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过完农历的最后一天，翻年就到牛年。

人类在驯服牛的过程中日益自大。最初我们的先祖与野牛搏斗，唯有勇士才能令这狂野的生命平等而庄严地倒下。而后他们同行相伴，人为牛提供庇护照料，牛提供它的血肉。会说话的人类穿起了新衣，搬进了屋舍，他们渐渐觉得，自己可以主宰一切只会哞哞叫的生命。于是开始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订制牛群，花色、肉质、产奶量、性别，只要技术允许，他们就愿意把所有的牛都刻进几个统一的模子里。

如今，牛与人的关系空前紧张：现代人对牛肉和奶制品的需求大幅提升，集约化养殖场把牛从草地上圈进小牛栏，一头牛从出生起可能就见不到青草与花朵，也见不到异性与自己的后代，它们从人类伙伴沦为了造钱机器，而其留下的巨量粪便和废气亦随时可能淹没人类……

当人类的第一根箭矢射中野牛时，人就注定要与这受伤的动物对视。而赤裸的生命让人羞愧于自身的虚弱，与牛相比，人类的生命早已被虚张声势又极具毁灭性的暴力与野蛮所消耗，而牛却如香港作家吴煦斌所言，“在激越和沸腾间飞跃，负载所有贯穿的年代，安然环视所有活过或未活过的事物而投身无限。”

《史前艺术》

人类是洞穴里的生物。尽管我们已经走到了太阳下沐浴日光，可每当黑夜降临，大脑又重新回到洞穴，记忆、恐惧、好奇心、迷信、崇拜与哲思在里面奔突，成千上万年的岁月回响轰鸣。自从柏拉图提出洞穴之喻，文明世界里的人类便被脑后的火光困扰了两千多年。而当19世纪的人们见到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穴壁与岩石上的史前画像时，文明迎来了另一种惊颤：画上的动物如此逼真，甚至比活着的还要飞扬硕大，站在其下仰望的人类正沉迷于钢铁巨兽的猛进而忽然惊醒——岩壁上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力量，他们既对这力量感到陌生，又不理解数万年前作画的同类。

野牛是史前岩壁画上最常出现的动物形象之一，但在那个时候，牛尚没有被驯服，亦没有成为人类主要的肉食来源，因而野性在它们身上的锈红与赭褐色中喷涌飞溅。关于这些画像的作用、彼时人与牛的关系，学界提出了许多假说，至今没有定论。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教授恩斯特·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指出，远古时候的人们不对图像和实物作区分，只要痛打画上之牛，真正的牛也就俯首就擒了。由法国史前艺术考古专家卡罗尔·弗里兹编撰的《史前艺术》收录了大量欧洲及其以外地区岩壁画像的照片，并为读者从符号学、地质学、图像学、社会学的角度提供了更丰富的画像阐释。不过，以这本书作为本书单的开头，并非期盼读者一头扎进专业艺术研究的领域，而是希望把岩穴之画当作思索牛与人类故事的开头。我们大可暂时努力去靠近贡布里希所说的原始人类，相信“图画威力”的存在，任牛群在我们的生命上奔越。

《驯化：十个物种造就了今天的世界》

如果我们去看博物馆里的古代野牛骨架，就不会对史前岩壁画像上牛的大小感到惊异了。现在常见的成年牛体重大概在600至800公斤，而它们的祖先估计能达到1500公斤——身形何其庞大！这些巨兽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留下它们的体型友好的后代陪伴人类。不过，在古罗马时代，还有人见到过巨大的野牛，尤利乌斯·恺撒称之为“乌里”。《高卢战记》如此形容道：

“这些动物体形比大象小一些，外表、毛色和形状都和公牛一样。它们力量很大，奔跑很快；它们不会放过所看见的人或野兽……即使在它们很幼小的时候，这些野兽也无法适应与人类一起或被驯化。”

为什么家牛被驯化后体型越来越小呢？生物人类学家艾丽丝·罗伯茨在这本书中列举了许多种可能，例如进食不足、气候变化、小公牛因无法产奶被剔除等等，然而这些假说都被考古出土的牛骨堆推翻。唯一能与骨头证据相符的说法是，比起奶制品，彼时的人类更看重肉类，家牛完全成年后生长速度缓慢，人们投入精力却不能收获更多的肉，于是家牛的宰杀时间被大大提前至其成年之际，母牛生殖时自己还未完全成年，因而生下的小牛也会更小。

