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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人口峰值或于2025年到来,警惕需求侧制约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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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人口峰值或于2025年到来,警惕需求侧制约长期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指出,中国出现总人口峰值后,经济将会遭遇严重的需求侧冲击。新冠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可能会导致这一需求侧冲击提前到来。

2021年2月24日,南京一处居民小区里聊天休闲的老年人。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樊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近日在公开场合指出,中国总人口峰值将在2025年前到来,这会令中国经济遭遇严重的需求侧冲击,而眼下的新冠疫情可能使得这一冲击提前到来。

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微信公众号报道,蔡昉在CF40举办的年会上说,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形成老龄化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与之伴随的是我国经济遭遇了供给侧冲击,但当时需求因素保障了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实现。而接下来,在2025年之前,中国会出现总人口峰值,这是老龄化的第二个转折点。

他指出,总人口峰值下的老龄化将通过三个效应抑制消费:

人口总量效应。人口就意味着消费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快,消费就会增长快,人口负增长,消费也许就会负增长。

收入分配效应。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如果收入两极分化,总消费倾向就低了,就会发生过度储蓄。

年龄结构效应。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将会直接导致抑制消费的自然倾向。

“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一需求侧冲击会不会因为新冠疫情这一周期性冲击而提前到来。”蔡昉说。

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V字形复苏尚未完成。从失业率看,疫情冲击导致的周期性失业仍然存在。2021年2月,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5%,创6个月新高,也就是说,失业率没有呈现回归原有轨迹的趋势。

“长期来看,中国增长速度下行是必然的。有很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会‘回归均值’,即回归世界平均水平。回归没有问题,问题是什么时候回归。”蔡昉说。

“过去30年,世界平均增长率接近3%,依此数据进行预测,我国或将在2050年左右才回归均值。但如果需求侧条件不能予以保障,那么在2050年之前回归均值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确保需求侧条件不要成为长期增长的制约因素。”他说。

对于如何做到不让短期冲击导致长期经济放缓趋势提前到来,蔡昉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是防止资源配置的僵化与退化。中国越来越需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保持经济增长,这是必需的供给侧条件。

 “很多时候,该退出的企业不能退出,该‘死’的企业不能‘死’,许多僵尸企业、半僵尸企业、四分之一僵尸企业还在存活,导致了生产率的大幅下降。因此,我们必须营造出创造性破坏的条件,让该退出的退出、该死去的死去,让生产率高的企业生存和发展。”他说。

其次,加大再分配力度,建立中国特色福利国家。蔡昉指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福利支出比重与劳动生产率呈现显著正相关,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如果能够在社会层面对“人”这个特殊的生产要素进行保护,就不必在企业层面进行保护

“不必保护过剩产能、低效率企业,也不必保护不需要的就业岗位,而只需要保人本身。否则,很可能以保就业岗位的名义保了僵尸企业。”他说。

第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破解一个世纪性的难题,即靠什么提高生育率。蔡昉说,不能指望生育率的实质性回升,但是,优化生育政策特别是加快推进自主生育仍然是有意义的

“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努力在降低孩子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方面,推出真金白银和精准到位的硬措施。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学会跟老龄化共舞,通过完善终身学习、反劳动力市场歧视、提高劳动参与率、建立更普惠的养老保险制度等,收获老年人口红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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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人口峰值或于2025年到来,警惕需求侧制约长期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指出,中国出现总人口峰值后,经济将会遭遇严重的需求侧冲击。新冠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可能会导致这一需求侧冲击提前到来。

2021年2月24日,南京一处居民小区里聊天休闲的老年人。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樊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近日在公开场合指出,中国总人口峰值将在2025年前到来,这会令中国经济遭遇严重的需求侧冲击,而眼下的新冠疫情可能使得这一冲击提前到来。

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微信公众号报道,蔡昉在CF40举办的年会上说,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形成老龄化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与之伴随的是我国经济遭遇了供给侧冲击,但当时需求因素保障了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实现。而接下来,在2025年之前,中国会出现总人口峰值,这是老龄化的第二个转折点。

他指出,总人口峰值下的老龄化将通过三个效应抑制消费:

人口总量效应。人口就意味着消费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快,消费就会增长快,人口负增长,消费也许就会负增长。

收入分配效应。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如果收入两极分化,总消费倾向就低了,就会发生过度储蓄。

年龄结构效应。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将会直接导致抑制消费的自然倾向。

“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一需求侧冲击会不会因为新冠疫情这一周期性冲击而提前到来。”蔡昉说。

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V字形复苏尚未完成。从失业率看,疫情冲击导致的周期性失业仍然存在。2021年2月,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5%,创6个月新高,也就是说,失业率没有呈现回归原有轨迹的趋势。

“长期来看,中国增长速度下行是必然的。有很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会‘回归均值’,即回归世界平均水平。回归没有问题,问题是什么时候回归。”蔡昉说。

“过去30年,世界平均增长率接近3%,依此数据进行预测,我国或将在2050年左右才回归均值。但如果需求侧条件不能予以保障,那么在2050年之前回归均值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确保需求侧条件不要成为长期增长的制约因素。”他说。

对于如何做到不让短期冲击导致长期经济放缓趋势提前到来,蔡昉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是防止资源配置的僵化与退化。中国越来越需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保持经济增长,这是必需的供给侧条件。

 “很多时候,该退出的企业不能退出,该‘死’的企业不能‘死’,许多僵尸企业、半僵尸企业、四分之一僵尸企业还在存活,导致了生产率的大幅下降。因此,我们必须营造出创造性破坏的条件,让该退出的退出、该死去的死去,让生产率高的企业生存和发展。”他说。

其次,加大再分配力度,建立中国特色福利国家。蔡昉指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福利支出比重与劳动生产率呈现显著正相关,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如果能够在社会层面对“人”这个特殊的生产要素进行保护,就不必在企业层面进行保护

“不必保护过剩产能、低效率企业,也不必保护不需要的就业岗位,而只需要保人本身。否则,很可能以保就业岗位的名义保了僵尸企业。”他说。

第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破解一个世纪性的难题,即靠什么提高生育率。蔡昉说,不能指望生育率的实质性回升,但是,优化生育政策特别是加快推进自主生育仍然是有意义的

“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努力在降低孩子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方面,推出真金白银和精准到位的硬措施。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学会跟老龄化共舞,通过完善终身学习、反劳动力市场歧视、提高劳动参与率、建立更普惠的养老保险制度等,收获老年人口红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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