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2月13日晚11时，日本福岛东部海域发生7.3级地震，导致150多人受伤。据共同社15日报道，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14日召开临时会议，委员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平田直称，这是2011年发生在该地区的那起大地震的余震。

本月25日，东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仪式将从福岛县开启，这是一个寓意深远的决定。奥委会官方网站声明表示，“2021年标志着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十周年，重新安排2020东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仪式是为了展示受灾最严重地区的重建成果。”然而正如2月的强震所暗示的，3·11大地震在日本东北地区投下的阴翳仍未散尽。

十年前，2011年3月11日下午2时46分18秒，宫城县牡鹿半岛东南偏东约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海域发生震级9.0的特大地震。地震随即波及日本各地，极为猛烈的震动持续了3分钟以上。在震感最强烈的市镇之一、宫城县大崎市，一位亲历者回忆当时令人心悸的巨大恐惧时说，“叫人感觉日本要沉没了似的。”这是日本掌握现代观测手段以来最大规模的地震和“千年一遇”的海啸。

2时49分，东北临海地区发布大海啸警报。大约半小时后，海啸袭来。“海啸没有放过任何东西，没有什么爆炸可以与它带来的超现实破坏力相提并论，”《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理查德·劳埃德·帕里（Richard Llyod Parry）在纪实作品《巨浪下的小学》一书中如此描写海啸发生时的恐怖情形：

“它把整片森林连根拔起，再把它们抛到数英里外的内陆。它掀起路边的碎石，像舞动缎带一样甩来甩去。它把房子从地基处扯断，把轿车、卡车、轮船和一具具尸体抛到高楼楼顶。”

3·11东日本大地震中，震级达6级以上的地区共有8个县（宫城、福岛、茨城、枥木、岩手、群马、琦玉、千叶），遇难19630人，失踪2569人。受灾最严重的宫城、福岛、岩手三县约47万人离家避难，110万栋建筑物被全部或部分摧毁，道路和铁路系统都遭到重大损害。海啸还导致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三个机组爆炸，令震后救援和重建工作的复杂程度陡然上升。在人类和平利用核能的历史中，“福岛核事故”是继美国三哩岛核事故、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核事故。

幸存者失去了一切——温暖的家、亲人和挚友，甚至整个家乡——更难的是，他们需要独自面对灾难的所有后果，包括“不安的亡灵游荡人间”。学者和记者们注意到，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大量鬼魂传说开始流传：人们述说着自己见到了像幽灵一样的陌生人和死去的亲人；消防站接到报警电话，但当消防员赶到报警人所说的地点时，发现房子早已被海啸摧毁；出租车司机接到满脸愁容的乘客，行至一半时司机从后视镜中看到后座空无一人；难民社区内，从前的老邻居出现在临时住房的起居室里与一脸惊恐的住户一起喝茶，没有人敢告诉她她已经死了，而她坐过的垫子变得湿漉漉的……2020年，Netflix纪录片《未解之谜》（Unsolved Mysteries）第二季的一集记录了3.11东日本大地震后灾区居民遭遇的灵异事件，接受采访的人都坚信，这些事件是真的。

正如《巨浪下的小学》一书英文标题“海啸亡灵”（Ghosts of the Tsunami）所暗示的，帕里也记录下了这些灵异故事。和研究者一样，帕里也不相信它们是真的，但真假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从侧面反映了受灾地区的幸存者所经历的集体性创伤有着多么难以言喻的锥心之痛，他们为这场不可抗拒的巨大灾难寻求某种解释的心情是多么迫切。从灾后重建的角度来说，3.11大地震的受灾地区的确在外表上看来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祥和，但灾难亲历者心中的创口或许永远都无法完全抚平。某种意义上，灾难永远撕裂了当地社区。幸存者只能依据被伤害的深浅程度划分成不同的群体：失去家人的和没有失去家人的，找到家人遗体的和没有找到家人遗体的……

