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朝日新闻》报道，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去世，享年90岁。傅高义是美国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东亚研究专家，在哈佛享有“中国先生”的称号，并被认为是美国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

他著有多部关于日本、中国和亚洲研究的社会学著作，1963年发表《日本新中产阶级》，奠定了此后日本研究的基石。1979年发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在西方和日本畅销多年，对学界和政商界产生重要影响。2000年出版《日本还是第一吗》，回应《日本第一》来自美国、日本及东亚社会和学界的反响，包括致敬和质疑。此后陆续出版《中日美关系的黄金时代》（2002）、《邓小平时代》(2011)、《朴正熙时代》（2011）和《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2019）。2013年，傅高义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2014年获福冈亚洲文化奖。

2017年11月5日，傅高义曾接受华东师范大学邀请，在大夏论坛以“中日关系与东亚的未来”为题发表演讲。基于自己对中日两国的多年研究，傅高义论述了中日双边及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历史发展，并分析了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界面文化亦到场聆听了本次演讲，并撰写《哈佛教授傅高义：中日关系好 对中国全球影响力有好处》一文。今日旧文重发，以缅怀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57年，哈佛大学人类学家佛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告诫傅高义：“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当时的傅高义刚刚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立志以研究美国社会为业。然而导师的这一句话，成为了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次年，为了扩大自己的家庭与心理健康研究的民族志背景，傅高义偕当时的妻子苏珊娜（Suzanne Hall Vogel）和刚满一岁的儿子远赴东京，无意间开启了东亚研究的大门。

从1958年研究日本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傅高义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社会学著作——从1963年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到1969年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再到1979年《日本第一》、《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89年）和《日本还是第一吗？》（2000年）、《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2002年）、《邓小平时代》（2011年），等等。他在哈佛获得了“中国先生”的称号，并被认为是美国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

11月5日，傅高义曾接受华东师范大学邀请，在大夏论坛以“中日关系与东亚的未来”为题发表演讲。基于自己对中日两国的多年研究，傅高义论述了中日双边及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历史发展，并分析了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他认为，目前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好时机，而良性的中日关系，不仅有益于维护地区稳定，也能够帮助中国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

这位哈佛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表示，自己的研究领域本不是国际关系，但随着自己年岁增长，与中日两国的朋友交往愈密，“帮助两个国家提高相互理解”成了他的一大心愿。“如今我感到这是我的责任去了解问题的症结，希望能够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

1978年与1992年：中日关系的两个关键节点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赴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换文仪式，并首次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访日期间，邓小平除了参加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还会见了日本裕仁天皇。邓小平与天皇的历史性握手，对于发展中日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同福田赳夫首相的会谈中，邓小平明确表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国的长期对日外交方针，而绝非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在会见日本经济界人士时，邓小平表达了中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坚定决心，并强调指出，中国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将努力学习和借鉴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先进经验，借助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资金，以加快中国的建设步伐。

那是一次成功且收获重大的出访。在亲眼见证了日本社会的物质繁荣后，邓小平更加坚定了向日本学习的决心：他乘坐了彼时国内仍不存在的新干线，中国人研发高铁的心愿就此扎根；他参观了新日铁君津制铁所，对陪同的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和社长斋藤英四郎说：“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从新日铁引进成套设备，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于同年年底成立；他还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与此同时，邓小平意识到中日友好关系的建立不仅需要有经济基础，也需要有文化基础。因此，从1980年代开始，许多日本影视作品引进中国。傅高义记得，他于80年代来中国时，曾看过一部电影，讲的是日本人和中国人谈恋爱——一个巧妙的关于两国关系的隐喻。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能够增进中日关系，并以此为契机发展中国经济，是因为他具有做出这一决定的政治基础：“这和尼克松总统能够访华的道理是一样的，他能那么做是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的名声在外，这样他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就会容易一些，因为外界不会认为他对中国的立场过于软弱。与之同理，邓小平参加过抗日战争，他提出要改善中日关系的阻力就会小得多。谁能说他不爱国呢？”

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新年伊始，日本副首相渡边美智雄就于1月3日起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8月25日，宫泽喜一内阁开会做出同意天皇访华的决定。10月23日至28日，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在中日交往的漫长历史中，这是唯一一位出访他国的天皇，那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整个80年代的友好关系为之打下了基础。”傅高义说。

