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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今天的劳动与劳动者? | 劳动节

詹姆斯·苏兹曼认为,未来,人类对经济制度和劳动意义真正的反省时机,可能来源于迅速变化的气候、系统性的财富分配失衡引发的愤怒甚至是突如其来的大瘟疫。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按:又是一年劳动节。在劳动领域,有不少人会期盼,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随着自动化和效率的进一步提升,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可以过上轻松的生活。很多人都开心地宣称自动化将带来一个生产力更高、效率更高、股东分红更丰厚的美好新世界,未来真的那样美好吗?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设想,到2030年,技术进步、资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福祉,把我们引领到一片“经济乐土”。但是,《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一书作者、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看到,随着技术的发展,对人力的需求将会削弱,首先是那些需要亲力亲为的基层劳动力会被机器取代,在未来,机器的灵巧度类似甚至超过人类,甚至还能模仿人的社交智商和创造力。这样,即使是那些看起来还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工作,也不能够拥有绝对的保障。本书作者还指出,自动化将为那些已经很富有的人创造更多财富,而那些没有能力购买公司股份、无法享受自动化技术红利的人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凯恩斯认为,每个人只拥有基本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没有人会进行额外的劳动。但问题是,资本主义是欲壑难填的,是需要不断增长与扩张的。就这样,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有志于赚钱的人还会继续做大量工作,一方面给自己的生活创造出一种虚假繁忙的感觉,另一方面获取一个在财富上超越邻居的机会。所以,詹姆斯·苏兹曼认为,未来,人类对经济制度和劳动意义真正的反省时机,可能不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可能来源于迅速变化的气候、系统性的财富分配失衡引发的愤怒甚至是突如其来的大瘟疫。

《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
[英]詹姆斯·苏兹曼(James Suzman) 著 蒋宗强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1-3-1

《智能技术的挑战》(节选)

文 | 詹姆斯·苏兹曼 译 | 蒋宗强

在描述“后工作时代”的乌托邦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警告说:“我们正在遭受一种新疾病的折磨,有些读者可能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在未来岁月里会听到很多,这种疾病就是技术性失业。这意味着这种失业的根源在于我们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去发现节约劳动力的方法,而至于如何让这些冗余劳动力找到新的用武之地,我们制定新法案的速度则比较慢。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受众而言,凯恩斯的观点清楚地阐释了为何会出现大规模失业现象。自从工业革命进入第二阶段以来,人们一直担心自己的行当或生计被新技术和工作方式所取代,但很少有人能像凯恩斯那样清楚地看到这一现象的根源,即随着效率和自动化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对人力的需求将遭到削弱。

如今回头去看,凯恩斯低估了服务业吸纳冗余劳动力的程度,因为在发达经济体中,尽管越来越多的人从农场、矿山、渔场和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生产线上被赶了出来,但不断膨胀的服务业几乎毫不费力地吸纳了他们。所以,尽管在许多国家曾经司空见惯的角色已经实现了自动化,比如火车站的售票员和超市的收银员,但就算到了近年,关于自动化蚕食就业的讨论依然主要局限于少数几个技术中心、公司董事会或学术期刊。之所以没有引发大规模讨论,服务业迅速扩张并吸纳冗余劳动力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2013年9月,一切都改变了。当年,来自牛津大学的卡尔·弗雷(Carl Frey)和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该研究项目主要评估了凯恩斯关于技术性失业的预测准确性。

牛津大学的这项研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是因为它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机器人不仅已经在工厂门口排队,而且它们那闪闪发亮的小眼睛还盯着美国当前近一半的工作。根据对702种不同职业的调查,他们估计在美国目前所有的工作中,有47%的工作在2030年被自动化淘汰的风险很高。他们关注的另一件事是,被淘汰风险最高的人往往并非那些臃肿懒散的官僚或中层管理人员,而是那些凡事亲力亲为的基层角色,在这类角色的从业者里面,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比例往往比较低。

