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经济观察报·书评》彦于

领奖那天，他很正式：不再像往常那样松垮地套一件圆领卫衣或T恤，而是罕见地西装革履，登台发表感言前甚至系上了领结。但这身装束并没有让他就此悠然融进这场盛事，那种不擅社交，那种对聚光灯和长枪短炮下意识的回避，在他发表演讲时无措的小动作，停顿，沉默，以及他所有现场照片中展现无遗。随着这些照片，他在领奖时以及后来的晚宴中脸上挂着的拘谨长久地留在了网络世界中，仿佛向我们透露，这位没有推特、脸书，聚会时永远藏身在角落，或者紧紧抓住唯一认识的熟人的作家，虽未像埃莱娜·费兰特那样以隐士行为彻底拒绝关注，但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名望也绝对谈不上有多受用。

布克奖，对时年54岁的非裔美国人保罗·比第来说，来得多少有些意外。获奖后满满当当的采访与活动安排也让他颇感疲惫，心中更多惦记着要赶快回学校去，把落下的课给学生补上。2016年，与保罗·比第同台竞争的除了呼声很高的热门选手、加拿大作家邓敏灵，还有诺奖及两度布克奖得主库切。在此之前，《背叛》这部耗去他超过5年时间的小说在美国本土接连遭18家出版社退稿，最终是在大西洋对岸，一家来自英国的小小的独立出版社接受了它。即便出版，销量也很惨淡。这种集体式的忽视，也许在布克奖评委会为其应不应该拔得头筹而激烈争论的4个小时中可以得到解释。它太尖锐，太挑衅，太不寻常；它是胆大包天的揭示和讽刺，让所有人不自觉地想要视而不见，唯恐照见自己的影子。“它深深扎进当代社会的心脏”，评委会主席阿曼达·福尔曼的这句话似乎也可这样说，它如银针，深深扎进每个人的心中。

保罗·比第1962年生于美国加州。他的出生地在洛杉矶西边的著名海滨小城圣莫尼卡，不久之后随家人迁至洛杉矶市区，17岁时为消解青少年期典型的苦闷情绪，横跨美国，从西南飞抵东北。先在波士顿读心理学，1977年至纽约读艺术学，其后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创意写作，从此长住异乡。拥有阳光、大海、冲浪圣地的南加州，构成了他平凡而又奇异的童年与少年时代，但这种奇异，唯有他远走他方，定居东海岸之后，才真切地把握。也只有在身处万里之外，对往日那个洛杉矶男孩的成长记忆不断反刍时，他才察觉自己对于言说与书写的欲望，拿起了笔。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距他凭借第四部小说夺下布克奖，还有将近30个年头。

与永远勾画南方景观的威廉·福克纳、科马克·麦卡锡一样，保罗·比第的文学图谱也始终以美国西南的洛杉矶为锚。他的第一部小说《白人男孩曳步舞》（1996年）讲述一个洛杉矶黑人男孩对肤色之下的自我身份的摸索；第二部《岩石》（2000年）的地点短暂移至比第当时的居所纽约哈莱姆区，但主人公仍映射着比第的洛杉矶少年经验；2008年《梦乡》转挪至比第曾短暂待过的德国柏林，叙事的牵引者依然是一名洛杉矶DJ，去往柏林寻访消失的爵士乐大师。到了2015年的《背叛》，洛杉矶再次成为舞台。

在书写南方时，他和福克纳、麦卡锡面向不同，甚至可以说相逆。当另外两人用高超的技法将视线拉高，让人看见种族主义、三K党、私刑处死和焚烧教堂以上或以外的美国南部社会时，身为黑人的保罗·比第则用同样高超的技法将视线拉至地面，揭开那层晦暗的底色。那层底色不是上世纪的旧事，它早就穿透了时间的屏障，浸染了千禧年之后的美国。《背叛》中，玛耳珀萨，男主人公的女朋友，直截了当地说：“这里是洛杉矶，世界上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地方，你能怎么着？“

