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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十年里三口之家变两口半,王广州:中国家庭规模出现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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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十年里三口之家变两口半,王广州:中国家庭规模出现根本性转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口统计研究室主任王广州指出,中国总人口增幅放缓已是长期趋势。他判断,中国已进入超低生育水平阶段。如果这个判断没有问题,那么总人口顶峰很快就到了。

2017年1月1日,广东东莞,亲子剪影。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樊旭

对于刚刚出炉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口统计研究室主任王广州指出,最值得关注的两个信息是家庭规模的缩小和人户分离规模的扩大。

他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说,平均每户家庭人口从2010年的3.10人下降到2020年的2.62人,减少了0.48人。“这相当于‘没’了半个人,三口之家变成两口半了,这个转变是根本性的。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样下去会改变整体社会结构。”他说。

王广州说,从总人口规模的变动来看,增幅放缓已是长期趋势。“我的判断是生育率非常低,应该是进入超低生育水平阶段。如果这个判断没有问题,那么总人口顶峰很快就到了。”

他指出,生育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已经对生育行为的调节起不到多大效果。生育意愿下降不仅仅是生育自身出了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未来生育政策的着力点在哪里,还需要进一步通盘系统性地研究。

此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2010年相比,当前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3%,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这是一个突出的变化,说明很多人可能在本市有房产的情况下还得租房,个人的财产使用效率值得关注,这个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研究。”王广州说。

以下是本次专访的实录

界面新闻: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您认为比较值得关注的数据有哪些?

王广州: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数据有两个。一个是家庭规模的缩小。根据这次公报公布的数据,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从上次2010年统计的3.10人下降到2.62人,减少了0.48人。这相当于“没”了半个人,三口之家变成两口半了,这个转变是根本性的。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样下去会改变整体社会结构。

从原因来看,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给人们提供了不住在一起的条件;另一方面是人为的选择不婚和独居,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信号,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背后的原因。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人户分离的情况。数据显示,在流动人口方面,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将近5亿。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88.52%。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除了由于城市化原因造成的人口流动外,还需要注意到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了192.66%。这是一个突出的变化,说明很多人可能在本市有房产的情况下还得租房,个人的财产使用效率值得关注,这个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界面新闻:从人口总数来看,虽然我国当前人口规模突破了14亿,但增速较低,过去十年平均年增长仅为0.53%,且较上个十年降低0.04个百分点。有人预测2035年之前我国总人口数量将达到顶峰,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您怎么看待未来的总人口趋势?

王广州:增幅放缓已是长期趋势,但并不意味着总人口高峰到来会很晚。趋势变化的关键还是看结构,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关系。统计局没有公布这个数据,我的判断是生育率非常低,应该是进入超低生育水平阶段。如果这个判断没有问题,那么总人口顶峰很快就到了。

界面新闻:实际上为了提高出生率,前几年我国已经实行了全面二孩的政策,但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这段时间以来,又有了关于开放三孩甚至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但多数人对此也不太看好。您怎么看待过去和今后的生育政策?

王广州:我个人觉得幸亏有了二孩政策,不然这次人口总数肯定达不到14.1亿人,至少低个几百万是有的。但是总体上看,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并没有在一个良性的循环轨道上,生育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已经对生育行为的调节基本起不到多大效果了。

我认为中国的生育问题不仅仅是生育本身的问题,而是如何教育出了大问题,包括升学、学区房等经济成本,以及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理念、观念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培养成本,都影响了生育意愿。另一方面,社会出现了一些新观点,人们对于家、夫妻、婚姻的概念较传统观念有了变化,这也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行为。总的来说,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很大转变,而这个转变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出现许久,但是由于原来有独生子女政策,大家都不多生,所以表现不出来。直到放宽生育政策之后,才发现实际情况已经变了,所以其实这个变化带来了的问题并没有被高度重视。

界面新闻:日本和韩国同为东亚国家,早于我国陷入生育低迷,从日韩经验来看,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我国未来在生育问题上可以怎么破题?

王广州:日本第一次生育率低于2.1应该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出现了,日本很早就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从1970年代以来几乎是每五年就出一个新政策,而且不管是哪个党执政,都着力解决这个问题。韩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是大同小异。

至于政策效果,也不是一点用没有,但是没有想象得那么大。比如,通过资金补贴目标是刺激生育,希望能够提高总和生育率0.2-0.3或更高,但实际只提高了0.1。但是如果不补贴,可能生育率下降地更快。就像我国的二孩政策,如果不放开,我们可能面临更多问题。

在应对方式上,我想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在一个点上发力就能解决全部,因为它涉及若干年形成的系统性问题。我认为应该利用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深入研究政策的着力点和发力点究竟在哪。

界面新闻:生育率低迷的另一面是严重的老龄化。这次公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这一数据较上次普查分别上升了5.4和4.6个百分点。您怎么看这一趋势?