大量类似的研究接踵而至。政府机构、多边组织、智库、诸如世界经济论坛之类的镀金企业俱乐部以及大型管理咨询公司,都参与了进来。尽管它们使用的方法略微不同,但它们的发现都为弗雷和奥斯本的悲观评估增添了一层又一层的细节。

世界最大经济体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展过一个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无论在成员国内部,还是在成员国之间,自动化的影响可能因地域而异。他们预测,在一些地区,比如在斯洛伐克西部,自动化可能导致工作岗位流失率高达40%,而在其他地方,比如挪威首都奥斯陆,如果经济的自动化率低于5%,那么工作岗位几乎不会出现明显的流失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顶尖人才”表示,在接下来的15至35年里,30%~70%的工作岗位容易受到自动化的冲击。另一家大型咨询公司普华永道表示,英国30%的工作岗位、美国38%的工作岗位、德国35%的工作岗位、日本21%的工作岗位将受到自动化的影响。所有这类研究都一致认同一个事实,即在同一个经济体内,一些子部门比其他部门更容易受到自动化的影响,因为在这些子部门里,自动化技术的成本已经低到足以让企业负担得起的水平,企业在自动化技术方面的投资能获得相对较快的回报。他们注意到,那些最脆弱的子部门,即工作岗位流失率可能高达50%以上的子部门,包括“水、污水和废物管理行业”以及“运输和储存行业”。紧随其后的是“批发零售行业”以及“制造业的各个子部门”,这些子部门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裁掉40%~50%的劳动力。

这类研究还指出,一些职业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自动化的影响,至少在短期内来看是这样。这些职业都具备自动化技术无法取代的特征:有的职业需要依赖狡猾的话术去说服别人,比如公关类岗位;有的需要高度同理心,比如心理医生或精神病医生;有的需要创造力,比如时装设计师;有的需要高度灵巧的手指,比如外科医生。

图片来源:图虫

这些特征给从业者提供任何保障都只是暂时的,因为目前人们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去制造人工智能机器,这些机器的灵巧度类似甚至超过人类,而且有些机器还能模仿人的社交智商和创造力。结果,几年前似乎还遥不可及的里程碑变成现实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比如2017年,清华大学与一家国有企业合作研发的机器人“孝义”顺利通过了中国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笔试,谷歌的阿尔法狗打败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类围棋选手。这被视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里程碑,因为与国际象棋不同,围棋不能仅靠信息处理能力取胜。2019年,一个名为“IBM辩手”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外观看起来就像一个庄严肃穆的黑色圆柱)在连续多年与IBM公司雇员练习辩术之后,同一位曾经荣膺世界辩论赛总冠军的辩手展开了关于是否应该支持学前教育补贴的辩论。最后,虽然“IBM辩手”失败了,但它作为一台智能机器人,其表现非常令人信服,“魅力令人震惊”。不仅如此,随着技术的发展,每一个能够连接互联网的人都可以看到一些深度虚假的视频,而且机器在翻译人类语言和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方面做得越来越好。因此,目前普遍存在一种明显的感觉,即没有任何人的工作绝对安全无忧。因此,2018年联合利华宣布将部分招聘职能外包给一个全自动的人工智能机器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样每年能为公司节约70000小时的工作量。

诸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类的机构之所以不确定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潜力,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致力于设计这些系统的人或企业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因为一些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看起来像是死胡同,在这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可能会引发更大亏损。尽管如此,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其中许多借鉴了神经心理学)一直不断发展,而且这个趋势只朝着一个方向前进,不会倒退。

人们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蚕食就业市场的潜力进行了多次评估,而奇怪的是,他们对其他一些更易于预测而且影响深刻的经济冲击保持缄默。事实上,大多数人只是开心地宣称自动化将带来一个生产力更高、效率更高、股东分红更丰厚的美好新世界。

对于麦肯锡这样的公司而言,以这种态度对待自动化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当前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的经济体系之下,它们的员工获得了高收入,能吃得起日本和牛牛排,坐得起头等舱。如果要深入探讨人工智能的其他问题,它们将不得不承担很大的风险,被迫重新考虑如何全面重建当前的经济体系,这对它们而言无异于一次艰苦的旅程。比如,一种看似合理的观点认为人类劳动、努力和回报之间存在同等对应关系,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种假象终将消亡。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谁将从自动化中受益以及如何受益?

