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正经历富裕国家中最严重的COVID-19感染率之时，美国人可以从南非吸取一些教训。由于几届不同政府的诸多失误和错误，南非在艾滋病毒（HIV）/艾滋病（AIDS）疫情期间的情况也最为糟糕。

我研究和教授南非作家——如Phaswane Mpe和Sindiwe Magona——的作品，他们书写了一个国家因沉浸在对病毒的否认主义中而酿成悲剧性影响的文章，其阴影至今仍在。

2019年，有770万南非人感染艾滋病毒，15-49岁的成年人中艾滋病毒流行率竟高达20%。一项历时多年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更加令人警醒的事实：在1997-2010年期间，多达280万南非人死于与艾滋病毒/艾滋病有关的原因——平均每年超过20万人死亡。

这些数字曾经让美国人难以理解——直到2020年，美国有30多万人死于新冠病毒之时。一个精细校准的公共健康计划缺失时将导致什么后果，答案已经如此痛苦地显现。

当然，HIV和COVID-19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病毒。艾滋病毒通过体液交换传播，并被污名化；COVID-19是通过人类呼吸中的小飞沫传播的，与任何羞耻感无涉。另一方面，由于新冠病毒是通过偶然接触而非亲密交流传播，它就更容易散布。对艾滋病来说，人们首先要仔细考虑该和谁发生亲密关系；但对COVID-19而言，你需要担心在6英尺内接近自己的任何人——爱人、家人、邻居甚或陌生人。

尽管病毒之间存在这些差异，但悲剧的是，有一个因素以相似的方式发挥作用：忽视和误导。

顶层的失败

在处理艾滋病危机时，南非很快因其领导人的无能而声名狼藉。该病毒于1982年首次出现在南非，那是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12年前。当时，总理PW·波塔领导的政府在南非国内正陷于动荡之中。政府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最初似乎只影响边缘群体的疾病——男同性恋者、妓女、吸毒者，最后是黑人民众。

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宣誓就任这个新独立的多种族民主国家的首任领导人。在他治下，政府更加重视病毒了，例如新宪法就包含了防止艾滋病歧视的条款。但事实证明，南非领导人在刚刚开始建立一个协调一致的政府基础设施时，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疫情依然准备不足。因此，成人艾滋病毒感染率在曼德拉上任时为8%，而5年后他任期结束时上升到20%。

塔博·姆贝基理应对南非的艾滋病灾难负最大责任，他于1999年接替了纳尔逊·曼德拉，任职至2008年。姆贝基利用他盛气凌人的讲话煽动有关艾滋病毒的错误信息，从坚称艾滋病毒不是艾滋病的病因，到声称艾滋病是新殖民主义阴谋的一部分，其目的是继续剥削非洲并压迫非洲人民。

姆贝基和他的支持者之所以持怀疑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对西方国家的合理怀疑和怨恨，西方国家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干涉非洲人的生活。然而，这意味着基于生物医学研究的关于艾滋病毒的建议，可能被当作旨在促使非洲对西方医学产生依赖的指令，而不予考虑。

例如，在研制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时，姆贝基的卫生部长曼托查巴拉拉-姆西曼敦促艾滋病毒感染者继续服用传统药物，并食用柠檬、大蒜、甜菜根和橄榄油等食物。在她看来，那些新药是为西方人量身定做的。

公众的微笑，个人的悲剧

即使当南非人发现他们每个月都要参加好几个葬礼时，由于对艾滋病的普遍忽视，否认主义还在继续深入。

南非作家辛迪维·马戈纳在她2008年出版的小说《美人的礼物》（Beauty’s Gift）的序言中描述了这种令人不安的氛围。她在书中写道，1988年她从美国得知疫情肆虐南非的消息后，第一次回到祖国。

“正如我们听到，或者在知名杂志和报纸上读到的那样，不亚于种族灭绝的悲剧正在南非发生。所以，当这回我最后一次回家时，我准备好了目睹我所感受到的恐惧信号——在人们脸上看到它们。当然，在我为这次旅行做准备的时候，我想，这样一场灾难必然会让南非的每个人披上丧服，愁容满面，从此再无欢乐。”

但她遭遇了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场景：

“人们咧开的笑脸、放肆的笑声和大规模的狂欢，仿佛来自另一个国家。我的意识拒绝把眼前的景象和我所预想的恐怖，从报道中得到的恐怖相提并论。一个垂死的人怎么能如此快乐？”

接着，她描述了人们私下愿意分享的东西和官方公开对待这种疾病的态度之间的巨大差异。

南非悲惨的艾滋病历史，对美国人来说可能熟悉得令人不安。显然，唐纳德·特朗普就有各种否认主义的表现：他声称，COVID-19不会在美国传播，如果真的流行起来，它也会奇迹般地消失；封城比病毒本身的威胁更大；氢氯喹是治疗住院病人的万灵药；99%的病例是“完全没有危险的”；2020年大选一结束，病毒就会消失……

这些危险的论断得到了阴谋论者和政府官员的附和，这种错误信息的后果很容易在部分人群中观察到，他们忽视社交距离准则，认为戴口罩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威胁。

一个国家能清醒过来吗？

南非和美国之间的对比——尽管可能令人沮丧——但确实带来了一些希望。

在姆贝基继任者雅各布·祖马任职的九年里，南非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亲自监督了一个大规模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项目，使多达71%的成年人和47%的儿童可以获得治疗。

在今天的南非，否认主义几乎绝迹。事实上，人们对过去发生在艾滋病上的事情感到非常不安，姆贝基现在正在驳斥他曾经说过的艾滋病毒不会导致艾滋病的说法。

但南非的故事也带来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实：从否认主义中恢复过来需要时间。对美国来说，每天有超过3000人死亡，已经腾不出多少时间了。最近FDA批准了两种有效的疫苗，黑暗隧道的尽头终于有了一线光明。但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艰巨挑战：向最需要疫苗的人分发疫苗的协调；给那些必须等待轮候的人灌输耐心；为那些警惕接种疫苗的人提供公共卫生信息。

由于政府发布的关于新冠病毒危险性的信息鱼龙混杂，公众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任充其量只是冷淡，这就一点不令人奇怪。美联社12月初的一项调查发现，大约50%的美国人要么不确定，要么说他们肯定不会接种疫苗。

不幸的是，从疫情中的复原将继续受到一些人的阻碍，他们在否认主义的魔咒下，拒绝面对病毒已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的现实。

本文作者Renee Schatteman是乔治亚州立大学后殖民和世界文学副教授。

（翻译：马元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