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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皮萨里德斯:疫情会改变工作形态,但这种改变对工人并不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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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皮萨里德斯:疫情会改变工作形态,但这种改变对工人并不友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认为,疫情后对人工的依赖将远远小于对资本的依赖,因为工作“自动化”的加速会减少对人工劳动力的依赖,尤其在服务业方面,面对面的服务业工作机会正在减少。

左:克里斯托佛·皮萨里德斯 右:芬恩·基德兰德 图片来源:世界顶尖科学家大会

在今日举行的“疫情是经济面临的最大危机与挑战吗——世界顶尖科学家经济峰会”上,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分享了他们对疫情如何影响经济的预测,其中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佛·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和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的预测聚焦于疫情与劳动力关系方面。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疫情严重打击了服务业的就业机会

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长期专注于宏观经济学,尤其是劳动力、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领域的研究。 2010年,他与彼得·A·戴蒙德(Peter A. Diamond)和戴尔·莫滕森(Dale Mortensen)一起,因为“在市场搜寻理论中具有卓越贡献”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里斯托弗分享了关于疫情对于经济活动尤其是劳动力方面的影响,他认为疫情会改变工作形态(work arrangement),总的来说,这种变化对工人并不是特别友好——未来对人工的依赖将远远小于对资本的依赖,因为工作“自动化”的加速会减少对人工劳动力的依赖,尤其在服务业方面,面对面的服务业工作机会正在减少。虽然他也看到市场对一些工作的需求确实增加了,比如健康和医护行业、快递或者在线行业等等。他提示道,尽管一些公司试图在疫情期间让员工不受影响,但是病毒蔓延导致的城市封锁仍然会让公司尝试降低经营成本。

此外,疫情严重打击了服务业的就业机会,而服务业的工作本来可以接纳那些先前失去工作的人,“现在这些失业者去哪儿了?我们并不清楚,失业人数急速攀升,而他们并不在官方透露的失业统计数据当中。”克里斯托弗说。在工作形态方面,受疫情影响,人们会更少选择商务出差,更多在家办公,“现在全世界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家办公,因此,交通、餐厅、出租车等行业都会发生变化,还有很多教育问题、生活方式问题等。”他预测,这一习惯可能会长期地影响商业世界,“过去的商务出差可能不会再恢复了,远程会议将被更多人采用。”克里斯托弗认为,疫情期间面对面机会的减少会让人们更加依赖数字科技,也会影响雇主对员工的技能需求,比如说要求员工数字技术更加熟悉,同时公司也要学会组织员工远程办公。在生活形态(life arrangement)方面,疫情会改变消费和生产习惯,他举例,人们会更习惯在线上购物、在家吃饭,不再去餐馆和娱乐场所或者旅行,而这样的习惯将会延续一段时间。

芬恩·基德兰德:最担心疫情会让人力资本流失

芬恩·基德兰德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亨利“经济学教授。他与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因“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难题和商业周期的影响因素”,共同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演讲中,芬恩说,他最担心的是疫情会让“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流失,他所说的人力资本指的是具有参与市场生产(market production)的能力,这项能力来源于受教育经历以及商业经验。疫情让很多人失业,而他担心的是,失业者是否失去了做这份工作的能力,以及他们还能否找到类似的工作,如果不能,就是人力资本的流失,而这种流失对未来经济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即使之后疫情消失,这种影响仍会持续数年。

 

而关于封城措施,他透露,他的一位学生发现,封城会更加严重地伤害年轻人以及孩子,而这种结论无疑让人们感到惊讶,“因为疫情期间人们总是在谈论老人感染疫情死亡,很少注意到封城对年轻人的伤害,而那将是非常长期的影响。”芬恩说,可以设想的是,疫情期间很多家庭因为经济紧张减少了对孩子的投入(包括健康方面的以及教育方面),而这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教育以及今后参与劳动的人力资本。 

疫情之外,芬恩还谈到全球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如何应对劳动力减少?他提出,除了延长退休年龄,还应当鼓励女性参与劳动,“现在有一个潜在的劳动力池,那就是女性劳动力。”他说,让他震惊的是,在他观测的众多国家之中,美国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唯一降低的国家——在1998年达到顶峰之后就不断下降,已经连续下降了20年。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此期间,加拿大、英国和法国女性工作者参与率一直恒定上升,在北欧国家这个数字已经高达90%。“在全世界的主要国家中,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都是最低的,甚至低于日本。”芬恩强调,为什么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此外也应当想到更多激励女性参与劳动的方案。“家庭其实就像工厂,做家务也要用到机器洗衣机、烘干机、烤箱,你需要将机器和人工合一才能完成工作,将烤箱和人工合一,才能制作出一顿饭,这跟你在餐厅吃饭是差不多的。”他说,经济学家发现在家庭生产(home production)和市场生产(market production)之间的互动,虽然这并不是说市场生产比家庭生产更重要,只是说可以注意到其中的互动。芬恩补充道,可以看看那些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很高的国家,都采取了哪些举措以激励女性参与劳动,比如北欧国家有很好的幼儿园和儿童看护系统,这可以更好地鼓励女性劳动力参与到市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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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皮萨里德斯:疫情会改变工作形态,但这种改变对工人并不友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认为,疫情后对人工的依赖将远远小于对资本的依赖,因为工作“自动化”的加速会减少对人工劳动力的依赖,尤其在服务业方面,面对面的服务业工作机会正在减少。