很难判断玛耳珀萨具体在哪一年说出这句话。《背叛》故事架空，只能通过一些线索推断出是奥巴马当选也即2009年之后。有一种说法，将黑人总统上台这一年作为美国进入后种族时代的标志，但也有人将节点放在1964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第二年，《民权法案》生效，种族隔离制度正式废除。

《背叛》即发生于这样一个后种族时代：黑人被白人从非洲贩卖至美洲大陆，并施以残酷奴役的奴隶制早已在一个多世纪以前，随着南北战争中北方废奴主义者的获胜而消亡，签署《解放奴隶宣言》的6月19日成为美国一年一度的庆祝日；所谓“隔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制度也已埋葬，在黑人获得自由身之后转而不允许黑人与白人共用餐馆、学校乃至医院的《吉姆·克劳法》宣告终结；黑人当上了总统，政治歧视再无法律支撑，政治正确成为主流，多元种族其乐融融的局面近在眼前。

在后种族时代，“美国不存在种族主义”，《背叛》的主人公Me就是这么认为的。Me的家族是“首批在洛杉矶西南安居的黑人家族之一”，这个成长于城中农场的年轻人住在洛杉矶南郊的贫民区，一个名叫“狄更斯”的小城。该地名纯属保罗·比第杜撰，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双城记》中那段话。在狄更斯城，这片可能既是最好又是最坏的地方，黑人、墨西哥人、亚裔、白人混杂而居；大街上不只有轿车和越野摩托车，还有满地走的鸡马牛羊；数不清的黑帮崛起又火并，暴力盛行。因此不难理解，狄更斯城会被洛杉矶视为“污点”，以至于要将其从地图上抹去，使其在纸面上不再存在。“狄更斯城的消失绝非事故。这是周边日渐富庶、拥有两车位车库的社区明目张胆的共谋使然，这会让他们的财产增值，血压下降。”

在时间顺序上，这便是故事的起点，但在叙事顺序上，小说开篇却是事件将入尾声时。为狄更斯消失而悲伤的人大有人在，但只有一个人试图为此自杀——Me的好邻居好伙伴、黑人小老头霍米尼，20世纪20—60年代风行于美国的系列儿童剧《小捣蛋》中唯一一名仍在世的演员。只看播映时间就能明白，这部剧充斥着种族主义，而霍米尼的作用正像美国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的白人扮黑脸秀一样，以丑化的黑人形象点缀剧情，娱乐大家；比如，他在剧中要演一只猴子。对于狄更斯的同胞来说，霍米尼是耻辱的象征，不断提醒他们身负镣铐的过去；但对霍米尼来说，他成为童星的光彩时刻正是托了那个种族主义世界的福，如今一些人特意来到狄更斯也是为了来看这个活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时代的遗产，一旦狄更斯消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背叛》特有的荒诞和黑色幽默已经显现。“正如字条上写的那样，霍米尼真的‘在后面’，一丝不挂，脖子吊在木制横梁上。”一天午后，Me在霍米尼家的门上发现一张“我在后面”的字条，随后看见这一幕。他将霍米尼救下来，抱起这个小老头任其哀声痛哭，并最终听见霍米尼叫自己“主人”。在奴隶制消失的一百多年后，在后种族时代，Me，一个黑人，竟拥有了一名黑人奴隶。更离谱的是，霍米尼如童年时投入《小捣蛋》表演那样，全心投入了“奴隶”的角色。他要求Me对其加以鞭打——这是历史上的白人奴隶主对偷懒、逃跑或盗窃的黑奴的惩罚手段之一，奴隶“戈登”（又名“鞭打的彼得”）的著名照片为我们保存了触目惊心的证据，鞭打留下的疤痕如同长进肉里的十字飞镖，纵横交错。