帕里的书中还讲述了另一个层面的“亡灵”——日本社会的政治失败。没有哪个事件比发生在大川小学的悲剧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海啸中，位于宫城县石卷市雄胜町釜谷村的大川小学因疏散不力，导致84名师生丧生，被洪水围困的78名孩子中只有4人生还。在事后的调查行动中，悲伤愤怒的家长们发现政府官员一再掩盖疏散措施的漏洞，把事件定性为意外而非人为的悲剧，借此推卸学校和政府的责任。石卷市政府或教育委员会没有一人因此事故被解雇、处罚或正式批评。即使大川小学的家长们于2016年打赢了与石卷市政府的官司，获得了超过1000万英镑的赔偿款，仙台地方法院也未在判决词中要求校方和教育委员会相关人员担责。

帕里认为，大川小学的悲剧虽然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却也的确暴露了日本官僚体制的失败和民众政治冷漠的无奈现实。“我有时候的确会发现人们有默许平庸政治家的倾向。日本是一个运作良好的多政党民主国家，有公开公正的选举、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法院。但这里又存在一种将政治视作某种自上而下强加之物的倾向。”

距离3·11东日本大地震已过去十年，在此期间日本社会遭遇了种种新的变化与挑战。2019年，第126代天皇德仁日前正式即位，日本进入“令和时代”。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日本的奥运计划——安倍政府在大地震发生当年提出申办东京奥运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奥运促进灾后复兴。疫情仍未平息，许多批评者认为，今年夏天举办东京奥运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决定。更糟糕的是，疫情加剧了日本社会长期矛盾的爆发，如经济不平等和性别不公，执政党却鲜有应对之策。与此同时，一股试图打破战后政治常态的新力量正在当下日本政坛崛起，“令和新选组”便是其中之一。

在3·11东日本大地震十周年前夕，帕里接受了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的采访，就他的作品《巨浪下的小学》、日本东北地区的灾后重建工作和1990年代至今日本社会的变化等问题展开讨论。在他看来，尽管日本存在种种问题，但我们不应忘记日本依然是一个有诸多优点的国家，“强大的社会凝聚力、高标准的教育和艺术创造力——这一点从未改变过。”

01 这不是一本关于事实的书，而是一本关于自然灾害中个人经历的书

界面文化：《巨浪下的小学》讲述的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的故事。在书中你承认了构成这起灾难的事件是如此多样，影响力是如此巨大，要理解它并公正地报道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是如何决定将大川小学的悲剧作为这本书的主线的呢？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以下简称帕里）：我很早就意识到那次海啸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值得为之写一本书，但为了找到合适的写作方式，我颇费了一些心思。书写的关键在于找到那些有人性温度的个体故事，用它们去勾勒那个更宏大的，关于自然不可抗力、大社群和权力机构的故事。这就像是为一把锁找到打开它的钥匙。对我来说，大川小学和那些幽灵就是那把钥匙。

界面文化：调查记者的工作很像人类学家，为了进入田野，他们都需要找到社群的“守门人”。你是怎么进入当地社区的？

帕里：就是遵循古老的方式，前往当地，礼貌尊敬地接触人，然后连续多年不断回访他们。当然，有些人不愿意讲话，他们的声音在我的叙述中是缺席的。我的日本同事对我帮助良多，他有很强的敏锐度、谈话技巧和个人魅力，不仅帮我翻译了许多采访，而且有那种让第一次接触的人快速放松下来的本事。

界面文化：作为读者，我在发现书名有其字面含义时不免感到震惊，你的确在书中花费了不少笔墨讲述日本东北地区流传的灵异故事。它和我对纪实作品的认知是有些冲突的，我之前以为纪实作品应该是对事实的记录，不应讲述流言和都市传说。书写幽灵故事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呢？

帕里：这不是一本关于事实的书，而是一本关于自然灾害中的个人经历的书。当然，我希望记录那些海啸亲历者的经历，但更重要的是记录那些经历了如此极端事件的人的心理感受。无论是纪实作品还是小说，这一点都至关重要——让读者感受到活生生的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鬼魂之说或其他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我们总是能找到科学的解释。但当我听到日本东北地区的居民不断讲述那些故事时，我意识到，它们真假与否不是最重要或最有意思的问题。重要的是，这些经历对那些人来说是非常真实的，他们以这种方式阐述历经灾难后人们共有的一些痛苦。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灵异故事。一些人相信它们证实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和人类在死后精神依然不灭。我不这么看。对我来说，这些超自然体验其实是一种心理学现象，一种经历巨大心理创伤后的病症，不仅仅是灾难的直接受害者存在这个问题，整个地区都是如此。我采访的那些研究东北地区灵异故事的学者也不相信它们是真的，他们以一种冷静的、人类学的方式去看待。毕竟，研究文学的时候你并不必然需要相信小说和诗歌中讲述的故事是真的。

