身份投向韩国市场。

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很绝，它让韩国公司和港台公司都很满意，而他自己也从中赚到了不少钱。

通过旅行社和电影生意，薛荣兴迅速建立起自己在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商界的人脉网络，各种各样的生意都开始向他涌来。而这一时期，如果他接着做的话还能稳赚更多，但他总觉得缺点什么，有一种“不得志”的感觉——他渴望结束这种小打小闹，去做一番大事业，进入韩国主流工商界。

找到突破口前，他先读了一个韩国的大学——东国大学贸易系。1990年他大学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在那里，他除了系统学习专业知识外，还有意识地结交韩国工商界的大人物，为其日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人脉——郑梦九便是其事业征途上重磅级的伯乐。

薛荣兴祖籍山东，在他身上，有着山东人讲信义、重情感的秉性，因而深得韩国朋友的尊重。一个偶然的机会，薛荣兴结识了韩国工商界的重要人物——郑梦九。此人的父亲郑周永，是世界著名企业——现代集团创始人。薛荣兴和郑梦九可谓一见如故，后来两人经常相约喝酒聊天。

比薛荣兴年长5岁的郑梦九，认准了（薛荣兴）这个中国人不是平庸之辈。于是，他郑重地向父亲推荐了薛荣兴，很快就得到了父亲的应允。一天，郑梦九神秘地出现在薛荣兴面前：“我父亲叫你到现代上班”。这令薛荣兴喜出望外。

▲图注：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

▲图注：郑梦九

韩国大企业以等级森严著称于世，一名员工进入公司后基本的晋升路径是：普通员工—代理—课长—次长—部长—理事—常务。一个中国人进入一家大企业，第一份工作通常是翻译，而且要做好多年。可薛荣兴则打破了这个传统，不但没有做翻译，而且第一份工作就是常务级顾问！如此高调的亮相，惹来了现代员工的嫉妒：好家伙，来了一个超级“空降兵”，比我们韩国人还受宠！

回忆自己的这段历程，薛荣兴说：“在韩国，人们一般不会轻易地佩服一个外国人。有时候，一个外国人，即使做成功了，（韩国人）他们的反应也不会很热烈。”因此，从一开始，薛荣兴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得更好，好到让人吃惊，直到对方服气为止。

履新之后，薛荣兴将现代集团的火车、地铁等重工产品拖往东南亚和大中华地区，还在集团内组建了研究中国市场的中国事务部。此外，他还积极推动中韩两国建交，并先人一步地布局中国市场。

回想当年，为了推动中韩建交，他整天忙个不停，“我的国籍虽然是韩国，但我流着中国人的血，哪能不为中国办事？”他说。那段时间他频繁到访北京，与政商界人士积极接洽。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后，他第一时间将现代的挖土机、地铁、越野车等重型设备运抵中国。

就这样，没几年时间，薛荣兴就成了现代集团在东南亚和大中华区市场的顶梁柱。

其间，有一桩生意非常神奇，有如天助。

那是1997年，薛荣兴代表现代集团参与投标台湾花莲400辆火车的大订单，另有11家国际大公司也参与竞标，但薛荣兴依靠广泛的人脉、精准的判断，以及“一把手”般的气魄，以3亿零600万美元抢到了订单，并且在第一时间带回1亿美元的定金。

更出乎意料的是，当1亿美元入账至现代集团不到一个半月，亚洲金融风暴就发生了。当时韩元大贬，与美元的汇率迅速从800:1下跌至1700:1，而现代在汇率为1600:1时将1亿美元悉数抛售，获得了超出往常一倍的韩元，发了一笔大财。在韩国深陷危机的大背景下，这笔巨款显得弥足珍贵，也为薛荣兴在现代集团的上位铺平了道路。

1999年，郑梦九受命于危难之际，接替父亲担任现代集团会长。他决定将现代集团分拆为五家公司：现代汽车、现代重工、现代建设、现代电子和现代金融。此时的薛荣兴则成为现代汽车的“二把手”。

当时，现代汽车还不是一个特别响亮的品牌，年销整车仅127万台……这种局面下，现代必须提升产品品质并开源节流，才能快速且持久地改善财务状况。

“汽车首先是品质，品质要做好，首先是配件，配件要依靠配件厂家，但以前，现代汽车是很多和老板有亲戚或朋友关系的人在做配件，而且得到了优惠和照顾。我用了7到8个月时间才整顿完毕，以前是管配件的到配件厂家花天酒地搞采购，但到我这里，全部一刀砍断，曾经一天换掉800人。亲戚做配件的全部撤掉；管配件的，不合格，也全部换掉。”薛荣兴语气笃定地回忆这段得罪人的光荣史。

生产管理方面，他和郑梦九狠抓研发，将利润的1/3投入研发，同时推出“透明经营”、“责任经营”、“现场经营”三大原则，强调管理层一定要到生产线上、到市场上去看，而不是坐在办公室签字、发号施令。

