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领域长期由男性主导，出生于1593年的意大利画家阿特米谢·简特内斯基则是第一位在其中取得成功的女性。她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于女性的描绘。在同时代男性画家的笔下，女性往往是被迫受难或犹豫不决的形象，而阿特米谢笔下的女性不仅可以自我保护，甚至能够计划并乐于实施暴力。

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也曾画过《圣经》中朱迪斯斩杀赫罗弗尼斯的场景，他把斩首时的朱迪斯描绘得有些不安，甚至是畏惧。

但在阿特米谢所作的《朱迪斯斩杀赫罗弗尼斯》中，她描绘了朱迪斯坚定地屠杀这位亚述将军的场景。画面上另一位女性同谋将赫罗弗尼斯按倒在地，协助朱迪斯完成了这一残暴之举。

在新书《作为战犯的女性：性别、力量与正义 》（Women as War Criminals: Gender, Agency, and Justice）中，我们（指原文作者Jessica Trisko Darden与Izabela Steflja）选择了阿特米谢笔下的朱迪斯作为封面，因为这幅画作表明，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能力实施暴力，甚至可能煽动种族灭绝行为。

然而，在阿特米谢画出朱迪斯的四个世纪之后，刻板的性别观念，以及所有女性都是和平而无辜的这种老旧印象，还是会让人们认为女性完全不应该受到责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女性在某一方面被视作能力不足——即便是涉及可怖暴行的方面，这样的看法也会延伸到其他领域。

女战犯逍遥法外

国际法庭、军事审判以及各国刑事司法系统往往会忽视或淡化妇女的暴力行为。

纽伦堡审判是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的一系列审判，以此为例，许多女纳粹虽然也参与了大屠杀，但因为检察官将重点放在了纳粹高层领导人身上，而没有去调查那些通常由女性担任的职位，比如秘书和办事员，她们也由此逃脱了审判和惩罚。几十年后的联合国国际法庭在调查九十年代发生在卢旺达和南斯拉夫的暴行时，每次也只有一位女性受审。

尽管女性参与了暴力，却一直被国际法庭忽视，因为她们很少能坐到指挥者的位置上。然而，卢旺达惨案中的女性不但拒绝向难民提供食物，还向清洗小队举报他们的藏匿地点，甚至参与谋杀图西族的成人与儿童。前南斯拉夫各地的军事部队中服役女性有数千名，其中有些人就参与了种族清洗，包括私自处决受害者和用刑。

这样的双重标准到了21世纪依然存在。国际刑事法院20年历史上唯一一名被起诉的女性是科特迪瓦前第一夫人西蒙娜·巴博。

西蒙娜·巴博因在丈夫2011年大选失利后的暴力事件中发挥了作用，2012年，她以四条危害人类罪、性暴力罪和迫害罪被起诉。2015年，科特迪瓦的一家法院宣判西蒙娜·巴博犯有破坏国家安全罪，并被判处20年监禁。后来，她的危害人类罪被宣布不成立，并于2018年获得总统赦免，最终并没有真的被带到国际刑事法庭。

逃避责任的策略

有些女性在被告上法庭时会采取性别策略来争取有利待遇。比如，有的人会声称是出于男性的指使。波黑塞族共和国前联合总统比利亚那·普拉夫希奇尽管政治地位已经如此之高，但她在受审时仍然辩称自己是被同级男性领导人操控的。

不那么知名的女性也使用了类似的辩术。美国人萨曼莎·艾尔哈萨尼因协助伊斯兰国并与其同谋而被判处了6年半的监禁，她的丈夫在为伊斯兰国作战时被打死，她声称是丈夫虐待她将她引入歧途，由此获得了减刑。

同样地，琳迪·英格兰因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拍摄的那组著名的虐待战俘照片被美军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判处三年监禁，而她的辩护团队则主张她只是听从了操控欲极强的男友的指挥。

还有研究表明，如果女性选择认罪或表现出悔意，则更有可能获得减轻指控和减刑，尤其是当她们的行为与反抗的男性被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举例来说，普拉夫希奇认了一条政治、种族和宗教迫害罪的罪名，检方便放弃了其余的八项指控，其中就包括种族灭绝罪。相比之下，与普拉夫希奇共同担任联合总统的拉多万·卡拉季奇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于是被判处有期徒刑40年，经上诉后加刑为终身监禁。

弥合差异

刑事司法改革的倡导者认为，世界各国都将受益于较轻的刑罚和惩罚性较小的刑事司法系统，尤其是美国社会。因此，正义并不意味着对女性判处更严厉的刑罚，而是意味着减少男女待遇上的差异。

女性不但可以是受压迫者，也可以压迫别人，这个现实目前仍未得到充分理解。然而在400年前，阿特米谢就已经巧妙地将女性描绘称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了。她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她曾对一位顾客说过：“我会让你知道女人能做什么。”

几百年后，她的话还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虽然阿特米谢在她的时代很受欢迎，但艺术史学家往往会忽略她的贡献。但现在不会了。今年冬天，位于伦敦的英国国家美术馆终于为这位巴洛克大师举办了一次全面的展览。

她的作品告诉我们，女性力量是一把双刃剑：女性不仅能够取得成就，而且也能够堕落。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