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有人说是为了快乐。那么快乐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就像赚钱一样。快乐可以计算，做一件事能使我快乐，故而愿意去做；如果不能令我快乐，那就不做——但事实并非如此。被强制加班的人不快乐，更不会是为了快乐而甘愿接受强制加班（既然是“强制”，又怎么“甘愿”）。我们说春节回家是为了享团圆之乐，而许多人可能在七大姑八大姨的轮番轰炸以及大舅姑爹的高谈阔论中不堪其扰，可见春节不一定以快乐为目的，我们对它的体验肯定还有快乐之外的其它东西，比如放松、感动、辛酸、孤独、无聊等等。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用目的论解释他者和自身行为的冲动，哲学家陈嘉映将之视为一种“理论家”的毛病。“为了快乐”听起来比“为了金钱”更纯粹，但在功效主义目的论的思路下，它们都是可以进行理性计算的东西：今天忍痛吃苦，是为了以后获得更大的快乐，就像今天当牛做马是为了明天赚大钱。

在陈嘉映看来，以手段/目的来分析快乐的做法干扰了我们对快乐的感知：快乐很难称斤论两，“事事权衡，恐怕只发生在那些从不知快乐的人身上”；找乐子虽然不涉及对错，但事事抱着找乐子的态度去做，却可能变成找刺激，让我们在面对自然而然的快乐时麻木无知，比如偶尔走进一家路过的餐厅，发现很好吃，下次再抱着找乐子的饕餮之欲走进去，就没那么快乐了；再比如性事有快感，但纯粹抱着找乐子的心态去做爱，“和情人融在一起”的那份快乐便没了，缱绻中的快乐不是情人所要求的目的，“拥在怀里的情人，更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那种快乐自然涌来。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最近再版的《价值的理由》一书中摘编了陈嘉映谈论快乐的部分，在这个象征着幸福欢乐却实际上五味杂陈的时节里，和读者一起思考关于快乐的几个问题。

《快乐四论》（节选）

文 | 陈嘉映

快乐与利益

把快乐和善好等同起来，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被称作“快乐主义”。快乐主义者并不否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一味快乐，而是不得不经常去做很不快乐的事情。对这样的实际情况，功效主义者解释说，那是我们因了长远的快乐，放弃了眼前的快乐。弗洛伊德则用“现实原则”来加以解释。性本能和自我本能原本都是求快乐的，但自我本能比较乖觉，很快就受到必要性的影响，开始修正快乐原则，臣服于现实原则。不过，这个现实原则，“归根结底也是在追求快乐——尽管是一种被推延和缩减过的快乐，同时也由于其合乎现实而保证能够实现的快乐。”

人的生活，是一连串对苦乐的计算，求得最大值的快乐。眼前如果摆着两种可能，我们会选择快乐较大的一种。不过，我们是有远见的动物，不仅要计算眼下的种种苦乐，还要比较眼下的苦乐和长远的苦乐。街头女子来拉客，我可能颇想和她快活一番，但想起万一扫黄抓个正着，拘留、罚款、老婆闹离婚、单位里处分、同事白眼，这些事情当然都不快乐，我计算下来，不快乐超过了和那卖春女子的一番快乐，决定转身而去。

很好。不过，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也许我明明算下来不划算，但还是屈服于欲望的诱惑了。而且，欲望越被挑起，我就越容易屈服，虽然和她快乐一番的快乐量并不因此改变。反过来，即使断然没有被扫黄撞上的危险，我也会因种种其他原因拒绝这位女子，这些原因更难用快乐的计算来说明。

这些事情，用欲望、冲动、情感等等VS德性、利益、理智、意志等等来谈论才适当。希腊人最早关注快乐的时候，注意的就是快乐和理智的两分：美好生活是理智的、快乐的抑或是两者的混合、结合？这里，理智和功效主义的理智不一样。功效主义所谓理智是指苦乐的计算，是为避苦求乐服务的。希腊人所谓理智是和快乐对照而言的，包括，或首要是指，责任之类。

前人早已反复指出，各种各样的苦乐是很难折算的。这些阐论，我无须重复，这里只提较少为人注意的一点，那就是，眼前的快乐和将来的快乐，不能因为都叫作“快乐”，就被视作同质；实际上，只在很少的上下文里，我们才能谈论“未来的快乐”，功效主义所谓的未来的苦乐，我们平常只说未来的得失。

这一点，汉语“快乐”“痛快”这些词差不多从字面上已经透露出来了。快乐快乐，不仅乐，还快。喝个痛快，快意恩仇，引刀成一快，快哉此风，差不多都是因为快才乐，两杯啤酒拖着喝了一晚上，就没有什么乐了；引刀或可大笑对之，凌迟就怎么都乐不起来。

