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近日播出的历史剧《大秦赋》因为剧情歪曲事实，且有为秦始皇“洗地”之嫌疑而遭到质疑。剧中一些歪曲事实的说法令观众颇感困惑，例如扫六合之前李斯和嬴政在粮仓前有这样一段对话——李斯称粮仓太满了，如果再不统一天下，谷子就要烂了。嬴政回应道：“六国之民，多有不能温饱，解天下庶民于倒悬，时不我待！”剧中处处显示秦始皇是为了天下百姓而灭六国，甚至出现了百姓赞美秦始皇统治的剧情。

实际上，这类美化秦始皇的影视作品并不鲜见。在2002年上映的张艺谋电影《英雄》里，秦始皇的残暴也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天下”。此类赞美强权的做法在很多观众那里难以得到认同。

焚书坑儒是为了“天下”吗？《秦汉文明：历史、艺术与物质文化》作者孙志新认为，统一的国家要有统一的思想纲领，限制人们获得经典文献的其他版本和注释，是为了掌握政治话语权。修筑长城是为了“天下”吗？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对此有着不同的解读，但他们都认为，为了人民修建长城，只是一套说辞，它最终是为了皇帝和背后的帝国而存在的。

为了百姓还是为了皇帝

1917年，卡夫卡写作了《万里长城建造时》，讲述了万里长城这个工程，他先是提出“众所周知，长城之建造意在防御北方民族”，与《大秦赋》电视剧中宣扬的秦始皇初衷是为保护人民如出一辙。接着，他又通过人物之口，缓缓道出：“之所以要修筑一道长城，是为了保护皇帝，因为皇宫前常聚集着一帮不信神的民众——内中也包括魔鬼——他们向皇帝放黑箭。”所以实际上，卡夫卡相信，为了人民而修建万里长城只是一套说辞，它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帝国和皇权而存在。

《万里长城建造时》对博尔赫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写作《长城和书》的过程中，他也对秦始皇修筑长城和焚书坑儒展开了思索。在博尔赫斯眼里，修筑长城是为了抗拒空间，焚书坑儒是为了抗拒时间，两者结合起来，秦始皇是试图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巩固自身的权力。“始皇帝筑城把帝国围起来，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帝国不是持久的……空间范畴的长城和时间范畴的焚书是旨在阻挡死亡的有魔力的屏障”。不论是卡夫卡还是博尔赫斯，他们都写出了一个想要把辽阔帝国封闭起来的秦始皇，也是一个以长城为象征的中华专制帝国。

这种观点长期以来被中国人接受了，但也有看法认为，这是一种东方主义视角。例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就指出，现在，人们不仅用“专制”来描述秦始皇、汉武帝、明太祖等皇帝，也用这个词来概括秦代以来的两千多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但是这个词本身来源于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形象是积极的，认为中国的皇帝非常人道，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第一个把中国划入了“专制政体”，他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想象中，中国就是这样一个静态封闭因此停滞不前的专制帝国。

侯旭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专制”说是“自我东方化”，这是一种结论先行、以论代史的做法，也是一种自我矮化，并提议我们不妨用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家产官僚制”来取代“专制国家”的说法。侯旭东说，这是在皇帝以天下为一家的前提之下，利用官僚进行统治的制度，一方面有发达的官僚制，另一方面皇帝可以超越官僚制和律令，是因为这是他的家事。他还举例说明，很多时候皇帝也会在斗争中失败，例如在皇帝和官吏围绕律令进行相互博弈，皇帝的职权是可能被臣下预支的。不过无论如何，皇帝在形式上是凌驾于官僚制之上的。

因此无论如何反对东方主义，有一件事不能否认，那就是秦代建立的制度是十分个人化的。艺术史家巫鸿在《艺术史中的秦始皇》一文中提到，今人在阅读秦代文献和铭文的时候，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字里行间仿佛总有一个人在发号施令”。这个人，就是秦始皇。他建立的政权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巫鸿举例说，正如古希腊马其顿王国由亚历山大大帝代表，罗马帝国由凯撒大帝代表，“第三帝国”的代表人物是希特勒，有些时代的历史书写就仿佛是某些个人的编年传记。秦始皇正是这样一位君主。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电影《英雄》中，战国末期，七雄并起，为了对抗秦国的吞并，各地侠客意图刺杀秦始皇。梁朝伟扮演的残剑本来可以杀死秦王，但最终却决定放弃，至于他放弃的原因，则是“天下”二字。

戴锦华在演讲《大众文化中的种种幽灵》中谈到，关于秦的影视剧，比较著名的有1985年的《秦颂》、1999年的《荆轲刺秦王》和2003年的《英雄》等，她注意到，这些电影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影片一开始我们认同的是刺客，到最后我们却认同了被刺的帝王。戴锦华说，这展现了第五代导演“从造反者到对权力秩序认同的转移”。

