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茗阁的小院静静坐落在鼓楼的闹市之中，木制结构，油漆彩绘，八仙桌和长条凳，走进茶楼，传统的味道扑面而来。台上一桌、一扇、一醒木，长衫大褂，口吐莲花。台下一盏清茶、小碟瓜子，偷来浮生半日闲。作为京城最有名的相声剧场之一，这里每周依旧稳定地进行着演出。通常情况下，会有多家不同的相声社团同时在广茗阁进行表演，社团的兴起、退出和更迭也让广茗阁见证着这几年来相声行当的兴衰。

2003年对于相声而言，是意义特殊的一年。这一年郭德纲的“北京相声大会”正式更名为德云社，并在天桥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剧场。随着郭德纲和德云社的走红，九十年代以来一度式微的相声艺术通过剧场，以新的面貌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经历了07年前后的极度繁华，和12年开始的倒闭颓势，15年开始各大喜剧节目和电影轮番上阵，逐渐回温的喜剧市场里相声这门老活计如今是否能再次开出新芽？

规范化的公司管理成为主导

“我们的票务、管理和宣传都是由专人负责的。演员按照演出场次拿工资，我们是给他们上五险一金的。”聚乐部的创始人王惟向《三声》介绍了他们的管理模式。

尽管相声是一门传统艺术，但是对于大多数相声社团，特别是新生相声社团，公司化的管理方式还是一种主导。

德云社原有的管理尽管有公司依托，但最终还是以师徒关系为纽带。郭德纲在社团管理中一直强调一种伦理关系，旗下演员大部分是他的徒弟，而对于离开的人也统统定义为“欺师灭祖”。这样的管理建立在郭德纲个人的威信之上，以伦理形成约束，但也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问题。2010年前后德云社一系列中流砥柱的出走，只是其众多管理问题的一个缩影。

王惟认为师徒传承是相声传统中重要的部分，但这并不与现代化的管理模式相冲突。“师徒关系是老先生们教我们相声技艺，现在依然有先生在授课，我们只是相当于一个表演平台，管理模式还是更加规范化和现代化。”

包括德云社在内，相声社团都面临着转型改制，聚乐部今年会改变原来的签约方式，和艺人改签经纪约，更为制度化的实现艺人管理。对于大部分相声团体而言，可能授业和演出会越来越分开，而演员的流动渐渐成为一种常态。

公司化的相声团体管理也给了更多半路出家的相声演员机会。聚乐部现在有不少相声演员是大学毕业后才加入的，但王惟也承认这些演员在表演上还很不成熟，距离上台可能还有一定距离。

尴尬的相声剧场

“相声的受众其实很多，原来小剧场相声可能火得你都想象不到，七八年前的时候，剧场外头排队的人比簋街都多，这是我的亲身经历。”王惟这样告诉《三声》。

德云社之后，在京津两地，一系列相声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最多的时候北京全城曾同时拥有50多家相声剧场。但2012年起，因为各方面原因相声剧场迎来一波“倒闭潮”，各社团纷纷面临经营难题，到2014年只剩下21家还在营业，而在今天，这个数字可能还要进一步减少。

“城南的剧场也是我咬了咬牙才办下来的。我们今年又多了十多个演员，原来的剧场有些饱和了。”王惟这样对《三声》说道。他们特地把新剧场选在了北京南城，希望能借助南城浓厚的老北京文化氛围给剧场多带来一些观众。相声市场的严重饱和，让他们在选址时不得不把交通、氛围等一系列可能影响上座率的因素都考虑进来。聚乐部的新剧场三月底才刚刚开始营业，现在一场的上座率大概在五到六成，这其中还没有刨去活动赠票的数量。

票房危机不仅仅是一家相声社团遇到的问题，嘻哈包袱铺的剧场从四家减到一家，朝阳文化宫内的梨园剧场从2012年开始三度易主，都没有坚持太长时间，德云社的几家剧场同样面临不小的压力。

尽管相声受众群体巨大，但是京城现有的相声团体和剧场早已远远超过了市场所需的容量。密集分布的相声园子极大的分散了客流，尽管在总量上没有变化，但对单个团体而言，压力都增加了。加之传统相声节目数量有限，剧场间的表演还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问题。

“一个馒头两个人吃，可能都能吃饱，一个馒头五个人吃，可能谁都吃不饱，就这个道理。”王惟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告诉《三声》。“在你这园子听这些段子，在别的园子也听这些段子，传统段子，什么打灯谜，对春联，八大吉祥，全是这些段子，你每个剧场都说这些段子，那谁还看，就和电影院都放一个电影，这么多家电影院都放一个电影，哪一个电影院都卖不好。”

除了剧场密集之外，节目的更新率低也同样挡住了观众们走进剧场的脚步。作为第一个演小剧场的相声团体，德云社的成功无疑来自于它的新鲜感。2005年之前，电视相声是行业的主流，而为了适应电视节目特有的传播形式，电视相声在服装道具、表演方式和内容创作等方面都和传统相声有着较大的区别。十年前的小剧场里虽然说的也是《四大本》上的老段子，但对于长期接受电视相声的观众而言却是新鲜感十足。“但七八年下来，大家把这四大本都说烂了的时候，那就没人听了。”

