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实习生 姚冰淳

编辑 | 林子人

“猪”“羞耻”“她比你更好”“太胖了”“哈哈”“再瘦一点”……方形空间中各种包含着评价、羞辱的字条拼贴在一起，空间正中是一个笼子里的提线木偶，象征着一个进食障碍患者，他被笼子里密密麻麻的线缠绕着坐在摆满美食的桌前，手中握着尺子和刀。他并不是在吃东西，而是在测量、计算、拍照。这是目前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举办的“身材焦虑”主题展的其中一件展品，它代表着进食障碍患者受困于身体、食物与外界评价中的日常状态。

另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品是一个用陶土、丙烯和PVC环保塑料做成的苹果，中间的部分是创作者李煜媛用牙齿一口一口咬下的，这是对每一个进食障碍者进食时“味如嚼蜡”的感受的重复体验。食物之于身体是天使，之于进食障碍者的头脑却是魔鬼，他们每天都在经受着头脑与身体的互搏。

这场展览是国内首个“身材焦虑”主题展，展览的创作者与策划团队大多都是亲身经历或见证过身边人经历进食障碍的人。他们希望从自身经验出发，借由绘画、摄影、装置、诗歌等艺术形式，模拟因身材焦虑导致的节食、暴食、和补偿行为的发展史，普及科学的专业知识，以倡导健康独立的自我认知。

进食障碍：当进食成为问题

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是指以“进食行为异常、对食物及体重和体型的过度关注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组综合征，主要分为神经性厌食、神经性贪食以及暴食障碍。厌食症的主要特征是患者用节食等各种方法有意地造成体重过低，拒绝保持最低的标准体重；而贪食症的主要特征是反复出现暴食以及暴食后不恰当的抵消行为，如诱吐、滥用利尿剂或泻药、节食或过度运动等。

对于普通人来说，吃东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对于进食障碍患者来说，他们失去了正常的饱饥感，与食物的关系早已失衡。为了减轻体重，他们可能计算进食米饭的颗粒数，也可能无法抑制地进食过量的食物——过度控制和失控总是在光谱的两端。但很多进食障碍患者对于因“吃”这件“小事”看病感到羞耻，隐瞒病情，甚至有些患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患病，因此，进食障碍的就诊率极低。

进食障碍一般多见于14-25岁的年轻女性。一项针对中国高中生群体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进食障碍的患病率在3%-6%。进食障碍会导致抑郁、焦虑等情绪失调，尤其是厌食症患者多数有与抑郁症共病的情况。进食障碍是所有心理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厌食症患者的死亡率高达5%-20%，其中20%是自杀，5%-15%的患者会因为低体重和节食带来的并发症而死亡。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张沁文自己就经历过非常严重的进食障碍。她从18岁开始节食，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食谱，用手机软件计算卡路里，每天只摄入500-800大卡（正常摄入量应在每天2000大卡左右），到后来，食物在她眼中就是魔鬼。节食逐渐发展为厌食，张沁文经历了掉发、脱皮、长老年斑、停经，甚至连上台阶都很困难，瘦到28公斤时，她住进了ICU。而现在，在逐渐恢复的过程中，她以“少女神婆婆”的身份在微博等平台向大众科普进食障碍，并策划了这次的展览。

研究进食障碍与女性身体的美国社会学家苏珊·鲍尔多在最初的研究中发现，亚洲人事实上并不知道进食障碍这回事，但近年来大量报告显示，在全民外貌焦虑、审美极端刻板化、减肥成为大众生活方式的当下，进食障碍在中国、韩国和日本急剧增加。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诊治中心的官方数据，2002年该中心门诊仅收治三例患者，而2016年就诊人数超过1100人次，2019年超过2700人次。同时，患者来源地从一二线城市逐渐向三四线城市扩散，进食障碍在中国的发病也正在年轻化和低龄化。

2016年，《洛杉矶时报》就曾报道过中国的进食障碍情况。记者Jessica Meyers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媒体作用混杂而成的副产品。她援引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精神健康项目执行主任Kathleen Pike的观点指出，对女性“理想体型”评价标准的变化一部分来自于西方审美，也有一部分源自中国近些年来的社会变迁。曾经强壮的工人阶级女性形象象征着成就，而现在流行的则是尖下巴和漫画腰。