不论流行文化试图讲述什么，总有一条标准可以让我们衡量其中的水分——我愿意生活在秦始皇的时代吗？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我们内心的真实判断。当然，如果说我们心中的定论是秦始皇作为一位暴君，不该获得美化和讴歌，那么对于中国历史上数量繁多的其他皇帝，我们又该怎样认识呢？

如历史学家姚大力所说，近现代中国版图是由两种帝国模式共同参与的国家建构过程所型塑的，一是秦-汉-隋-唐-宋-明等帝国为典型的汉族帝国模式，一是非汉族的少数族群所统治的内亚边疆帝国。但我们可以发现，在今天流行文化的改编里，不论是对秦汉帝王，还是对元清征服者，观众都秉持着类似的对于权力逻辑的体认。戴锦华看到，在电视剧《雍正王朝》剧作中，导演就曾透露：“这部戏我没想说别的，只想说一件事，当家难呐！”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居然需要如此体谅统治者的“当家”心情。《大秦赋》也类似，它让秦始皇进行自我剖析，向观众告白内心想法，就是想要观众与之共情。而剧作者歪曲史实、虚构出的脉脉温情，都旨在让观众认可这是一位好皇帝，甚至在观剧过程中不知不觉体谅共情其所作所为。

然而，不论是秦汉开创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体系，还是元代开创的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有一个事实是不变的。正如历史学者罗新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指出的那样——传统帝国都是一样的建构模式，就是包含一切、无所不包，它包括任何文化因素，并不在乎对方是什么语言、什么族群、什么文化，只要在政治上忠诚就行。

“元朝和汉朝只是统治集团不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统治集团是西边的秦始皇还是东边的刘邦确实会有细节上的不同，有的时候经济好，有的经济不好，有的统治方式温柔，有的暴烈，可是什么是一样的呢——统治者目标都是你服从他的统治，不扰乱他的秩序。统治都是一样的，老百姓倒霉都是一样的。”

文化产品背后的政治与经济诉求

回到电影《英雄》。这部关于秦王的电影向前可以承接到张艺谋的另一部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1989）。《古今大战秦俑情》是香港作家李碧华写下的跨越古今三代的爱情故事，由香港和内地共同制片；《英雄》的卡司有章子怡、李连杰，也有张曼玉、梁朝伟。影视作品将大一统叙事巧妙而稳妥地挪用到了内地和香港的联结上。

当然，这也不仅仅关于政治，和资本运作也密切相关。《别了，香港电影》作者江宇琦称，当香港回归的日期日渐临近，很多金主选择离开香港并且带走了大量资金，周边的中国台湾、韩国等地为了摆脱对香港电影的依赖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港片开始寻求合拍，但彼时韩国和日本的电影行业都开始逐渐发展起来，香港电影只能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大陆。

在这种困境中，张艺谋《英雄》为首的合拍片斩获佳绩，为很多香港电影人带去了信心。《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出台后，在政策支持下，中国大陆电影爆发期到来，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选择进入内地电影行业。江宇琦引用了谢霆锋的话，来解释这样一轮变化对香港电影来说意味着什么——“北上代表了更丰富的可能性。”就这样，一部讲述大一统故事的《英雄》，把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双赢结合了起来。

秦始皇毫无疑问是一位暴君，历史学者辛德勇甚至直接在他的著作《生死秦始皇》里将其称为“牲口”。但这依然不妨碍后人将这段历史挪作他用，甚至到了为了挪作他用而歪曲篡改的地步。如果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总是不可避免地会被现实政治影响，那么我们或许也可以在其中选取更符合自身需求的部分。例如，《秦汉文明：历史、艺术与物质文化》一书提到，维也纳大学的倪克鲁认为，古希腊的人体艺术激发了秦俑的产生，而这不仅仅是学术推测，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历史学家邢义田也认为，这一时期的很多古代器饰受到域外风格的影响，甚至远至黑海地区。这些都揭示出了秦汉时代较少为人所知的国际情怀。或许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更多地发挥这样的国际情怀，去看待中国古代君主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在文明的交流中去理解和丰富自身。

参考资料：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https://new.qq.com/omn/20210106/20210106A01HZI00.html

谢建文 《卡夫卡与弗里施笔下的中国长城》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3期

戴锦华华师大演讲：大众文化中的种种幽灵https://www.sohu.com/a/127227281_2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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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ouban.com/note/648013754/?from=author

为暴秦洗地，《大秦赋》可以说用心良苦

https://mp.weixin.qq.com/s/VVOjtNqCEhLfdYtIsnCW1Q

《别了，香港电影》江宇琦

《秦汉文明：历史、艺术与物质文化》孙志新主编 刘鸣、徐畅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12

《新雅中国史八讲》甘阳、侯旭东 主编 / 孙庆伟、侯旭东、阎步克、张国刚、邓小南、姚大力、刘志伟、杨念群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1

《第一堂课》 巫鸿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