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初夏，张竞生正厕身老上海当寓公修订着手再版的《卢骚忏悔录》。他在译序中写道：“毁誉原无一定，凡大思想家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这番话语固然是出于他对卢梭十数载的研读及由此而生的虔敬之情，可考虑到张君当时的情状，其实也不无几分夫子自道的意味羼杂其中。

同绝大多数的民国闻人一般，张竞生一生最波澜壮阔的时期在1949年之前。他曾跟随孙中山先生，作为南方议和团首席秘书参与南北议和谈判，是革命浪潮中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的同盟会骨干；作为民国首批稽勋留学生，他赴法留学八年，裹哲学博士之衔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年逾不惑，他又从书斋走向了地头，在家乡主持开公路、育苗圃、办农校，与其时同在致力于农村建设的梁漱溟并称“南张北梁”。可为历史作注脚的在在皆是，可读历史的后人往往只依稀识得他的一个诨称——“性学博士”。

与“淫虫”、“卖春博士”等其他恶谥比起来，性学博士可谓是最文明的一个了。讲授性学并非自张竞生始。早在前清时，鲁迅就在生理学课堂上传授性学知识。“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糸’字表示精子。”（夏丏尊《我的同事鲁迅三两事》）虽然“性”在平常老百姓看来仍是件羞赧难当的事儿，但对那些浸染过欧风美雨的知识分子而言并不避讳谈性。不明学术者何的民众笑骂几句以作谈资尚可理解。可是极重自由解放的胡适、周作人、潘光旦等同道学人，也视其异端群起而攻之，就颇值得我们一寻其中吊诡之处了。

性学是一项综合性的学问，涉及生物学、医学、统计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然张竞生的性学渊源却始自其求学法国时的哲学研究。“我以为学习哲学的人，实则习一切学术一样，除却他们所学的功课外，应把所有一切的学术通通去涉猎，然后才能博中取得约的成功。”哲学家的思辨精神使性在张竞生眼中无过乎万事万物中供人静观默察的一种罢了。这种为学术而研究性的态度也是张竞生一以贯之的，奈何旁人徒以卖弄情色视之。

留学八年，张竞生的罗曼蒂克情怀在异国他乡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海滨度假时他在饭馆结识了一位法国女招待，二人很快陷入了疯狂的恋爱之中，甚而在海边租房过起了家庭生活。“我们也就在此尽兴领略洞房的兴趣。当我们紧紧拥抱为一体时，我们彼此常说，世间谁知有这样的可怜虫在这样大海中享受大自然的乐呢！”

由于一战爆发张竞生不得不移居伦敦，无奈与同居一年多的女招待分手。而后在凡尔赛宫旁的圣格鲁花园，他又邂逅了一位因战乱流落至此的女诗人。在远离硝烟的深林里，两位失意的青年以诗笺互通款曲，在山川田野间共享欢情。

“我的爱人呵!你的花心香馥馥，软绵绵！整个花心那样活动又巧妙，跟我那针头互相凑合以周旋。你感到十分快乐了，你的窝心，发出如火般的热气缩紧我的针头！多谢你花姐姐，花姑娘，你的热情浓意给终身留下万种无穷尽的温柔！”

这种对性爱的歌吟即便是在近百年后的今日之中国，也绝难登“大雅之堂”的。你可能会说：“这不过尘世里又一登徒子罢了，有何冤屈可伸？”不要急，先容我再叙一段张君的罗曼史，好探个究竟。

张竞生的博士学业修于里昂大学，白天他到里昂大学上课，晚上便寄居在当地一位教师的家中。此时的张竞生已是一口标准巴黎腔、落落大方的留学生，很快便与同是租户的一位瑞士少女由相识到相知以至相爱。但面对惹人怜爱而又不谙世事的瑞士少女，张竞生始终不愿往这份纯真的爱情中添加任何的肉欲。

随着张竞生情爱实践经历的增长以及对哲学研究的深入，他从两性中得到的性的欢娱体验由纯粹的肉欲上升到“灵与肉的结合”。这种情爱观既殊异于萎靡烂腐的肉欲主义，又与非肉体而纯精神的柏拉图式爱情不同。张竞生所憧憬的爱情更近于一种美的体验。在《美的人生观》中张竞生称其为“神交法”，并阐释了在我看来是他最根本的性学观点：“一方面能得到性育的真义，不在其泄精而在其发泄人身内无穷尽的情愫；另一方面，又能得到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产出了无穷尽的欢乐。”

与他同时代的性学传播者，如周建人也常著文倡导性教育以及优生节育，类潘光旦者更是主修生物学的美国留学博士，对于性有系统而专业的学习研究。普及性知识，揭开其神秘面纱以示诸民众，这是张与周、潘均无疑异的地方。龃龉其中的是不同的治学态度。潘光旦们的性伦理观是道法中庸，发乎情而须有所节制。凡所论性学之事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胡适语），不可妄加揣测。而用张竞生自己的话来说，他所采取的乃是一种“艺术方法化的科学观与哲学观”，既不流于虚渺，也不流于呆板。“美流的作用，即在于极端去发展情感、智慧、志愿，消弭时间的观念，接通过去与未来，使人们不觉一切的痛苦而使其常有‘现在长存’的快乐。”

正是循着这种极端去发掘美的理念，张竞生公开在报上征集读者的性经历，并集结出版了那部让他备极荣辱的《性史》；正是凭藉着一股书生意气，他撰文《裸体研究》奥援声名狼藉的裸体模特画家刘海粟；也正是他的“极端”令他屡屡不见容于世：办报被封，开店遭禁，无端的囚禁，莫名的谩骂。欲藉普及美的性育以启民智的张竞生到头来未得到一分名一分利，倒是假张君之名盗印伪书以攫民财的书商赚了个盆满钵满，这荒谬的失意让人情何以堪！

说起张sir身处的年代，跟五四新文化运动仿佛是吻合的。但其实所谓的五四文化阵地与五四学人，正是让张竞生无以容身的地方。这绝不是因为张君不欢迎“德”“赛”二先生，也并非因为张君的不够摩登。相反，恰好是因为他over-modernization(过度摩登化)，让素以个性解放、言论自由自持的旗手们、战将们难以自持，遂一同去孔家店的废墟里捡起那部不入流的谈话录，念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