然而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在中日关系的平稳水池中投下了一颗石子，涟漪逐渐蔓延开来。1979年中国与苏联的边境冲突，促使中国与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改善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的主流舆论也认为应当支持中国的发展。但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

傅高义指出，中国担心重蹈苏联的覆辙，其应对之策就是加强民族主义宣传。但因为中国社会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抛弃了阶级斗争叙事，爱国主义成为了新的团结人民的手段。1994年，正式政策文件《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出台，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贯彻了整个1990年代并延续至今。

爱国主义教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观感。

中国的经济崛起打破了中日之间的权力平衡。“随着中国变得强大，中国人的自信也开始增长。自从1895年开始，日本一直占上风，中国直到1990年代都屈居人下。如今中国强大了，人们开始有自信，认为中国可以对日本更加强硬。然而在另外一方面，日本自古以来都有一种特殊的骄傲，不愿向中国俯首称臣，而是希望拥有一种平等的关系。……即使是在1980年代，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虽然感谢日本在改革开放时给予中国的帮助，但心理上他们是不舒服的，是不容易接受日本比中国更先进的。到了1990年代，一些中国人开始感觉中国要超越日本了。”

“现在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好时机”

近年来，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的数量屡创新高。随着日本签证政策的进一步放宽，中国人前往日本旅游的人数将再次攀升。民间交流如火如荼，但在傅高义看来，中日关系僵局的症结是两国高层领导人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日本国内政治局势数次变幻，也让日本当局无法妥善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无论是2010年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钓鱼岛相撞事件，还是2012年日本政府宣称将“国有化”钓鱼岛，都说明了日本政府在中日关系上的进退失据。

另一方面，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进一步阻碍了双方交流。

在回答现场观众的问题时，傅高义感叹说，中日两国不幸错过了处理历史问题的最佳时机，“从1945年到1972年，中日两国没有多少来往，然而解决历史问题的最好时机，正是二战后，可惜两国错过了机会。许多日本人意识到了二战时发生的许多错事，但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日本国内有那么多批评日本二战行径的书出版。”

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傅高义表示，要想改善关系，需要具备一个坚实的基础，即两国都有被本国国民认为是忠诚爱国的领导人、国内社会稳定，而目前两国已具备了这一条件。

傅高义认为，随着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在国际舞台上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若是能够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巩固其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日本方面也开始意识到，改善中日关系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应该避免与中国交恶的危险。“我想两国领导人的觉悟在提高，会理解这一点。”

“很多人误解了《日本第一》，以为我说日本会成为经济第一的国家”

在谈到今年（指本文刊发时的2017年）在中国出版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时，傅高义笑道，他曾问过出版社，为何时隔半个世纪才将此书引进中国，出版社的编辑告诉他，这是因为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迈入中产，他们希望能够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获得某种参考。然而他认为，和日本相比，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明显、人群具有高度多样性，这让中国面临着比日本严峻得多的发展问题。

作为研究日本社会的权威专家，傅高义也与现场观众分享了他对日本社会的观察。傅高义表示，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他撰写《日本第一》是在说日本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身为一名社会学家，他的本意是证明日本在有些方面做得比美国要好，“比如说公共教育是比较平等的，有比较好的医疗制度，城市安定，公司对前途有长期发展的想法，这些社会结构是我的关注重点”。

傅高义认为，即使是在经历了1989年的市场泡沫破灭，经历了经济发展持续低迷之后，当下日本仍然具有许多上述特点。在谈到近日爆出的神户制钢造假丑闻时，傅高义说：“现在日本公司做了错事，中国非常关注这些问题，但如果你把日本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制造的质量仍然比较高，社会仍然比较稳定，腐败问题仍然比其他国家小。”

在2016年出版的中文版《日本第一》的新版序言中，他这样写道：

“在我童年时，我有一位老师向我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的故事。老师说：‘这个人是那么聪明，他可以向任何他人学习。’现在，我的一些中国朋友感到，从规模上讲，中国经济已超日本，所以中国也就不再还有什么要向日本学习的了。一些美国人也这么看。但我相信我的老师是对的，每个国家都能从其他许多国家学到许多东西。我相信邓小平绝对正确：他呼吁中国不要跟随任何一种模式，而应研究整个世界发展，考虑中国可以尝试哪些，之后进行实验并改造那些对中国国情最为适用者。”

这是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给予中国的最为恳切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