顺理成章，霍米尼要求主人Me把狄更斯找回来。“每到星期四，霍米尼会在倒水时有意无意地把水洒在我腿上，给我传递一个比较明显的信息，就像狗抓挠门那样，意思是，是时候搞点什么事情了。”在其催促下，这个计划倒真的启动了，不过不单是为了霍米尼，还因为Me刚刚死去的父亲。保罗·比第大学时读心理学，在《背叛》中，Me的父亲便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他是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约翰·华生的拥趸，效仿后者利用婴儿进行心理学试验的无情做法，拿儿子来做试验。“他没给我喂过饭，只是把不冷不热的食欲刺激放到我面前。我没有受到过体罚，只因为无条件反射而弄得满身伤痛。我没有得到过爱，而是在一种经过精确计算的亲密环境中被养大。”他为将儿子训练成右脑发达的左撇子，从一岁到四岁都把儿子的右手绑在背后；为测试黑人社区是否乐于助人，他装作陌生人当街抢劫并暴打了自己的亲生子；他常常提问一些极为精确的问题，如“在23000名报考纽约最精英的公立高中史岱文森高中的八年级学生中，有多少名非裔美国人的分数达到了录取线?”答不上来就要捱一顿电击。

父亲魔鬼般的训练和教养，统统指向一件事：他要让儿子记住种族历史，认清种族现实；尽管方式如此古怪。父亲教给儿子，历史不是书本，无法轻易被装作已经结束、翻篇。漫长的种族隔离使非裔美国人背上重负，他们在就业、教育、选举、住房等各个方面久久承受隐形的天花板的压制。正如《背叛》中所说：“像玛耳珀萨这样的黑人蓝领把工作带回家做并不是什么非比寻常的事儿。不管你的收入水平如何，要做到白人的两倍好、中国人的一半好、你入职前主管雇用的上一个黑人的四倍好，这句老话现在依然是金科玉律。”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罗斯坦在《法律的颜色：一段被遗忘的美国政府种族隔离史》中就指出，即便1964年之后解除隔离，但因隔离而导致无法获得合理就业及良好住房的黑人父辈，其经济地位将在子孙后辈身上重现和循环，收入被抑制的情形会一代代持续。当黑人得以进入白人的劳动力市场，房价已经高企，住郊区独栋房屋的白人的财富翻倍积累，但对黑人来说，内城社区（多数沦为贫民窟）之外的住房已不再是这些新晋的工人阶层或下层中产阶层所能负担。就业方面，到了隔离制度废除的20世纪下半叶，工业社会已发展成熟，在渐趋稳固的全国收入分配体系中实现阶层跃升不再是易事，“社会地位具有黏性”，代际的递进影响打破了“勤奋再加一点运气即可摆脱阶层出身”的前一世代美梦。

而认清种族现实，则意味着看到后种族时代中潜行的种族主义。Me，这个说出“美国不存在种族主义”的儿子，最终在父亲的死面前遭遇当头棒喝。出版于2015年的《背叛》之所以能与“我不能呼吸”和“黑命贵”的2020年遥相呼应，盖因美国黑人遭受的警察暴力自始至终从未停息，年复一年。在小说中，Me的父亲因莫名的原因便被警察开枪射死，横尸街头，警察也不想给什么说法，只说这是“意外”。此时的Me仿佛听见父亲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事儿都能发生在世上最聪明的黑人身上，想想你这笨蛋会遭遇什么。不要以为种族主义已经消亡了，他们就不会随便朝眼前的黑人开枪了。”

他把父亲葬在了后院，迷茫随之而来。这种迷茫与身份有关。“我是我父亲的孩子，一个我生长环境的产物，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狄更斯城就是我。我就是我父亲。问题在于，他们都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先是我老爸，然后是我的家乡。忽然之间，我不知道我是谁了。”似乎只有找回狄更斯，才能让他再次知道自己是谁。于是，和霍米尼一起，他开动狂妄的大计，公然重启种族隔离，因为，“种族隔离制度曾经把南非黑人联合起来，它怎能不对狄更斯起到同样的作用呢？”