这大概是牛在驯化史早期接受的第一次人工选择，人类的需求偏好不仅改变了整个物种的生活方式，还改造了它们的形态。这在后来的畜群繁育上屡见不鲜，尤其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里，随着生物学的进步，人类开始大刀阔订制牛的后代，通过人工授精、克隆、转基因等方式来制造理想的农产品，于是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牛都成了一个样子。罗伯茨指出，在人类的精准控制下，各品种之间的牛无法再像它们的祖先那样进行杂交，同一品种内的基因差异性不断减少，按照自然的法则这些种群本应最先被淘汰，但工业化繁育的干扰却使它们的繁殖能力比传统品种还要强，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却是不可持续的，牛群间近亲繁育会对牛的未来和人类食品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家养绵羊和山羊也面临同样问题，但与家牛相比，它们还有不少野生同类，而家牛的祖先却在几个世纪前就灭绝了。

《爱花的牛》

从前，有一头西班牙公牛叫费迪南。他不像其他的小公牛爱跑、爱跳、爱抵角，牧场外的栎树下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坐在树下，闻着花香，费迪南就可以过一整天。直到某一天，五个男人来到牧场，挑选参加斗牛大赛的公牛，它们看中了高大健硕的费迪南，把他带到了斗牛场。花镖与长矛、斗篷与利剑等待着它，人们呼喊嚎叫、睁目以待，期盼费迪南在场上发疯斗狠，但他却看着女士们头上漂亮的花朵，静静坐下，无论人们怎么挑逗也不生气。只要有一朵花，费迪南就不感到孤独。

这头诞生于1936年的公牛曾被内战时期的西班牙视作禁物，纳粹德国也把它的故事列入焚书书单。站在21世纪回望，费迪南对花朵满含爱意与平和的注视自然讽刺了战争中人类与文明的野蛮自大，但面对这泰然深邃的目光，今天的我们也难逃刺痛。二战后，全球农业遭遇了深刻的变革。英国动物权益活动家露丝·哈里森在1964年出版的《动物机器》里曝光了工厂化动物养殖的状况，她创造的“工厂式农场”一词指向了一种正在四面铺开的现实：动物由伙伴变成了价值转换的机器，它们吃的是低价位的饲料，制造出的是高价位的肉奶、花花绿绿的钞票。

费迪南站在分水岭上，他的前面是人与动物亲密陪伴、互惠共生的时代，而身后集约化农牧的工厂机器正轰隆作响，急欲吞吐土地与海洋。费迪南就像它岩壁上的先祖一样，卷入由人类不断搅动的漩涡，却又用自若超然的神情、于更深广的宇宙中见证着一切。

《失控的农业：廉价肉品的真实代价》

黑白相间的奶牛在青青的牧场上散步吃草，头顶蓝天白云，这幅图景反复出现在各种奶制品广告中。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奶牛，面对日益逼仄的城市空间，他们倒是很愿意想象远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天地。即便是为了胃口，大概也没人乐于在吃肉喝奶的时候听说奶牛终其一生都站狭窄的小牛栏里，乳房胀得跟沙滩排球一样大，粪便堆得老高。这些奶牛的唯一任务就是等着进食产奶，它们生育却从来没见过公牛，分泌乳汁却从来没有哺育过后代，等黄金年龄一过就被送去屠宰，充当肉牛贩卖。

在抗生素、激素、人工授精等技术与大型食品公司的作用下，动物也变得像种植园作物那样可以成批地反复栽种收割。许多工业化农业的支持者相信，若非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我们就无法以低价养活这么多人口。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首席执行官菲利普·林伯里与英国记者伊莎贝尔·奥克肖特曾经花了两年的时间在全球各地调查农业生产状况。他们发现，这种看似高效廉价的集约化生产方式实则造成了社会不平等、动物权益损害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许多小农场主在大规模生产的挤压下失去营生，人类按需订制的倾向已经使奶牛性别失衡，而如何处理这些牛则成了本世纪最大的难题之一：养殖场里的牛消耗了全世界1/3的谷物和5%的淡水，它们打嗝放屁排便产生了大量温室气体，排泄物无法自然落土，堆积成山，已然成为环境治理的噩梦。

集约化生产是人类必然而不得已的选择吗？两位作者在本书中用一连串的反问做出回应：

“将原本就可以放牧在户外草地上的大量动物集中在室内，再给它们抗生素以维持生命，并花大钱运送粮食给它们，这样的饲养方式具有所谓的高效吗？依赖距离农场几十万公里远的数百万英亩肥沃土地上种植的动物饲料，这样的农业系统节省了用地空间吗……”

