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末，中国中部农村地区正被饥荒包围，一个在大队食堂工作的男人从大队食堂里悄悄顺走了7粒黄豆，打算回家打打牙祭，炒到一半熟时，突然听到动静，大队干部正往他家上门来。偷黄豆的男人情急之下将7粒滚熟的豆子塞进帽里，扣到自己儿子头上。小孩头顶从此被烫出七个疤。

五十多年后，这个发生在安徽乡下的小故事被作家路内写进长篇小说《慈悲》，这部小说在2016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里小孩的原型，正是路内本人的岳父。3月5日下午，在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思南公馆，路内为听众带来了一场名为“私人历史的文学重塑”的读书会，作为嘉宾出席的是《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和编辑走走。

面对数十位听众聊起书中那些透着历史气息且匪夷所思的小说情节时，路内说：“这本小说里的事，很多我都不敢瞎编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小说末尾处，主人公水生作为技术工人进入了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浪潮，他联手过去同厂的工程师，彻底搞垮了工厂，转身建起一座假庙。这个看似寓言式的桥段其实来自路内真实的见闻，几年前一位房地产商告诉路内，对他来说最赚钱的不是造公寓，而是买地皮盖寺庙，由此带来的香火钱足以让外行眼红。

从经济的角度，这位房地产老板捕捉到一个通常难为人们洞悉的道理——宗教是最有效率的财富积累手段。美国科幻小说作家罗恩·贺伯特（Ron Hubbard）便通过创立山达基教而迅速成为亿万富翁。

“他说你看这个庙真挣了很多钱，我再追投一个亿。虽然靠这个挣钱，但是我骗的是有钱人的钱，因为点一个蜡烛五万块，但也有那种瘫痪的老太太自己爬到庙门口把身上的零钱洒进去，那个人也获得幸福了，有钱人也获得幸福了，他花五块钱觉得跟瘫痪的一样，他一定要花五万块钱才能获得幸福。”路内与他争执半天没有结果，索性写进了小说。

幸运的是，路内没有让自己的小说变成社会新闻的剪辑版。在《慈悲》中，始终贯彻着一个母题，那就是被计划体制捆绑在工厂单位上的中国普通工人家庭，如何度过那个政治运动与经济改革不断兴废的时代。路内在小说中表露的态度是：“走过去，别去看他。”这句话出现在小说开头，由一个父亲告诉即将离散的儿子，不远处土地上正横卧着饿殍。

路内这样解释自己关于这一段的描述：“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讲，在几十年的历史不是50年，可能是100年历史中间，人生只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你别往下看，你走去了这个不好的时代过去了，后面等着你的是好的时代，这是一种非常世俗，说起来世俗也很伤感的一种人生观。”

正是这种对于中国家庭在20世纪后半叶生活轨迹的观察，让许多评论者将《慈悲》与余华的作品《活着》相提并论。尽管在座的嘉宾表示并不认可这种对比，但仍认为应该正视这种声音。

走走认为《慈悲》跟《活着》最本质的区别是一代人跟另一代人的区别，余华与路内相比是上一代，他所描述的福贵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不顾尊严的也要活下去，生存成为了人最大的信仰。但路内小说中每个卑微的人都有底线，这一精神气质导致他作品中同样出现了许多死亡，但死亡背后的意义与《活着》不尽相同。

钟红明补充：“余华所描述的福贵是共和国建立时要打倒的反动阶级，注定了这方面的色彩（与路内小说不同）。‘活着’一词被余华用出来时是有点意味深长的，它成为一种哲学，又如此概括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钟红明更倾向于暗示了路内小说与余华作品内涵上的传承替代关系，“今天说活着跟《慈悲》作联想，说明路内所描述的六十年代末因为时代不一样，他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后面，他用了慈悲这个词又是另外一种概括，对于生存、对过去、对岁月对自己的一个理解，但是要把这些东西都做到了理解透彻了，才明白这个来路。”

路内对这一解读表达了认同：“我赞成一个作家和他的上一代作家也好，和他周围的作家也好，之间会产生一种上下文的关系。这种上下文的关系属于一种传承和接纳。说实话这种传承和接纳在文学中间非常重要，所有的作家都是在向上或横向的学习过程中间。”

尽管人们从路内的只言片语里容易得出这样的历史观——人们屏息度过当下的时代，总会迎来更好的一个时代。但路内并非真的说服了自己。他直言自己是悲观主义者，对于生活，路内表示一个准确总结自己态度的说辞是：“我愿意向未来看，因为我经历的半辈子看见过无数的谎言被拆穿，未来也会拆穿今天的谎言，所以我相信未来永远是好的。”

在他自己的生活经验里，对于特殊群体，时代并非永远进步。路内父母所在的国营工厂，在共和国建立后的四十年中始终享受对于工人的各项补助，从三五块的补贴到家具再到1980年代的职工住房，那些五花八门的工人寻求补助的故事大大充实了《慈悲》的章节。

但路内告诉听众，国营工厂的补助在1990年代被废止，随后他母亲所在工厂的厂长由于工人讨要补贴而遭到割喉。这一骇人听闻的惨案对路内看待世界角度的塑造也许影响甚大，他在小说中同样创造了一位恶贯满盈的厂长角色，不同于现实的是，小说中的厂长并未受到任何伤害。

“小说和现实是两回事。为什么一定要惩罚？在现实中坏人也没有惩罚。我觉得也算了不要给他惩罚，活着就是一种惩罚。”

路内今年43岁，以小说家的年龄衡量，他仍然非常年轻。许多读者都熟知他如何完成处女作《少年巴比伦》的故事，那时他遭遇母亲去世的打击，几乎无法工作，只有逐渐拾起过去曾尝试过的文学创作。如今，这部路内最为闻名的作品早已推出英文版，并且在亚马逊上盘踞“亚洲文学—幽默文学”类榜首。

对谈结束后，有听众询问路内，他的创作过程是否会借助于提纲或平时的故事采集工作，路内否认了这两种方式。在他看来，好的小说无疑应该先是故事熟稔于心，再从笔下涌出。“看提纲才能写小说我觉得对严肃文学来讲，还是有点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特殊的习惯。”

《慈悲》出版后，不少对路内持喜爱或批评态度的读者不约而同惊叹——路内还在持续进步。这本书野心十足，几乎是一部跨越整整五十年的中国家庭史，但它却只有十来万字——只能算一部小长篇的分量。这种举重若轻处理题材的自信是读者认为路内仍在进步的另一个原因。路内不打算在一场小众交流中保持刻意谦虚，他承认自己如今“不太在看作家的写法，但是更多会看作家的想法”。

“也就是说我慢慢地看文学作品的时候，会偏向于评论者的标准。随着年龄上去，慢慢认知到其实文学是写作和评论之间的相互力之间的拉扯，尤其是经典的作品，没有评论就没有经典。”对于文学评论著作，路内推崇哈罗德·布鲁姆和库切的作品，对朗西埃和伊格尔顿也偶有涉猎。

“我看一个评论家，会把中译本全部拿到通读一遍，”想了想，路内觉得还是该挑明一下自己的趣味，“总的来说，我看西方左派的文艺理论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