界面文化：这本书的核心是讲述为什么大川小学未能及时撤离学生。在书中你强调，日本学校在紧急情况下其实是孩子们最安全的地方，不仅校园建筑是以最高的安全标准建造的，而且每所学校都有详细的紧急事件应对方案。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要如何理解大川小学的悲剧呢？

帕里：那是一起偏差事件。我们总是希望避免经历地震或海啸这样糟糕的事，但如果你真的无法避免需要经历一次，日本就是最好的地方。这里的建筑很结实抗压，学校和企业都有应对灾难的方案，并且定期演练。在那次海啸中丧生的18500人中（记者注：根据2018年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东日本大地震中遇难人数为19630人），只有350名学生。只有75名学生在学校丧生，其中74名就在大川小学。所以大川小学的悲剧是一起意外，除此之外，日本学校对自然灾害的应对准备是非常充分的。我在书中也详细写了，它既是官僚体制的失败，也和北上川河口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系——当地人觉得他们并不是住在海边，而是住在河边，因此对海啸缺乏警惕。

界面文化：我认为书中探讨的更重要的“幽灵”，是日本长久以来鼓励因循守旧的意识形态，无论是人民对权威，还是女性对男性。你在书中声称，日本人认为“政治本身就像一场自然灾害”，是“超出普通人影响力的普遍不幸”。是什么导致了日本人的政治冷感和对国家的不信任？

帕里：我从未在书中讲过“日本人”是集体主义的。日本人口达1.27亿，他们都是有着不同经验和世界观的个体。我的故事主角们——那些大川小学的学生家长——就是顺从者的反面，他们起诉政府并获得了胜利。尽管这么说，我有时候的确会发现人们有默许平庸政治家的倾向。日本是一个运作良好的多政党民主国家，但这里又存在一种将政治视作某种自上而下强加之物的倾向。我不是非常理解它的根源，但我确定这不是日本独有的现象。作为英国人，我当然也没有立场指责日本人选出了不够格的领导者。

02 海啸造成的物理伤害容易修复，精神伤害和心理创伤是更难应对的问题

界面文化：2011年海啸造成的破坏如此之大，以至于日本政府在2012年特别成立了复兴厅来统筹灾后重建工作，复兴厅计划于这个月底解散。你怎么看他们的工作？

帕里：老实说，我没有密切跟踪复兴厅的进展。我注意到最近有报道指出复兴厅存在浪费资金和工作效率低的问题，但我没有仔细研究这些报道，恐怕没法提出什么切实的观点。我可以说的是，灾后的清理工作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差不多是两年的时间）。重建工作的时间要更久，它的复杂性在于沿海地区需要重新规划，防止居民住在容易被海啸影响的区域。为此，政府需要为居民找到新的居住点，而这时一个痛苦又漫长的过程。

某种程度上来说，物理上的伤害是容易修复的。精神伤害和心理创伤是更难应对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单纯可以用钱来解决的事。

界面文化：在2011年后，你是否看到了日本在防灾策略上的积极变化？

帕里：我报道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自然灾害事件，就如我刚才所说，日本是经历灾难“最好”的地方。你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灾难造成的死亡和破坏，但日本将灾难的破坏力降到了最低。举个例子：我在2004年报道了印度洋的一起差不多规模的海啸（当时我在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十多个国家的25万人在那次海啸中丧生，相比之下，日本的18500人真的算很少了。

我今天读到了一则报道，称日本海啸易影响地区的学校因为大川小学事件更新了安全指导手册。在我看来（这也是许多其他人的看法），日本政府政策的最大失败之处是坚持在这个地震频发的国家使用核能。

界面文化：今年2月中旬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7.1级地震，有报道称是十年前那起地震的余震。今年日本将举办东京奥运会，它的目标之一是展示灾区重建工作的成果。鉴于新冠疫情仍在持续，你如何评价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利弊？

