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四十年来英国资本主义的控诉既是严厉的，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大部分人都有过工资停摆以及生活水平原地踏步的经历；富有的精英攫取得越来越多，同时加速着地球的毁坏；商业因投资低迷、短期化的管理以及大企业的贪婪而萎靡不振。而这些失败部分地可以归咎于：自撒切尔时代至今日，国家不再引导和指挥经济。

英国政府对疫情的草率应对——事前的封闭措施执行得不彻底，事后的检测和追踪也不到位——表明它已经烂到了根子上。凡此种种也体现出国家在危机中的力量和重要性。但这里面似乎包含着一项悖论：我们需要强而有力的政府，但当权者却暴露出了昏聩及无能的毛病。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们主张，这些问题都是内在于国家的。但比较各国经验，结论却恰恰相反：要更好地应对疫情，我们需要政府变得“更好”而非“更少”。

《使命经济》（Mission Economy）提出了一条复兴国家，进而治疗资本主义的路径，而不打算终结它。作者玛莉安娜·马祖卡托对这条新路的论证不无说服力，而她的计划也颇具雄心。她聚焦于政府塑造市场的强大能力，主张资本主义自身是可以重建的。马祖卡托试图向资本主义之间注入公益心，而非私人回报。

在2013年的标志性论著《企业家国家》（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里，她邀请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在财富创造中所能扮演的角色。而2018年的《增长的悖论》则打破了一项广为接受的成见，即财富的创造者仅包括狭义上的经济精英。传统的思维框架混淆了价格和价值，这意味着我们会较多地关心社会性的益品（social goods）有何成本，而对其带来的社会性收益不加重视。

《使命经济》将论证继续向前推进。它的目标读者是政策制定者，旨在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帮助他们充分释放国家的潜力，以解决21世纪的一系列重大挑战。马祖卡托邀请我们想象一种“承担了最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以及改革任务……其自身就面临诸多风险”的政府。从应对气候危机到增进健康及福祉，《使命经济》提供了一套协助各社会因应全球性重大挑战的方法。

标题的灵感来自于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派遣宇航员登月及返回的使命：《使命经济》回顾了NASA的阿波罗计划及其经验教训。“要完成阿波罗计划的使命，”马祖卡托解释称，“需要解决数百个复杂的问题。一些办法有用，但大多数办法都以失败告终。政府与商界的通力合作在整个过程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建立了一种目的明确的合作伙伴关系。”该书对1960年代的NASA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解释，那就是它结合了富有与远见。英国政府自己的“登月行动（Operation Moonshot）”则是绝佳的反面教材，提醒我们务必要清楚地界定使命以及构建实现它所需的协作性领导关系：英国在这两方面基本都只能得零分。

但这并非对昨日之美好的怀旧心态。马祖卡托全方位地驳斥了某些为败坏的现状作辩护的论证，为新路径提出了具体化的建议。在发展新技术时，承担巨大风险的应当是政府，而非商界。市场并非浑然天成，而是由一系列可以被改写的规则构成的。把政府界定为某种商家，是弊大于利的——外包经常会泯灭价值，还会削弱国家的一些关键能力。政府的角色应当是沿着有利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方向“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马祖卡托的建议是，政府在与公民对话时，要界定当代的重大挑战，设定使命，并与商界合力解决问题。使命应当有魄力、激动人心——如解决气候危机、治愈癌症或终结数位领域的隔阂。政策制定者要多谈目的，少谈手段，为创造性、试错以及跨领域的合作提供方便。当今最有趣以及最重要的问题，全部与集体行动问题有关。

这需要公务员队伍放手去做，也要对自己创造价值的能力抱有信心。这还需要更具活力的机构，在为解决社会问题制定预算时，要有类似于战争时期“不惜一切代价”的胆量。只关注经济好处是不利于提高生产力的。如阿波罗计划就表明，专心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将会带来许多溢出性的（spillover）好处，要远离只顾短期商业化的狭隘做派。

马祖卡托的论述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她描述的使命真能解决社会保障或气候危机这类成功标准比宇航员登月要模糊得多的系统性问题吗？假如目的和手段在政治上有冲突，使命又能发挥多大作用？《使命经济》是敢于直面反方意见的，但论证上还欠充分。技术性的挑战——“大问题要靠大科学”——与系统性的挑战之间的关联也未必能立得住。政治稳定性对民主政治而言至为关键，但马祖卡托对此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肯尼迪的登月计划成功后仅仅6个月，时任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就接下了他的位置。

在书里的某些地方，马祖卡托表现得有些像她自己不齿的管理顾问一样，用相近的口吻说了一堆诸如“使命图景”“建立内部能力”和“指标和监测框架”之类的话。而《使命经济》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恰在于它鼓励读者仰望星空，不要只盯着PPT展示。

但政策制定也没有万能框架可用，关注局限性就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命经济》向如今的政府注入了它失落已久的洞见、雄心和想象力。它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剂强心针，打破了十余年来因紧缩时期的各种“做不得”而滋生的倦怠无力心态。它邀请我们拥抱远大理想。

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进步派被锁在了一个可悲的怪圈里，只知道保守二战以来的成果，未能为21世纪提出正面的规划。保守派倒是在这段时间里成了革命者：从为原本就富可敌国的人减税，到大量出售公共资产，金融不受限制地扩张，再到英国退欧，他们从不避讳自己的剥削之梦。马祖卡托在《使命经济》里呼吁人们展开富有魄力的集体行动。想要美好未来的人们——繁荣可被广泛地共享，面向所有人的一流公共服务，以及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不妨读一读这本书。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