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杀死母亲之后的第二天，阿玛尼·海达尔（Amani Haydar）的人生故事被彻底改写。

她的童年、记忆、信仰及对父母关系的认识都在一夕之间发生了改变——就是从“一切发生的那晚”开始。在2015年起初的几天内，这是海达尔为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创伤所能找到的唯一描述。慢慢地，才有更多的言语涌现出来。

她最初的发声，是在母亲萨尔瓦·海达尔去世后的几天里在清真寺与人谈起她的遭遇。在讲到心中怒火不断升腾时，她盯着在场的男人，恳求他们对妻子好一点。随后，在父亲海达尔·海达尔被认定一级谋杀罪后，她又发表了一则受害者影响声明，其中讲到父亲“凶残而持续地”刺杀他分居的妻子，而18岁的小女儿奥拉曾试图阻止父亲对母亲的反复伤害。

什么样的言语可以反映所有的影响呢？海达尔看着被告席上的父亲，对他表明：他所犯罪行的影响还在继续扩大。

在两次发声之间，海达尔一直坚持写日记。这个习惯让她得以在流变的记忆所投下的阴影中保持清醒。问题和话语亦不断出现——我以为我熟知的这个男人是谁？他真的有可能就那样失控吗？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失控？

海达尔如今出版了《来自母亲的创伤》（The Mother Wound）一书，这位曾经的律师、现在的艺术家、作家和妇女权益倡导者将她所经受的一切娓娓道来：从单个家庭的悲剧出发，讲述了更广泛的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不公正以及其中的战争，包括个人和政治层面。书名本身指的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即母亲那些未治愈的创伤会传递给她的孩子。

“为自己写作成为了一种工具，是我以安全的方式参与和反思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比较私人的途径。同时，通过阅读其他女性在类似情形下的工作，比如反性骚扰运动，我开始意识到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与更广大的群体间的联系。”

“我想，‘好吧，那我该如何与公众进行这种对话？这显然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是等到审判结束后，我开始分享一些我的故事……我就这样一路走了下来。”

在母亲被杀害时，海达尔还是一名律师，并怀有五个月身孕。她强烈地想要夺回自己对生活的掌控，然后维持它。“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与凶杀案受害者互助小组辅导员见面时的情景。她说，人们经历凶杀案后首先会有一种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完全失去掌控的感觉。在遭遇犯罪的那一刻，一切信任都被暴力结结实实地摧毁了。我听了以后，心想：哦，她是真的明白我们现在的感受。这种确认是如此重要。”

“当我说‘我们’时，我指的是我的姐妹和我——我们确实感到自己对很多事情失去了控制。我的姐妹们不得不搬出她们与母亲一起生活的家，那个她们如此依赖的家。而我怀着孕，不能再像什么都没发生时那样，对第一个孩子的降生感到乐观和兴奋。我完全被恐惧裹挟了。

有一种失去控制的感觉，我们的家族并不支持我们，他们甚至在某些方面阻挠着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失去控制的感觉——你该如何回到正轨？继续工作吗？你不能只哀悼一个星期，然后就翻篇重来。我们的社会系统并不真的支持这个过程，或者说可以提供一个缓和的过渡。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确实感到在审判结束之前，一切都不会复位，一切都不会重归平静，因为对将来会发生什么没有把握，也不清楚，更不会有解脱——尽管我并不真正相信所谓解脱。”

对海达尔来说，来自母亲的创伤不仅仅在于她失去了自己的母亲，还包括她深爱的外祖母的死亡。她的外祖母死于2006年战争期间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村庄的一场轰炸。在书中，海达尔穿越父权文化和家庭暴力的复杂交界、战争的极端创伤及其对她家族的影响，解开了一条母系的线索。

这是海达尔在2018年提交给阿奇博尔德奖的艺术作品中的其中一幅画，名为《在此插入标题》（Insert Headline Here）。在画中，海达尔抱着她已故母亲的照片，而她的母亲又抱着她已故母亲的照片。这幅作品最终入围，海达尔的艺术创作生涯也就此开启。在文字表达不到位的时候，她会诉诸艺术。她的新作品目前正在墨尔本的Mars画廊展出，直到8月。

但寻求准确的言语依然是必要的。“为了对我母亲的遭遇进行细致入微的呈现，我想确保她的故事不陷入种族化的陈词滥调。她的人生很复杂，我要进行敏锐的解读才行。案发后，有一些报道和网络评论声称‘这个女人被杀是因为她没给丈夫递盐’以及‘和平的宗教再次出击’——这些都是被过度使用的陈词滥调。”

“我的母亲和父亲都不太符合现有的观念定势。我的母亲每天都在挑战这些成见，事实上，她一生都在这么做。所以我真的希望这一点能在我的写作中体现出来，这些天我们经常谈论交叉性，而我想把它付诸实践。”

海达尔的新书是一部高雅的大师级作品，它并不局限于对可怕事件的单纯回忆，而是尽可能将更大的意义穿插在自身混乱的恐怖经历之中（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总是能够实现的）。它是文学的，是女性主义的，尺度也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且到最后也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她在尽量疗愈创伤的同时，也在努力抚慰更多女性的创伤。

她问道：“我们的母亲身处父权制社会并深受其害。对于她们传递给我们的所有创伤，我们该如何去修复？我们可以怎样补救这种关系，并使这其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外祖母的去世是我母亲的创伤。我开始看到我的生活和经历与她的生活经历之间的相似之处。我们从来没有坐下来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可以从母亲离开祖国的经历中看到这种规律（我们把那些地方称为祖国），战争之类的事情也带来了很多创伤。”

“我想梳理出这些发现，然后把它与集体和整体的疗愈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作为个体——因为我们是如此孤独，我们别无他法，只能生活得相当独立。我的创伤经历告诉我，你需要感觉自己是一个集体的一部分，你需要与人们建立联系。（外祖母去世时）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对我的母亲来说是多大的创伤。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认真地提起过它，也没有谈论这对我来说是多大的创伤。”

“直到母亲去世，我才真正发觉这种无休止的轮回，”她继续说，“有段时间我感到，我们真的无法逃避这种轮回。创伤会使你感到相当困顿、紧张和过度警惕，这就加剧了这种无法逃避的暴力的感觉。我真的想把读者带入那段经历，看看所有这些创伤和经历，同时也对它们进行整理——我谈到了把东西缝合在一起和钩编，营造一种再现之感。”

所以，在海达尔对疗愈的不懈追求中，在她母亲的持续“在场”中，希望和安慰也出现了。“她绝对是一个持续的灵感和反思的来源，让我思考自己是如何为人母的，以及我对我的未来有什么期望。”

她说，疗愈自己的创伤对阻止创伤向下一代传递至关重要。六年前，当她的母亲在自己母亲去世的阴影中开始做母亲时，分娩的痛苦伴随着另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这种创伤是如此鲜活。她在这本书的第一页中写道：“每到宫缩的高峰，心理的悲痛与生理的疼痛交织在一起。我想叫停一切，想告诉他们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太伤心了，实在没有力气生产。”

但孩子还是顺利出生了，看到孩子眨巴着黑溜溜的眼睛望向她，她告诉助产士：“我很高兴是个女儿。我们家庭中的女性都很强大。”

（翻译：张璟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