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日前指出，中国大量的债务累积在政府和国企等公共部门，随着付息支出逐年加大，政府债务风险也越来越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取消政府隐性担保，让传统的债务累积模式无以为继。

张晓晶周一晚在浦山讲坛表示，当前我国公共部门的债务占到了全部债务的六成左右，这在全球来看是一个独特的现象。以G20国家为例，私人部门债务是公共部门的1.6倍多，远高于公共部门，而中国恰恰相反，公共部门债务是私人部门的1.5倍。

他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四位一体”的赶超体制，即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相互支持，中央政府最后兜底。

“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以及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在中央政府担保或兜底的支持下‘变本加厉’，导致信贷扩张‘任性’，激励与行为方式发生扭曲，从而形成大量的债务积累和风险集聚。这就扭曲了风险定价，使得更多信贷资源流向公共部门，这是债务风险向公共部门集中的根本原因。”他说。

对于已经产生的存量债务，张晓晶认为，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债转股和有序退出的方式解决；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则可以依托REITs（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等方式化解。

不过，张晓晶强调，虽然存量债务有多种解决方式，但如果不改变债务积累模式，仍会有越来越多债务涌向公共部门，继续加重负担。

“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取消政府隐性担保、打破刚兑，包括打破‘国企信仰’，让传统的公共部门债务积累方式无以为继，这样才能形成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的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他说。

具体来说，有四项措施。一是硬化国企与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弱化赶超冲动，破除隐性担保和兜底幻觉。去年下半年以来，华晨汽车、河南永煤等高评级国企债券发生违约事件曾引起市场和社会强烈震动。张晓晶表示，即便如此，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一个好的信号。

二是突出竞争中性，纠正金融体系的体制性偏好，让不同性质的企业，在获得金融信贷方面享有相对平等的待遇。

三是稳步推进破产重组，让市场清理机制发挥“强制性”作用。包括推进国有企业的破产重组、清理僵尸企业，对债务问题较为严重的地方政府进行债务重整，形成较强外部压力。

四是允许国企甚至地方政府债务违约，打破所谓的信仰问题，让风险定价真正走向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