帕里：我上周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我认为东京奥运会应该取消。英国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连续两年因新冠疫情取消，正如保罗·麦卡特尼爵士所说，“成千上万的观众紧紧地聚在一起，挥舞着旗帜，不戴口罩。想想超级传播者吧。”如果规模小得多、时间短得多的节日都要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牺牲，很显而易见的是，一个为期四周的、在全球最大的城市举办的大型活动应该被取消。

界面文化：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日本政坛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山本太郎和他创立的“令和新选组”的崛起。你是否认为他和他率领的政党能为日本带来改变？

帕里：保守势力在日本的执政时间太久了，有新的进步主义政党出现是可喜的。自民党没有一个有力的反对党是日本的悲剧之一。不喜欢或不信任自民党的人因为别无选择，不得不投票给民主党。我希望山本太郎能在政坛中走得更远。

界面文化：在书中你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自没有建立起具有竞争力的多党制。但2020年的新冠疫情也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事实——即使拥有成熟的民主体制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一个国家依然可能无法在公共卫生危机中保护自己的国民。我无意在日本海啸和新冠疫情之间做不公平的比较，但我的确在想，过去40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机制的系统性失败或许是一个更迫切、更普遍性的问题？

帕里：我可能没有资格去论述“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日本当然有它的问题，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联系背景去看问题。在当今人们的记忆中，日本从一个压迫性的独裁政权转变为一个自由、开放、充满活力且富裕的国家。历史上很少有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取得同等成就。新冠疫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它展示了许多政治体制的失败，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的。日本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做得比多数国家要好（再一次地，这更多归功于它的国民而非政府）。

03 变与不变之间的张力让日本成为一个很精彩的国家

界面文化：你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日本定居了。是什么吸引你前往日本发展自己的事业的？

帕里：一个好玩的事实是，在1980年代末，还是学生的我通过参加一个电视答题节目赢得了前往日本旅行的机会。那次旅行之后我对日本越来越有兴趣，尽可能利用所有机会重返日本。在我还是一个年轻记者的时候，我写过一本日本导游书，1995年我获得了《独立报》驻日记者的工作机会，从那以后我一直住在日本，从事日本、韩国和东南亚报道。2002年，我加入了《泰晤士报》。

界面文化：当你来到日本的时候，日本的泡沫经济刚刚破灭，整个国家正在缓慢进入无人料想到的长期经济衰退。这些年里你注意到日本社会风气和民众心态的变化了吗？

帕里：表面上看，日本（或至少东京）一直变化很快。老房子拆毁重建，时尚潮起潮落。但在表象之下，人们的态度和思考方式变化甚少。这两者之间的张力让日本成为一个很精彩的国家。

日本还未重拾泡沫经济时期的自信——虽然那是一种建立在不可持续的地产价格之上的虚假自信。最近这些年，日本的经济不安全感又多了一个维度：因为国际摩擦不断，人们开始担心日本所处区域的长期安全问题。尽管如此，日本依然是一个有诸多优点的国家——强大的社会凝聚力、高标准的教育和艺术创造力——这一点从未改变过。

界面文化：日本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甚至有些许排外的国家。你作为一个外国人（特别是一个外国记者）在日本的感受如何？

帕里：和北美与西欧相比，日本的确在种族和民族层面非常同质化，但我认为称它“排外”是有一点不准确的。日本的确有种族歧视，但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它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不那么有攻击性。日本不仅不害怕外国人，反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欢迎外国人访问日本（在新冠大流行让全球流动性停滞之前）。我喜欢生活在这里恰恰是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日本生活，外国人比日本人有更多的乐趣。你能够享受一个安全、高效、成熟的消费社会的全部好处，但不需要去遵守那些（不成文的）规定。

界面文化：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新书《剧变》中提出，日本当下面临的最大危机是高企的国债、低迷的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在你的观察中，日本政府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

帕里：我还没有读这本书，恐怕没法直接评论他的观点。但日本的确面临着人口危机，政府的对策在我看来是混乱且效果不明朗的。但许多其他国家（我相信中国也是）也面临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长期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轻易地提出解决方案，除非大规模移民，但日本政府并不情愿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