* * *

目前,许多人依然经常低估自己国家的财富分化程度,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对某些地方的政客而言,这种做法会给自己带来风险。这类研究之前非常关注国家之间在财富分配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比如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等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但现在这类研究日益关注净资产的差异。毕竟,事实证明,自“大脱钩”时代以来,在创造新财富方面,拥有资产比努力工作更有利可图。

首先,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数字技术越来越廉价,得到广泛应用,有助于大幅缩小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差异,尤其是帮助穷国利用自身优势提高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在全球制造业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高的份额。如今,随着全球经济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这一趋势似乎有可能被阻止,甚至被扭转,因为与人力成本不同的是,自动化技术的成本在世界各地几乎是一样的,从而降低了经济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那些工资要求较低的国家仅有的一点优势也被消除了。

然而,自动化不仅会进一步加剧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如果经济组织方式不发生根本性转变,许多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情况也将急剧恶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减少了非熟练、半熟练工人找到体面工作的机会,与此同时,随着企业大体上实现了自动化,在总人口中占比很小的企业主和企业管理者的收入会大幅提高。同样重要的是,它将提高资本(而非劳动力)带来的回报,如果富人将现金投入到企业自动化改造,财富增速会加快,而如果富人将现金投入到购买廉价劳动力,那么财富增速就会放缓。这直接意味着自动化将为那些已经很富有的人创造更多财富,而那些没有能力购买公司股份、无法享受自动化技术红利的人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自“大脱钩”以来,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从经济增长中攫取的财富总量,相当于其他所有人获取的财富总量的两倍,从而促使财富分化问题演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全球总资产的85%,最富有的1%人口占全球总资产的45%。

许多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系统已经能够承担一些不可或缺的工作了,其中包括基因组研究人员和流行病学家目前依赖的智能算法、医疗从业者利用的一整套新的数字诊断工具,以及日益复杂的气候和气象模型。这些智能设备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没有能力管理日益复杂的城市以及支撑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然而,大多数人工智能系统的工作目标只有一个:为它们的主人创造财富(同时无须承担雇用人力带来的义务)。实际上,在“大脱钩”的同时,财富也在逐渐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过去30年来,在大多数富裕国家,私人财富与国民收入总值之比翻了一番,而国民收入与私人财富之比却大幅下降。比如,在中国,过去30年内公共财富在全国财富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从70%下降到了30%,而在美国和英国,自金融危机以来的公共财富净值已经变为负值。

虽然全自动生产线不是免费工作的,它们所需的能量往往比雇员所需的能量还多,需要定期升级和维修,但与雇员不同的是,它们不会罢工,而且当它们不再胜任工作时,也不会要求裁员补偿或养老金。更重要的是,更换或回收它们不会带来任何道德成本,没有哪个首席执行官会在拆卸、回收或报废机器之前失眠。

图片来源:图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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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设想未来的乌托邦时,没有细致地思考自动化可能加剧不平等,因为在他的乌托邦构想中,每个人只拥有基本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只有傻瓜才会做超出自己所需限度的工作。他设想的乌托邦几乎就像狩猎采集社会一样,任何追求财富的人都会招来嘲笑,而不是赞美。

他解释说:“如果不是为了享受生活、应对现实而追求金钱,那么占有金钱的欲望将被视为一种可憎的病症,是半犯罪、半病态的性格倾向。”他还指出:“我认为我们能够回到一些传统美德和宗教教义早已确定的原则上去,即贪婪是一种恶习,高利贷盘剥是一项罪行,爱财是一种可憎行为。”