人类的饮食方式决定了地球的面貌。在过去的数万年间，牛一直是人类最亲近的动物之一，但二战以来，牛被复制垒砌成人类身边几近坍塌的危楼。远古岩壁上的野牛画像除了拉斯科洞窟的一些排列清晰，其他的大多是无序的紧贴堆叠，让一旁的人像显得渺小无依。今天的工厂式农业以有序的方式复制了这种压倒性的无序，人类的命运又将去往何方？

《我们为什么不说话：以自闭者的奥秘解码动物行为之迷》

幸而，近年对动物福利的关注正逐渐从猫、狗等家养宠物扩展到农场养殖动物。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夺取生命的宰杀不可免除，人类为减少动物痛苦要做到哪种程度才是可接受的？动物不会说话，谁来告诉我们动物的想法？美国动物科学家坦普尔·葛兰汀的答案是自闭症患者。

葛兰汀从小就能从动物身上见众人之所未见，直到四十多岁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这与她的自闭症有关。葛兰汀认为，动物不被人理解，或被视为低等，乃因人类依靠语言来思考，动物所赖的却是形象，自闭症患者的某些思维方式奇妙地与动物贴合。譬如说，人类的思维会将细节碎片整合起来，他们从不同方向上看同一物体时不会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东西，但动物和自闭症患者天然看到的便是碎片，站在不同的位置上看同一个东西，所见就是不同的。

人类社会倾向于认为，整合与语言的能力更为高级，因而动物与自闭症患者是能力缺失的。但正如葛兰汀所指出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各有所长，自闭症患者能够自然地画出透视、指出指数、计算日历，便与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有关。动物在记忆、导航等方面都有自己的非凡天才，只不过人类自说自话地把它们降低了一等。

葛兰汀认为，偏重语言思维不但使大多数人类忽视了动物的感受，也使得许多保护动物福利的工作流于形式。例如一些动物福利审核体系想考察牛的腿部是否健康，列出了许许多多的考核项，包括基因、牛圈地面、饲料质量、脚部炎症等等。葛兰汀却直截了当提出，只需评估有多少牛瘸腿即可。

这个建议太过简单，甚至简单得让人感觉无聊。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语言思维自近代以来已经在人类的脑海里构建起一座庞大繁荣的城堡，人们总是在计算、建档、审核，却不去关注最直接的事物本身。“当你对动物的行为感到困惑时，应该设法看其所看，感其所感，”葛兰汀写道。

《牛》

于是有人出发了，像葛兰汀所说的那样，试着去靠近动物。但吴煦斌笔下的两男一女走得更远了些，他们不满足于暂时体验动物的视野，渴求回到原初的、尚未被语言撕裂的世界。趟过森林一篇绿叶的汪洋，踏过头顶暴烈的阳光，他们终于在第七天抵达了绘满牛的洞穴。牛在这里腾跃了数万年，它们“带着对生命的骄傲腾向空中”，“无知于自己的力量”，空气在洞穴中战栗，而时间在沉默中摇晃。光线照亮穴壁的那一刻，他们是惊异还是赞叹？兴奋亦或安宁？

“我们有大的恐惧。”吴煦斌无比诚实地写道。没有什么比恐惧更能描述我们见到拉斯科洞窟野牛画像的第一反应了，即便是瞥一眼打印的图片，我们也能感觉到心脏的颤动、视线的回避。首先震慑我们的，是远古荒野残忍而蓬勃的力量，文明在它面前自惭形秽。接踵而来的，是自欺被揭穿后的蜷缩无助——人类自以为告别了洞穴，梳平了时间，而过去、未来与现在的涡旋从未消失，此刻搅动其记忆沉底的残渣，“恐惧羞耻”，“恐惧空气变得柔软”，“恐惧梦”，“恐惧不能梦”，“恐惧下陷”……

在故事的最后，一场洪水般的大雨冲走了三个人的知觉，主人公在电光闪烁中看见一头白色的犁牛在洞口从容地走着，又闲雅安详地离开，清醒之后，浮散在身边的是枯草、兽尸和旅人随身携带的纸张。吴煦斌笔下的两男一女像是对现代人的寓言，既渴望打破僵局，又将脸孔“转向轻易的事物”，“当生命俯身触动，我们又犹疑地退却了”，人类“活着，告别着，懊悔过去而害怕那尚未呈现的”，牛却身负箭矢而在时间上奔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