王广州:一方面,由于统计上设置了年龄口径,即60岁和65岁的统计标准,所以当前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与历史上出生人口的高峰有所对应。另一方面,这一比重的上升也是由于中国人预期寿命的提高。

实际上,“十三五”时期的老龄化速度还稍快,未来五年,也就是“十四五”期间,老龄人口比重增长或将放慢。因为这个新阶段对应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下的生育率骤降,这会影响未来几年老龄人口比重增速的变化。而1963年之后的生育高峰则又会加快老龄化比重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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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十年里三口之家变两口半,王广州:中国家庭规模出现根本性转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口统计研究室主任王广州指出,中国总人口增幅放缓已是长期趋势。他判断,中国已进入超低生育水平阶段。如果这个判断没有问题,那么总人口顶峰很快就到了。

2017年1月1日,广东东莞,亲子剪影。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樊旭

对于刚刚出炉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口统计研究室主任王广州指出,最值得关注的两个信息是家庭规模的缩小和人户分离规模的扩大。

他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说,平均每户家庭人口从2010年的3.10人下降到2020年的2.62人,减少了0.48人。“这相当于‘没’了半个人,三口之家变成两口半了,这个转变是根本性的。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样下去会改变整体社会结构。”他说。

王广州说,从总人口规模的变动来看,增幅放缓已是长期趋势。“我的判断是生育率非常低,应该是进入超低生育水平阶段。如果这个判断没有问题,那么总人口顶峰很快就到了。”

他指出,生育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已经对生育行为的调节起不到多大效果。生育意愿下降不仅仅是生育自身出了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未来生育政策的着力点在哪里,还需要进一步通盘系统性地研究。

此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2010年相比,当前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3%,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这是一个突出的变化,说明很多人可能在本市有房产的情况下还得租房,个人的财产使用效率值得关注,这个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研究。”王广州说。

以下是本次专访的实录

界面新闻: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您认为比较值得关注的数据有哪些?

王广州: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数据有两个。一个是家庭规模的缩小。根据这次公报公布的数据,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从上次2010年统计的3.10人下降到2.62人,减少了0.48人。这相当于“没”了半个人,三口之家变成两口半了,这个转变是根本性的。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样下去会改变整体社会结构。

从原因来看,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给人们提供了不住在一起的条件;另一方面是人为的选择不婚和独居,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信号,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背后的原因。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人户分离的情况。数据显示,在流动人口方面,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将近5亿。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88.52%。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除了由于城市化原因造成的人口流动外,还需要注意到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了192.66%。这是一个突出的变化,说明很多人可能在本市有房产的情况下还得租房,个人的财产使用效率值得关注,这个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界面新闻:从人口总数来看,虽然我国当前人口规模突破了14亿,但增速较低,过去十年平均年增长仅为0.53%,且较上个十年降低0.04个百分点。有人预测2035年之前我国总人口数量将达到顶峰,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您怎么看待未来的总人口趋势?

王广州:增幅放缓已是长期趋势,但并不意味着总人口高峰到来会很晚。趋势变化的关键还是看结构,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关系。统计局没有公布这个数据,我的判断是生育率非常低,应该是进入超低生育水平阶段。如果这个判断没有问题,那么总人口顶峰很快就到了。

界面新闻:实际上为了提高出生率,前几年我国已经实行了全面二孩的政策,但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这段时间以来,又有了关于开放三孩甚至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但多数人对此也不太看好。您怎么看待过去和今后的生育政策?

王广州:我个人觉得幸亏有了二孩政策,不然这次人口总数肯定达不到14.1亿人,至少低个几百万是有的。但是总体上看,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并没有在一个良性的循环轨道上,生育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已经对生育行为的调节基本起不到多大效果了。

我认为中国的生育问题不仅仅是生育本身的问题,而是如何教育出了大问题,包括升学、学区房等经济成本,以及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理念、观念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培养成本,都影响了生育意愿。另一方面,社会出现了一些新观点,人们对于家、夫妻、婚姻的概念较传统观念有了变化,这也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行为。总的来说,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很大转变,而这个转变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出现许久,但是由于原来有独生子女政策,大家都不多生,所以表现不出来。直到放宽生育政策之后,才发现实际情况已经变了,所以其实这个变化带来了的问题并没有被高度重视。

界面新闻:日本和韩国同为东亚国家,早于我国陷入生育低迷,从日韩经验来看,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我国未来在生育问题上可以怎么破题?

王广州:日本第一次生育率低于2.1应该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出现了,日本很早就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从1970年代以来几乎是每五年就出一个新政策,而且不管是哪个党执政,都着力解决这个问题。韩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是大同小异。

至于政策效果,也不是一点用没有,但是没有想象得那么大。比如,通过资金补贴目标是刺激生育,希望能够提高总和生育率0.2-0.3或更高,但实际只提高了0.1。但是如果不补贴,可能生育率下降地更快。就像我国的二孩政策,如果不放开,我们可能面临更多问题。

在应对方式上,我想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在一个点上发力就能解决全部,因为它涉及若干年形成的系统性问题。我认为应该利用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深入研究政策的着力点和发力点究竟在哪。

界面新闻:生育率低迷的另一面是严重的老龄化。这次公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这一数据较上次普查分别上升了5.4和4.6个百分点。您怎么看这一趋势?

王广州:一方面,由于统计上设置了年龄口径,即60岁和65岁的统计标准,所以当前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与历史上出生人口的高峰有所对应。另一方面,这一比重的上升也是由于中国人预期寿命的提高。

实际上,“十三五”时期的老龄化速度还稍快,未来五年,也就是“十四五”期间,老龄人口比重增长或将放慢。因为这个新阶段对应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下的生育率骤降,这会影响未来几年老龄人口比重增速的变化。而1963年之后的生育高峰则又会加快老龄化比重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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