随着计划的开展，一些同胞表示欢迎，“种族隔离的幽灵让狄更斯成凝聚起来了”，另一些人则激烈抗议，斥骂Me是个“叛徒”：“某人以为现在还是 20 世纪 50 年代，想把种族隔离那一套再次引入美国社会。这个某人不就是你吗，是不是，叛徒?”离奇种种，吊诡种种，这一狄更斯找回计划如火如荼之时却遭遇叵测，径直将Me送上法庭接受审判，而小说开篇就在这里。第一页，这个大学毕业只能回到洛杉矶城中农场务农的年轻男孩，在最高法院吞云吐雾，面对读者发出长篇演讲（长篇议论也是小说的特征之一），第一句话就是，“很难相信吧，身为黑人，我从未偷过东西”。

讽刺的基调自初始就奠定。但同样很难相信的是，《背叛》真如一众媒体和批评家所言，是一部“讽刺小说”。它与现实过于一一对应，令人不知是在阅读架空，还是在直面别人不敢说出的事实。评论者将其与乔纳森·斯威夫特及马克·吐温相提并论，为保罗·比第的幽默才能拓上大师之印。然而，细看来，《背叛》并无《格列佛游记》中那种奇崛的想象，也无马克·吐温常用的那些夸张变形手法。《格列佛游记》讲到一群人因鞋跟高矮分成高跟派与低跟派，争权夺势；另一群人因剥鸡蛋应从哪一端开始而分成大端派和小端派，甚而暴动、杀戮。耳熟能详的《竞选州长》中，虚构的竞选闹剧以一群假冒的孩子上台认爸爸告终。但在《背叛》中，他不夸张现实也不夸张人物，《背叛》的笑料就是现实本身。他嘲弄美国五角大楼“除了启动一场战争之外，完全无事可做”，嘲弄林肯所拯救的联邦“现在成了一个功能失调、富豪掌控的国家”，嘲弄好莱坞编剧只不过在做“机械式的劳动”，嘲弄学校教育一直在实施隔离，只不过不是按种族，而是“按照测验分数”。

保罗·比第曾说过，他写作是为了给自己的经验创造一个盛放的空间，为了说出自己看见的、经历的。小说中的洛杉矶正是现实中的洛杉矶，那里有众多人为的地理区隔将居住条件、居住者分成各种档次，有令整座城市分裂如巴尔干的黑帮派系，有城中遍布农场这种加州农业的奇异形态，深深刻进少年比第的脑海中。狄更斯城则以洛杉矶的康普顿为原型，这个城市如今在国内更以电影《冲出康普顿》闻名。这部传记片回放了西海岸说唱团体N.W.A.的起起落落，也展现了康普顿在种族隔离结束之后面临的时代困境。它被迫咽下历史和制度的恶果，贫穷蔓延、延续，在阶层上升无望中，犯罪与暴力滋生。读《背叛》时可以感到，狄更斯城正是康普顿的复制。小说里，Me有个校长朋友，她全力支持Me的种族隔离计划；保罗·比第真有个这么个在康普顿做校长的朋友，而比第的姐姐也在康普顿教书。

所以，科伦·麦凯恩那句忠告，“不要从某些人所谓的‘真人真事’中取材”，在这里完全不适用——《背叛》不少细节来自亲朋好友对比第的讲述。在莫利纳校长的校园里，黑人学生叫拉美裔学生“白人”，穷孩子们从邻居那儿买未经巴氏杀菌的现挤牛奶，带着去上学，这都是比第的校长朋友和姐姐讲给他的故事。他愣是天衣无缝地把这些真人真事织进了狂野的叙事。在保罗·比第的一番嘲弄与讥笑之后，读者往往笑过了又感到害怕，因为恍然大悟这并非夸张手法的讽刺，而是对事实的清楚提炼；他只是换了种方式说了出来。真实，具有令人恐惧的力量。它照亮了人们想要视而不见的黑暗，照亮了我们作为幸运者与咫尺之遥的不幸者之间脆弱的边界，照亮了幸运者因此具有的，如比第后来所言，某种罪恶。