传统段子的新鲜感在不断丧失，05年的郭德纲唱太平歌词，观众们一片惊叹，现在谁还不会来两句“杭州美景盖世无双”。但新作品的创作速度又无法跟上，即使是德云社近几年的表演也鲜少有特别新的内容出现，岳云鹏的五环之歌唱了两年，闫云达的“six one six（遛一遛）”每年都要拿上舞台遛一遍，而郭德纲本人的作品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了碎包袱的零散堆砌。

“内容是最重要的，我们也在尝试不同的表演形式，群口啊相声剧啊，除了每周一次固定的集体选题会之外，每天下午也会有不同的演员来打磨自己的节目。我们也有联系过外面的写手，但可能现在他们的作品还不够成熟不适合我们的表演，所以自己打磨可能更多一些。”王惟很重视新作品的创作，但是对于有限的节目更新效率他同样显得很无奈，“新作品的创作太难了，一个成型的段子需要经过多次剧场表演的打磨，但是打磨成型之后大家都挤着脑袋去上电视，谁还在剧场演。”

九十年代兴起的电视相声改变了相声原有的表演方式，而郭德纲和德云社的走红得益于互联网盗版的传播，而在现在，互联网新技术依然对相声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最直观地就体现在内容的创作上。“网络的反应速度太快了，有些事情发生之后网上立刻就有了，等我们的段子写出来，观众早就没有新鲜感了。”王惟这样告诉《三声》。

为了更好地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也在努力拥抱各种新媒体。聚乐部、大逗相声都在优酷拥有自己的自媒体频道，而像德云社这样已经有一定影响力的相声社团则和优酷签约，观众可以通过付费在优酷观看德云社的各种演出。聚乐部拥有自己的微信和微博平台进行宣传和沟通，但是对于直播，王惟则显得更为谨慎：“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来我们的剧场，不是因为这票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直观更近距离地看我们说相声，你要在网上看说相声其实和电视相声没什么区别，你可能感受不到那种氛围。就和看电影一样，那为什么大家都要去电影院看呢，因为想感受那氛围。”

影视和全面的喜剧形式也许能打开一扇新窗户

相声剧场的窘境让大批相声社团从剧场撤退，已经成名的相声演员们也纷纷改行。

“07年的时候，贾玲那时候还开一辆QQ，我和我搭档，白凯南、贾玲四个人到处表演，每天赚一两百块钱，美得很，不知道哪天她就火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不说相声了。”王惟说道。

王自健的相声第二班已经解散，但其在东方卫视的脱口秀节目收视稳定，自身也开始投入手机制造行业。而贾玲尽管是相声科班出身，但是自《百变大咖秀》开始，早已逐渐转型成为喜剧演员，第一季《欢乐喜剧人》中也并没有以相声形式做任何表演。

“岳云鹏的走红也是靠综艺，喜剧市场的回温其实是在综艺影视领域，和剧场并没有什么关系。”王惟这样理解这两年来喜剧类综艺和影视作品的大受欢迎，“因为这个电视节目，电影也好，一个月也好，一年也好，三个月也好，它是磨出一期节目，一个东西，但剧场你天天演，太频繁了，首先给自己增加压力，你更新率更不上，你又没有时间给自己去创作，剧场不好弄。”

与此同时，今天的相声市场面临的情况实际上和九十年代的情况有许多共同之处。九十年代由于电视媒体的兴起，多样化的娱乐方式抢占了相声原有的市场，而在今天，综艺模式的创新和相声自身更新率的下降，也让观众更多的流向了其他喜剧形式。而今天大量相声演员的改行似乎也对应着二十年前的情况。

 “我刚刚还在和别人聊，我说如果你以后想演戏那就跟着我继续干，如果你只想说相声，那我们就不用再聊了。”王惟将聚乐部定义为一个全面的喜剧社团，而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相声社团。

“今年我们要转型，聚乐部要朝新媒体，朝影视发展，我们也想尝试一下。其实说相声的也能演，不是不能演，可能和演电影电视的人比，我们可能说的多，但是我们在演相声的同时，电影电视这些表演方法我们也有。”王惟认为相声演员的个人能力是没有问题的，相声的基本功可以很好的运用在其他的影视领域中，“朱军、张国立、刘流这些都是相声演员出身的。”

郭德纲也在采访中表示过，岳云鹏的走红是他们公司运作的一个方向，相声演员的明星化和影视化。

“相声的表演形式在综艺节目中确实很吃亏，所以我们在《笑傲江湖》选择了新的表演方式，不是我们熟悉的，但是也确实想试一试新的方式，看看大家的意见。”迎合新的节目风格不断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越来越多的相声演员试图在影视圈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聚乐部在5月20日将开拍自己的第一部微电影，王惟表示他们会邀请专业的编剧，配合演员的风格进行剧本创作，他们也希望以后能够向大院线发展。

不过，王惟也认为，尽管剧场不好干了，但是对于相声而言，依旧不可缺少，只有剧场存在，相声演员才有地方演出，才能知道节目的好坏。

“剧场是我们的根，相声是我们的魂，不管以后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依然会有自己的剧场，依然会踏踏实实地说相声。”王惟对《三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