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聂琳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0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了这一新发展格局。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双循环的理解要避免几个误区。一是把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分割开来，二是把需求侧战略和供给侧改革进行分割和对立，三是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一种简单的战术，而不是将其作为完成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战略，四是将宏观的大循环理解成局部的循环，五是把双循环这样一个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发展目标所确定的战略任务，简单理解成应对新冠疫情的一时之需。

对于“十四五”规划中基本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刘元春称，这意味着，要适应目前全球化所发生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环境，我国需要率先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比如进一步降低关税和消除补贴等非贸易壁垒，主动利用我们的超大市场规模来作一些新的文章，使中国成为新的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中心，以使我们开放的层级和深度得到全面提升。 

针对“十四五”期间的居民收入问题，刘元春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是我们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实现全面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必须要进行一场深层次、较艰苦的收入分配改革。他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必须在初次分配上加大居民利用各种要素提高其工资性所得和要素所得，从而使得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进一步扩大。此外，要加强再分配的统筹性，要改变再分配目前不仅没有削减不平等反而成为加剧不平等的因素的情况，要加大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福利的全国统筹力度。

以下是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的访谈内容

界面新闻：对于构建“双循环”，有学者指出，它的重点是扩大内需，也有学者说是供给侧改革，请问对此您怎么理解？ 

刘元春：“双循环”不能简单地将一些内容割裂。“双循环”的战略关键是核心和关键技术的突破，是技术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产业链基础现代化，以及供应链升级和高级化首先要有技术创新。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4号讲话里面说的很明确，即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是“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战略关键。

“双循环”的第二个重点是必须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扩大内需是“双循环”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基点。“双循环”提出的很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加速演变期，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动荡性在加剧，导致外需这一大经济驱动力大大削弱，中国因此必须以内需作为着力点。可以说，扩大内需是根据目前形势下外需下滑、总体需求不足这种状况提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抛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如此，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8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明确指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这一点没有变，提高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使得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引领供给。因此，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均衡，从而使得国民经济循环更加畅通，内需和供给侧改革两者都不可或缺。

在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时，要切忌几个错误的理解。第一是把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分割，第二是把需求侧战略和供给侧改革分割、对立，第三是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一种简单的战术，而不是将其作为完成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战略，第四是将宏观的大循环理解成局部的、某个地区、某个省、某个县的一种循环，第五是把“双循环”这样一个根据我们的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发展目标所确定的战略任务，简单理解成应对新冠疫情一时之需。

界面新闻：五中全会公报在提到国内大循环时，前面加了两个字“畅通”。那就说明现在国内有地方是不畅通的吗？您认为有哪些地方是不畅通并严重威胁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刘元春：在生产环节，一些企业制度体系、生产要素的定价体系还存在很多缺点。在流通环节，目前的物流成本过高，“雁过拔毛”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在分配环节，很多要素分配还不完备。更重要的是分配的两极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很严重。在消费环节，很多高端消费外流、消费体系不完善、消费供给不全面、中产阶级比重依然很小、很多服务性消费得不到供给，这些都是我们经济内部的断点和堵点。

总结来讲，这些断点和堵点主要有，第一，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潜能没有充分发挥，第二，供需的适配性不高，第三，内生动力、增长的新动能没有完全展现。

这些方面都需要我们利用全面的改革，特别是一些基础性、关键性的改革全面展开。这些断点、堵点主要集中在政府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要素市场改革没有到位，从而导致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大市场。

界面新闻：过去十年，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从30%以上下降到约17%，2019年进出口只推动了11%的总量经济增长。这是不是能说明双循环中，内需是主要的，外需是次要的？ 

刘元春：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是以开放促进改革，以国际市场来促进国内市场发展，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来促进投资、开放内需，但这种状况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已经显示出很多弊病，因此，我们从“十二五”开始就在进行战略调整，从“外需-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到“内需-消费”以及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上来。

这些战略调整和改革在过去10年取得了成果。比如，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从30%以上下降到约17%，贸易依存度从60%多降到30%左右，外资占GDP的比重从6%降到现在的1%，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从原来的40%多降到现在20%左右。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以“内”为主的格局开始形成。所以说，“双循环”这一战略实际上有其实践基础和政策基础，眼下提出来只是我们过去10多年的一些政策和战略的深化和全面提升，并不是空穴来风。

界面新闻：十八大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九大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连续两次，创新被放在核心位置，创新在双循环战略中无疑是重要的。那么真正要做到创新，需要对体制机制做哪些改革？ 

刘元春：首要的是构建国家创新体系。良性的创新首先要保证基础扎实，要进行全面布局，我们国家目前每年的研发费用已经超过3000多亿美元，已经接近美国的80%，但是我们在基础研究上的费用占比不到5%，美国能占到16-17%。而如果基础研究搞不好，就不能够在基础理论、基础产业上真正做到突破。

创新的第二点是要彰显我们的制度优势，在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领域打攻坚战，在一些短板、卡脖子问题上有关键性突破，构建出一种国家体系。 

第三点是利用我们的大市场，形成技术商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有效体系，包括为创新提供一些孵化制度，以及在财政税收方面给予充分引导。对此，国家已经进行了很多布局，比如国家实验室、基础研究平台、科研评定体系，以及政产学研用一体化，鼓励企业进行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融合。

界面新闻：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里多次提到“高水平”这三个字。比如，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什么算是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什么又是“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刘元春：“高水平”一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开放模式和开放的途径而言，二是相对于下一轮开放的新趋势而言。高水平开放体系下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从传统的、市场准入式的开放，全面过渡到制度型开放，也就是要从制度体系、营商环境上打造制度与环境的一种氛围。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内循环强化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使我们新的合作平台、新的竞争力展现出来，从而使我们的高水平开放不仅仅体现在商品的规模，同时体现在商品的质量和价值含量，以及在国际市场的定价能力上。

此外，也要适应目前全球化所发生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环境，要率先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比如进一步降低关税和消除补贴等非贸易壁垒，主动利用我们的超大市场规模来作一些新的文章，使中国成为新的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中心，以使我们开放的层级和开放深度得到全面提升。 

界面新闻：五中全会公报提到，“十四五”时期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请问您对收入分配有什么建议？

刘元春：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对2035年的规划要求，到2035年，我们的中等收入收入人群要有所扩大，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要比现在有所提高，要切实推进共同富裕，这就意味着未来必须要在收入改革上破题。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在初次分配上加大居民利用各种要素提高其工资性所得和要素所得，从而使得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进一步扩大。

第二个很重要就是再分配，要改变再分配目前不仅没有削减不平等，反而成为加剧不平等的因素，就必须要加强再分配的统筹性，要加大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福利的全国统筹力度。同时，在所得税、财产税方面要有全面的、新的改革。因为现在收入所得税基本上是针对中产阶级进行征税，其他两端基本上不征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不够征税，而高收入阶层基本上会进行收入转移、偷税漏税，结果导致对中产阶级的挤压比较厉害。

此外，要加大居民财产收入的比重，使得居民也能够充分享受到资产增值所带来的红利。这些方面，十九届五中全会进行了很多布局，但一定要看到收入分配改革是我们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实现全面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必须要做的一场深层次、较艰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