凯恩斯相信,向近乎完全自动化的转变不仅标志着物资稀缺的结束,而且围绕着解决经济问题这个之前看似永恒的挑战而形成的所有的社会、政治、文化、规范、价值观、态度和雄心都将随之结束。换句话说,他认为稀缺经济学终将结束,必然被新的丰裕经济学取代,并呼吁应该像由牙医处理牙病一样,把经济问题交给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未来将不再占据神圣的社会地位,而是像“牙医”一般扮演平凡又称职的角色。

将近30年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提出了类似观点,坚称稀缺经济学就是由狡猾的广告商制造出来的欲望支撑的。他还认为,伴随着向丰裕社会的转变,个体将放弃对财富的追求,转而从事自认为更有价值的工作,而且相信这种转变在“二战”后的美国已经成为现实,走在前列的就是他所说的“新阶层”,因为这些人选择工作的前提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工作带来的其他回报,比如快乐、满足感和声誉。

加尔布雷斯和凯恩斯或许是对的,因为这种转变的确已经发生了。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千禧一代”通常坚持只找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是试着去热爱现有的工作。在如何开展工作方面,也存在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雇主越来越倾向于为员工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在许多国家,无论男女,劳动者都享有产假,而且得益于数字通信,越来越多的人每周有几天在家工作,或者能够灵活安排工作时间。

然而到了今天,每周工作时间仍然普遍维持在40小时左右,许多雇员无法选择弹性工作制,不得不忍受路途长且成本高的通勤,因为他们被市中心的房价所迫,不得不住在远离工作场所的地方。不仅如此,全球只有15%的人表示热爱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而且隶属于加尔布雷斯所谓“新阶层”的许多职业,比如学者和教师,正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私营部门工作,以便获取更高收入。与此同时,如同跟随小麦等作物进入新大陆和新生态系统的杂草一样,“欲壑难填之病”找到了新的家园,极好地适应了从照片墙到脸书的一系列数字生态系统,并不断扩散。

如果活到今天,凯恩斯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当年设想乌托邦时选错了预测的时机,乌托邦中“不断增长的痛苦”预示着一种更为持久的弊病,但这种弊病终将可以治愈。或者他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自己当年的乐观预测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人们继续解决经济问题的愿望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有志于赚钱的人还会继续做大量毫无意义的工作,一方面给自己的生活创造出一种虚假繁忙的感觉,另一方面获取一个在财富上超越邻居的机会。

凯恩斯是伦敦“马尔萨斯联盟”的活跃成员。这个联盟的成员是一群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人,相信未来繁荣的最大潜在威胁是人口过剩。因此,凯恩斯可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个更紧迫的问题上,即减少人口。然而,事实表明,正是凯恩斯过于注重技术驱动型经济增长,才开错了处方,这种处方反而加重了经济难题。

* * *

在凯恩斯设想的经济乌托邦中,没有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也没有海洋酸化或大规模生物多样性丧失。但即便有这些问题,几乎肯定会比现在控制得更好,毕竟在他的乌托邦里,科学家和科学方法受到尊重,外行人也认真倾听他们的警告。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乌托邦里,那些刺激人们消费欲望的、需要耗费大量能源的“相对需求”大大削弱,人们不再倾向于定期升级和更换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只要保持商业的车轮正常运转就足够了。

我们或许已经在实现凯恩斯乌托邦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只是还没有跨越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关键门槛,或者我们由于深陷于喧嚣之境而很难清楚地理解未来的发展轨迹,但问题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等待发现这一切了。

毕竟,到目前为止,气候变化的不详前景已经引发了大量讨论和一些行动。如今,在国际组织、政府机构甚至企业的年度报告、政策和计划中,关于可持续性的讨论俯拾即是。然而,尽管来自公众的压力越来越大,顽强的抵制依然存在。事实上,很多人发现质疑硬科学的完整性更容易,而要对经济学这种软科学提出挑战则比较困难。

