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旬，南达科他州的急诊室护士Jodi Doering在推特上发表了她照顾临终病人的经历。她说，许多人直到最后都还在否认COVID-19的存在。

他们最后的遗言是“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他们在……与家人视频通话的时间里也充满了愤怒与憎恨。

五个月前，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卫理公会医院，一名30岁的男子死于COVID-19。他留给护士的临终遗言是：

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以为这只是个恶作剧，但其实并不是。

医院的首席医疗官报告说，该患者是在一次聚会上被感染的，当时有其他疑似病例在场，他们都以为病毒是“假新闻”。

信任度因地而异

德克萨斯州的那次聚会毫无疑问是通过手机组织的，朋友们也是开着车去的。这两项技术的计算机存储和处理能力都比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时要强得多。然而讽刺的是，正是科技的最新进步帮助人们聚集起来，表达他们对科学建议的怀疑。

不过，不重视防疫科学建议和科学警告的并不仅仅是个人。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经常觉得政府对科学建议不够重视——瑞士科学期刊出版商Frontiers在5月和6月对25307名研究人员进行了调查，其中约一半的人抱持这一看法。

新西兰采纳了建议，而美国不听

这项调查就各国立法者是否参考了科学建议来制定国家防疫战略的问题询问了各国科学家。调查结果总的来说是五五分，一半的科学家认为本国政府考虑到了科学建议，另一半则相反。

不同国家的调查结果差异很大。在新西兰，近80%的科学家对政府重视科学建议的程度表示满意；而在美国，这个数字只有20%。

影响科学家态度的一个明显因素是，各地政客是否有诋毁专家的癖好。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几乎把所有他不同意的东西都当成“假新闻”。

在英国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脱欧有损英国经济。而著名的脱欧派、保守党政治家迈克尔·戈夫没有理会他们，反而说：“英国人民已经受够了专家说辞。”

近日在澳大利亚，独立智库格拉坦研究所发布了一份报告《熄火》（Flame Out），认为人类未来对天然气的需求有限。能源部长安格斯·泰勒的发言人驳斥了这个预测，称报告中关于制造业的结论并不能反映行业自身的观点。

如果可以倚靠工业，谁还需要仰仗专家呢？

社会越不平等，信任度越低

不过，也有其他一些不那么明显的因素也在影响着国家和政府对专家建议的重视程度。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该国的不平等程度。这张图将Frontiers的调查结果与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行了对比。不平等程度用标准的基尼系数来衡量，从0.0（每个人的收入都一样）到1.0（一个人拥有整个国家的全部收入）。

穿过小方块的线就是趋势线，它表明：平均而言，对科学的信任度随着不平等的增加而下降。不平等程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听从科学家意见的比例就会平均下降1.5个百分点。

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在2009年出版的《公平之怒》一书中的观察或许可以解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平等会影响你对周围人的看法……在不太平等的社会中，人们不太可能相互信任。

在不平等的国家中，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个“狗咬狗”的世界，“只管自己锅满，不管别人屋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认为，信任的崩塌正在摧毁美国。在他看来，反体制的倾向表现为憎恨政府，不愿意听从专家、权威和基础科学，也不愿意为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例如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

在世界范围内，应对新冠病毒的努力仍面临着重重阻碍，许多社区仍在争论病毒的严重性，甚至病毒是否存在。

澳大利亚对科学的信任度仍是相当高的。维多利亚州州长丹·安德鲁斯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发布限制措施时就说过，维多利亚人必须各尽其责，恪守专家建议，否则“每个人都会付出代价”。迄今为止，维多利亚州已经做到了，令人印象深刻；悉尼也是如此。信任是那么脆弱，而名为“不平等”的溶剂腐蚀性颇强。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