真实，也意味着不是非黑即白。《背叛》虽以种族话题切入，但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故事。在比第笔下，奴役、凌驾、歧视并不是简单化的白加黑（而当今世上充满了这样的简单化），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不单以肤色为参照系，可能发生在任何坐标轴上，例如人类历史上的历次大屠杀，又比如小说中所述的洛杉矶住宅贫富差距（通过路牌的颜色、周边植物就可判断），或者好莱坞，“在好莱坞，经理人和主人是一个意思”。《背叛》映现了美国种族大熔炉如今更加幽深的一面：除了黑人与白人，还有拉美裔、亚裔等也许更加边缘的群体，而性别身份则会与之叠加，形成更为复杂和隐晦的场域。小说中，黑人与墨西哥人日渐紧张、不相往来，同时却和白人享有了一个奇妙的共同话题，“墨西哥人太多了”；以及关联政治与经济地位的身份标签：“你确定亚裔挣的比基佬还多？因为我听说基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赚到钞票。”“对，亚裔男性挣的是比同性恋多，但是别忘了，他们没有什么权力。”

保罗·比第要呈现的是世界的灰色地带。但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说，关照这些暗部的《背叛》完全不灰暗——在我们被比第以神来之笔书写的连篇的笑料、叠上叠的笑点逗乐之后，陷入思考和惊惧之前。比起乔纳森·斯威夫特和马克·吐温，也许保罗·比第更接近冯内古特和约瑟夫·海勒。比第不止一次在采访中提及这两位作家对自己的影响。他在十二三岁时初读《第22条军规》，当时的感受大概可用《背叛》中的一句话表述：“能让我放下《第22条军规》的，一定是特别搞笑的。”他完美承袭了他们那种荒谬之笑的黑色幽默，看似插科打诨、毫无正经，却逻辑严密地道出了社会的荒诞。而另一方面，《背叛》是极为耀眼的语言流。

跟领奖时的拘谨恰恰相反，保罗·比第在写作中俨然爆裂鼓手，气势磅薄，火力全开。词与词、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层层堆塔，形成语言的伊瓜苏瀑布，阵势浩然。他以Me之口发出的犀利的议论、幽默的挑动、毒辣的讥讽，规模巨大又绝无冗余之感，正是詹姆斯·鲍德温所推崇的“干净”（鲍德温应是比第的文学偶像，如果《背叛》泄漏的是实情的话：对最爱的女人，“即使要我承诺送给她鲍德温《乔瓦尼的房间》的第一版，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在这种笑料密度的喜剧之中，还有着博学的智慧——心理学、历史、法律一直到当代的流行文化（嘻哈、音乐、篮球），他都能信手拈来，凌波微步似的调侃一番。如猛虎般扑倒读者的，不只是字里行间喷薄的笑声，还有那种“野蛮的机智”。

比第喜欢的脱口秀演员、另一位喜剧天才戴夫 · 查普尔，在一次表演时说自己有个鱼缸，里面全是他一有灵感就随手记下来的小纸片，每逢他要构思笑话，就从里面随机捏一张出来。比第也有同样的记小纸条的习惯，只不过他的器皿不是鱼缸。他坦陈《背叛》不是一本一蹴而就的很容易写的书，当初写完开头四五十页之后，他仍未找到那份决然向前推进的自信。用了五年时间，《背叛》才成为现在的样子：它不是那种适合地铁通勤，有一搭没一搭地阅读的书，它诱惑着我们不得不一口气读完。

面对种族的历史和现实，《背叛》借主人公之口说出“沉默意味着抗议或同意，但更多的时候，它意味着恐惧。”这句话恰与今年国际布克奖长名单中的玛丽·卢卡斯·里内维尔德形成隐约的对照，里内维尔德说的是，“黑暗之中总有光明，就如在恐惧中总是有幽默一样”。保罗比第的幽默来源复杂，恐惧、愤怒、失望、沮丧，也许是其一，也许兼有。但黑暗之中是否总有光明？一如既往，保罗比第并不打算给出答案。他只大胆说出别人不敢看也不敢说的晦涩的现实，剩下的交给读者——交给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