许多旨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倡议,不得不先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来证明。这并不令人惊讶。比如富有的猎人射杀了狮子、大象和许多其他野生动物,给自己寻找的辩护理由是需要利用这笔收入去为一些工作提供资助,如果没有这笔资助,这些工作就会消失,同时他们还要利用这笔收入去增加用于保护这些物种的资金;海洋生物学家支持修复变白的珊瑚礁,他们的辩护理由是破坏这些物种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环保主义者与政治家们就生态系统的命运展开辩论时,给自己找的理由是这些生态系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气候学家为减少碳排放或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竟然需要从商业角度陈述理由,就像介绍“商业案例”一样。

* * *

遗忘历史的人注定要重复过去的错误,但就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些生存挑战而言,历史上也没有先例。毕竟,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75亿人,而且每个人捕获和消耗的能量是我们狩猎采集祖先的250倍。幸运的是,计算机、人工智能和机器语言为我们提供了工具,使我们能够比任何圣人和预言家更准确地模拟未来。这些工具虽然不尽完美,却一直在改进,改变着我们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并预测当前行动可能在较为久远的未来给我们带来哪些后果。狩猎采集者建立了“即时回报型”经济模式,投入劳动来满足迫切需求,而农民建立了“延迟回报型”经济模式,投入劳动来维持下一年的生活。如同农民一样,我们现在有义务思考自己的工作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的前景。

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大多数人的寿命预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长得多,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遗产。这反过来又给我们平添了一些新的、复杂的权衡,迫使我们思考短期收益和长期后果之间的关系,不然长期后果可能导致我们丧失短期收益。

凯恩斯曾设想到2030年,技术进步、资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福祉,把我们引领到“经济乐土”。在做出这个设想时,他还提出了一个主要观点,即历史不足以作为未来的向导。在他看来,人类借助自动化赢取的未来是一个未知领域,成功驾驭这个领域需要想象力和开放性,需要我们的态度和价值观发生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重大转变。

他得出的一个结论认为:“当财富积累不再具有高度重要的社会意义时,我们原先的道德准则会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将抛弃那些曾经影响财富分配和经济奖惩的各种社会习俗及经济惯例。”

凯恩斯认为自动化带来的变化将给人们的生活、思想和组织方式带来一场根本性的革命,这也呼应了20世纪早期许多探索未来的思想家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卡尔·马克思、埃米尔·迪尔凯姆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因为他们都相信历史最终会以某种方式自行解决现实问题,只不过他们对于问题解决方式存在不同看法。由于我们过于执着地解决经济问题,凯恩斯无法想象到人类活动会引发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也无法想象这些问题的范围和危险,但作为罗伯特·马尔萨斯的粉丝,如果他活到今天,肯定能立即理解这一点。

如果说历史能在某些方面为我们迈向未来提供殷鉴,那就是历史提醒我们,一切都在不断变化,而我们人类是一个顽固的物种,强烈抵制对自己的行为和习惯做出深刻改变,即使形势很明显需要我们这样做,我们依然会抵制。但历史还揭示出,当我们被迫改变时,则会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多才多艺。我们能在很短时间内迅速适应新的、迥异的做事方式和思维方式。尽管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使我们有可能迈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但它们不太可能促使人类像凯恩斯设想的那样深刻改变自己的社会习俗和经济惯例。在这方面,更有可能的“催化剂”反倒可能是迅速变化的气候(就像曾经催生农业的那种气候一样),是系统性的财富分配失衡引发的愤怒。(就像曾经引发俄国革命的愤怒一样),甚至可能是某种病毒造成的瘟疫(瘟疫将暴露出现有经济制度和工作文化的不足,促使我们扪心自问怎样的工作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为什么我们经常允许市场奖励那些毫无意义或寄生性质的工作,而那些被公认为必要的工作得到的奖励却大为逊色。)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工作的意义: 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第15章,内容有删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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