据估算，中国的进食障碍患者可能在9000万到1.2亿之间。但进食障碍远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国内也仅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及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设有进食障碍专科病房及治疗团队。

苗条暴政：“瘦”代表着什么？

节食并不是一个现代的现象。早在古希腊时期，古希腊人就已经将控制食物摄入作为掌控自我的途径。中世纪基督教徒禁食的目标也是净化精神、支配肉体。这些节食方式是为了将自我建构成为一个可控的领域，最大限度地完善人类的优点。因此，只有少数人——比如贵族或神父——才有资格禁食禁欲，他们被认为能够实现这种精神上的卓越。

而到了近现代，节食与追求一种理想化的体重或体型联系起来。脂肪成为众矢之的，人们开始用磅秤上的数字来衡量自己的节食成果。1980年代，美国作家金·彻宁提出的“苗条暴政”开始确立它的支配地位（尤其是对女性），纯粹为了改变身体，各种手段——节食、锻炼身体、化学药品和外科手术——也应运而生。

苏珊·鲍尔多在《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一书中关注食物与身体之间的文化关系。她认为，进食障碍并不仅仅是个体病理性的问题，在父权文化和后工业资本主义的交汇处，进食障碍正在扩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我们要问的是，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痴迷于使我们的身体保持苗条、有型和年轻？”

鲍尔多给出的答案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女性感到自己正在被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目光所注视（gaze），这种注视的权力迫使女性客体化，从而按照社会中的各种标准化的形象来雕塑自己的身体。“吃得不太多”的节制女性被主流文化认可，而那些暴饮暴食的女性被认为是失控的、可耻的，甚至是精神失常的。社会对女性食欲的控制变成一种有效的“规训”，用于训练女性的身体，以迎合男权社会的审美和要求。

如福柯所说，“武力、身体的暴力、物质上的限制，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一个注视就够了。一个检查性的注视，在这个注视的压力下，每个人都会最终自省，从而成为他自己的监督者，每个人因此都对他自己实施监视，成为这个监视的对象和对手。”个体将按照社会标准进行自我监视（self-surveillance）和自我纠正（self-correction），而大众媒介也在不断地制造、传播和呈现各种理想身体的范本，女性因此不得不对照着这个身体标准去塑造自己。鲍尔多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规训称为“唯一一种自行实践的社会性别压迫”。

不仅如此，追求苗条的身体还逐渐成为完美人格的体现，“肥胖”则被道德污名化为懒惰、自控力差的表现。鲍尔多在书中指出，女性大规模进入职场以来，良好的身体管理也象征着“自我控制、意志坚强、头脑冷静、情绪约束、掌控力”等本来属于男性气质的词语。这种象征性获得“男性”权力的方式，表达了女性对于从属地位的潜在抗拒。但是，文化深层次中对“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建构，使得女性无法从根本上解放出来。

事实上，在对进食障碍的研究中，鲍尔多发现女性主义研究中存在一个永恒的“母题”，即用病理来体现反抗的身体。患有“歇斯底里症”的疯女人的胡言乱语，被学者视为脱离父权逻格斯中心的母性语言；“旷野恐惧症”患者被视为向母职的彻底罢工；“进食障碍”的绝食被解读为女性身体的政治声明，这些都是存在于潜意识的反抗力量。但是鲍尔多指出，这种抗议的本质是它的悲剧性与自我挫败。我们可以谈论这种抗议，但不能忽略这些病理给患者带来的沉重痛苦，更无法忽略这些失语的女性正是父权制的理想形态。

参考资料：

China once struggled to feed its people. Now it’s seeing a rise in eating disorders

https://www.latimes.com/world/asia/la-fg-china-eating-disorders-snap-story.html

《把食物当魔鬼，瘦到28公斤，甚至自杀，进食障碍到底是什么病？》

https://mp.weixin.qq.com/s/jEVeUy9kn5uoWtF7G9_G-g

苏珊·鲍尔多《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