所以，“未来的快乐”或“长远快乐”这话即使有意义，其意义也相当复杂，不是未经论证就可以当作利益计算那样来处理的。我们会权衡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越是能够量化的利益，我们越是能进行短期和长期的比较，例如这只股票现在该不该抛出。数字不带时间性，或者说，数字把时间性也纳入了计算之内。然而，在功效主义那里，既然一切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获得快乐，快乐就是唯一的“利益”，英文为interest。利益是个极宽泛的词儿，interest比利益还要宽泛。但无论多宽泛，它通常并不包括快乐。我们倒常说，你别只顾玩乐，想想今后会怎样；坚定的玩乐主义者回答说：管它是得是失，先快活了再说。

总之，套用股票模式来谈论眼前快乐和长远快乐十分可疑。快乐要快，所以来不及权衡。事事权衡，恐怕只发生在那些从不知快乐的人身上。

带来快乐和找乐

混淆快乐和利益，只是一种派生的迷误。快乐主义的根本迷误，是把快乐当作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并不是，或至少并不限于追求利益，遑论追求快乐。

快乐和欲望有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在lust（贪欲）这类概念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欲望从后面推动，而不是在前面引领。欲望不是目的。张三问：你干吗到处找饭馆？李四答：因为我饿了。请注意，“因为”和“为了”有明显的区别，我因为饥饿吃饭，但我不是为了饥饿吃饭。

好，欲望不是目的，然而，满足欲望难道不是行动的目的吗？我们吃饭，是为了消除饥饿。尽管“满足欲望”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了理论家的陈词滥调，然而，我们平常谁会说“我为了消除饥饿吃饭”？饥饿推动我吃饭，这就够了，我不为了什么吃饭。我倒是会说，我吃饭是为了恢复体力。我什么时候能这样说？我没有食欲，却坚持吃饭，就是说，我吃饭是由目的引导的，不是由欲望推动的。欲望满足了，于是消失了，这不是我们行为的目的。克制欲望倒可以是目的。

我们有时被欲望推着走，偶尔也会被目的领着走；大多数时候，我们既不是被目标领着走，也不是被欲望推着走，我们就这么走着。我到你家做客，在椅子上坐下来。我被什么欲望驱使？被什么目的引导？我百无聊赖，打开电视，随便一个什么烂电视剧我就看下去。你若问，这么个烂电视剧，你看它干吗？我只好回答，因为无聊。无聊不是一种目的，也不是一种欲望。

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一般说来，快乐并不是人类行为的目的，“而像是一种伴随物”。久别重逢的朋友相聚伴随着快乐，这并不是说：相聚是一回事，快乐是一回事，在这里，快乐和相聚只是在形式上可分的，却可能被误解成了实质上可分的两样东西，仿佛快乐是一种东西、一种调料，有时加在这次相聚里，有时加在那次相聚里。快乐并不是在外部伴随着活动。哲学家常说到追求真理的快乐，他们并非一边追求真理，一边还感到快乐。追求真理的快乐不能脱离追求真理这种特定的活动。

然而，我们似乎也不能否认，有些活动所追求的是快乐本身。詹姆斯区分“快乐的行为”和“追求快乐的行为”，这时，他已经承认快乐本身有时会变成被追求的目的。典型的情况，例如，吸食麻醉品、买春、饕餮。“找乐子”“找乐儿”这类说法提示出这一点。找乐子，去做的具体是什么无所谓，只要能带来快乐快活就好。

然而，吸食麻醉品之类的活动一般被视作不道德的或不健康的。亚里士多德从来不站在苦行僧一边指责快乐，但他还是要说，君子一心专注于高尚的事业，服从理性，而卑劣的人所期望的就是快乐。我不是要摆出道德家的面孔吓唬人，让人忽视快乐有时可以是目的的事实。相反，我倒是想直视事实，从而能够明了我们为什么会把吸食麻醉品之类的活动视作不道德的或不健康的，或至少，是不大自然的。

比较一下买春和情人间的欢爱。买春的人跟谁做无所谓，只要能带来快乐就行，自不妨说，求快乐就是他的目的，卖春女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情人间的欢爱却不能用手段/目的来分析，这一份快乐和这一个情人融为一体，两情相悦，自然而然缱绻难分，缱绻之际涌来多少快乐，我们不得而知。但那快乐自然涌来，不是他们所要求的目的，拥在怀里的情人，更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贤者说，这才是真快乐。智者说，不花钱的性是最好的性。

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的生活变得那么不健康，整日苦苦营生挣钱、恭迎上级检查工作、算计别人压抑自己，我们不再能从日常活动中得到一点儿快乐，那谁不愿像茶花女那样高唱一句：我们要为快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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