此外，薛荣兴还提出了一个奇葩的原则——不做汽车专家！他说，一台整车有2万多个零部件，汽车制造商不可能成为每一个领域的专家，而我们应该做管理、利用专家的专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现代汽车在资源配置上击中要害、更有效率了。

经过这番系统性整改，现代汽车脱胎换骨，在产品品质上有了巨大飞跃，也大大缩减了生产成本，产品竞争力因之快速提升。

与此同时，现代汽车还在韩国政府的要求下，启动了并购起亚汽车的程序。

薛荣兴代表郑梦九与起亚接洽、谈判，并最终完成了这场世纪并购。2000年，现代•起亚汽车集团正式诞生，两家公司在完成并购后，仍以“两家公司”的方式运营。

并购起亚大大增强了现代的产能，之前其年产能仅为168万台，并购后一次性增加了100万台。

稳定后院的同时，薛荣兴还马不停蹄地跑到中国开拓市场。为向竞争对手保密，他昼伏夜出穿梭于中、韩之间，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并申请政府批文。结果，他的努力得到了喜人的回报，2001年10月，现代拿到了与北京汽车工业控股公司组建合资公司的批文，双方于次年成立“北京现代”。

开业仪式上，有记者问薛荣兴：现代汽车在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薛荣兴回答：第一，要在2010年生产100万台；第二，要把中国汽车的价格与国外拉平。记者揶揄道：上海大众做了20年也没达到这个目标，你们又凭什么办得到呢？薛荣兴并没有直接反驳记者的质疑，而是带领现代汽车用实际行动来做回答。

事实上，“得到批文前，我们就已花1亿3000万美元把设备订单订出去了，如不批，我们将有一大半设备成为废铁，至少损失8000万美元。但我和会长都相信我们能赢。”于是当得到批文时，已运抵天津保税区的设备，第一时间被转运至北京现代生产基地。“10月23日批下来，12月28日生产出2000台车，（当时）打出一个口号，叫‘现代速度’。”薛荣兴兴奋地回忆。

现代的闪亮登场让对手们紧张起来，而现代的后续发展更让他们坐立不安。2003年，北京现代生产整车55000台；2004年，15万台；2005年，23万台；2006年，30万台，因价格具有竞争力，其市场占有率一路攀升至7%以上。2007年10月，另一个年产能30万台的新厂也落成启用，北京现代的年产能达到60万台。不仅如此，北京现代还在不到4年内引进了索纳塔、伊兰特、途胜、御翔四个车型，完胜竞争对手。

▲图注：北京现代伊兰特

除了北京现代外，薛荣兴还全力推动起亚汽车在华分支的发展。2002年8月，他推动起亚、东风、悦达三方合资成立了东风悦达起亚。之后，一路凯旋，蒸蒸日上……如此一来，薛荣兴就实现了当初向媒体许下的“在2010年生产100万台”的诺言。

▲图注：起亚千里马

除了汽车整车，薛荣兴还推动现代汽车的配件厂落户中国……在他领导下，现代汽车中国公司就像一条进入鱼池的鲶鱼，激活了鱼池里的整个鱼群。面对现代不断快速推出新车型以及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其他车企也不得不跟着降价，并加快推出新车型，让中国消费者从中享受到了实惠。

▲图注：鲶鱼效应

至薛荣兴去职时，现代汽车在华拥有31家法人企业和12个代表处，投资总规模达到45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的公司有6家，业务范围涵盖零部件生产/销售、汽车电子、二手车、物流等，初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整车方面，仅以北京现代为例，截至2015年5月底，其累计产销量突破670万台，实现销售收入超过6636亿元，累计纳税超过867亿元，带动就业约20万人，已成为北京市最大的单一制造企业。

而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同样实现了飞跃式发展，2013年全球累计销量突破5000万台，2015年5月入选“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以848亿美元的年营收和70亿美元的净利润，在汽车行业中排名第九位。

▲图注：福布斯榜单

除了个人事业外，薛荣兴还一直关心韩国华人的集体发展。他担任首尔华侨中学常务理事、首尔华侨协会副会长、居善堂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华料食业总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同时大力提携华人子弟，在现代带出了一批能干的华人管理层，为华人在韩国大公司的就业开拓了一条绿色通道。

至于薛荣兴的中国情怀，他有一个经典的说法：中国就像一个大核桃，外面很坚硬，内在很复杂。这或许就是薛荣兴扎根中国这片深情的土地而悟出的硬道理——复杂的滋味，无尽的回味。

薛荣兴的成就还引起了韩国领导人的重视，金大中总统曾任命他为“咨询委员”，卢武铉总统则向他颁发了“锡塔产业勋章”。

在现代集团的韩国总部，薛荣兴在任时的办公室很大，仅次于会长郑梦九的办公室，足见其权位之重。如果你向薛荣兴请教“成功哲学”，他会给你指指办公室墙上的那幅汉字——忍，意即：“无论有什么事情，都要能够忍过去。”其实这也是他始终保持低调的原因：“低调一点，大家的摩擦就少一点。”然后，他还会补充一句：少说话多办事，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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