左:克里斯托佛·皮萨里德斯 右:芬恩·基德兰德 图片来源:世界顶尖科学家大会

在今日举行的“疫情是经济面临的最大危机与挑战吗——世界顶尖科学家经济峰会”上,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分享了他们对疫情如何影响经济的预测,其中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佛·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和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的预测聚焦于疫情与劳动力关系方面。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疫情严重打击了服务业的就业机会

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长期专注于宏观经济学,尤其是劳动力、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领域的研究。 2010年,他与彼得·A·戴蒙德(Peter A. Diamond)和戴尔·莫滕森(Dale Mortensen)一起,因为“在市场搜寻理论中具有卓越贡献”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里斯托弗分享了关于疫情对于经济活动尤其是劳动力方面的影响,他认为疫情会改变工作形态(work arrangement),总的来说,这种变化对工人并不是特别友好——未来对人工的依赖将远远小于对资本的依赖,因为工作“自动化”的加速会减少对人工劳动力的依赖,尤其在服务业方面,面对面的服务业工作机会正在减少。虽然他也看到市场对一些工作的需求确实增加了,比如健康和医护行业、快递或者在线行业等等。他提示道,尽管一些公司试图在疫情期间让员工不受影响,但是病毒蔓延导致的城市封锁仍然会让公司尝试降低经营成本。

此外,疫情严重打击了服务业的就业机会,而服务业的工作本来可以接纳那些先前失去工作的人,“现在这些失业者去哪儿了?我们并不清楚,失业人数急速攀升,而他们并不在官方透露的失业统计数据当中。”克里斯托弗说。在工作形态方面,受疫情影响,人们会更少选择商务出差,更多在家办公,“现在全世界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家办公,因此,交通、餐厅、出租车等行业都会发生变化,还有很多教育问题、生活方式问题等。”他预测,这一习惯可能会长期地影响商业世界,“过去的商务出差可能不会再恢复了,远程会议将被更多人采用。”克里斯托弗认为,疫情期间面对面机会的减少会让人们更加依赖数字科技,也会影响雇主对员工的技能需求,比如说要求员工数字技术更加熟悉,同时公司也要学会组织员工远程办公。在生活形态(life arrangement)方面,疫情会改变消费和生产习惯,他举例,人们会更习惯在线上购物、在家吃饭,不再去餐馆和娱乐场所或者旅行,而这样的习惯将会延续一段时间。

芬恩·基德兰德:最担心疫情会让人力资本流失

芬恩·基德兰德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亨利“经济学教授。他与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因“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难题和商业周期的影响因素”,共同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演讲中,芬恩说,他最担心的是疫情会让“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流失,他所说的人力资本指的是具有参与市场生产(market production)的能力,这项能力来源于受教育经历以及商业经验。疫情让很多人失业,而他担心的是,失业者是否失去了做这份工作的能力,以及他们还能否找到类似的工作,如果不能,就是人力资本的流失,而这种流失对未来经济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即使之后疫情消失,这种影响仍会持续数年。

 

而关于封城措施,他透露,他的一位学生发现,封城会更加严重地伤害年轻人以及孩子,而这种结论无疑让人们感到惊讶,“因为疫情期间人们总是在谈论老人感染疫情死亡,很少注意到封城对年轻人的伤害,而那将是非常长期的影响。”芬恩说,可以设想的是,疫情期间很多家庭因为经济紧张减少了对孩子的投入(包括健康方面的以及教育方面),而这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教育以及今后参与劳动的人力资本。 

疫情之外,芬恩还谈到全球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如何应对劳动力减少?他提出,除了延长退休年龄,还应当鼓励女性参与劳动,“现在有一个潜在的劳动力池,那就是女性劳动力。”他说,让他震惊的是,在他观测的众多国家之中,美国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唯一降低的国家——在1998年达到顶峰之后就不断下降,已经连续下降了20年。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此期间,加拿大、英国和法国女性工作者参与率一直恒定上升,在北欧国家这个数字已经高达90%。“在全世界的主要国家中,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都是最低的,甚至低于日本。”芬恩强调,为什么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此外也应当想到更多激励女性参与劳动的方案。“家庭其实就像工厂,做家务也要用到机器洗衣机、烘干机、烤箱,你需要将机器和人工合一才能完成工作,将烤箱和人工合一,才能制作出一顿饭,这跟你在餐厅吃饭是差不多的。”他说,经济学家发现在家庭生产(home production)和市场生产(market production)之间的互动,虽然这并不是说市场生产比家庭生产更重要,只是说可以注意到其中的互动。芬恩补充道,可以看看那些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很高的国家,都采取了哪些举措以激励女性参与劳动,比如北欧国家有很好的幼儿园和儿童看护系统,这可以更好地鼓励女性劳动力参与到市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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