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钟瑾

1971年9月9日，纽约州最高戒备等级的阿蒂卡监狱囚犯起义，以抗议多年来受的虐待。一些囚犯劫持了狱警和文职人员为人质，要求谈判。4天后的清晨，州方突然派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带着违禁武器强攻，造成包括人质和囚犯在内的39人死亡、百余人重伤。事后，州方伪造现场、胁迫证人，受害者家属对州政府提起诉讼，直至2012年，案件终于有了结果，但事情远未结束。历史学家海瑟·安·汤普森对1971年的阿蒂卡监狱起义及其遗产进行了十多年的广泛研究，不仅采访了当事人，而且辗转查阅了被掩藏、封存的尸检报告、弹道分析报告、州警的陈述、证词、调查报告、起诉书等，耗费整整十年，写就近八百页的《水中血》，将阿蒂卡的悲剧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如果动物或者人类在海里的时候身上有流血的伤口，鲨鱼就会闻讯而来，发起攻击。这是科学研究早已揭示的一个现象。西方人把这个现象概括为“水中血”，意思是在对抗性环境下，一旦一方暴露出弱点，就会引发他方的攻击。

以“水中血”为题，不仅是对1971年发生在阿蒂卡监狱、40多年余波未了的这段历史的形象概括，更揭示了大规模监禁和此时已显露的制度性滥用权力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美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监狱骚乱

1971年9月13日清晨，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州警和狱警奉命强攻阿蒂卡监狱，飞机投下了会让人丧失活动能力的催泪瓦斯，“每个警察似乎都佩了一把枪、一根分量很沉的警棍；许多人扛着步枪和霰弹枪；有些人拿着催泪弹发射器；有些人腰间挂着防毒面具……”就这样，这些人“带着能攻下一个小国的东西”进去了。

四天前，也就是9月9日早上，阿蒂卡监狱大约1300名囚犯突然起义，同时劫持了该监狱的狱警和文职人员为人质，要求与狱方谈判。

然而，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和州政府并不愿意答应囚犯的要求，而且强行撤走了前来协助沟通的官方、媒体、社团人士，自信可以解决此事。而州方面派来夺狱的州警和狱警是被赶鸭子上架的。之前，他们大多在公路上查超速和酒驾，没有处理这种紧急事件的经验。配发的手枪，一年只有3次机会去射击场练习；配发的步枪，完全没受过使用培训甚至没有用过。他们还带上了国家明令禁用的武器，而且他们的身份编号和枪械的序列号从未按要求事先登记。

夺狱造成42人死亡，百余人重伤。而后，州政府对相关囚犯提起诉讼，而州警和狱警不仅在现场伪造证据，事后还威逼利诱囚犯做假口供，法官也对千疮百孔的证据视而不见。据幸存的囚犯和人质称，这些州警和狱警疯狂扫射，甚至连明知有人藏身的掩体和洞穴也不放过。事后，狱方在几个月里对囚犯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高戒备等级监狱中的弱势群体       

阿蒂卡监狱的囚犯之所以揭竿而起，是为了抗议多年来遭受的虐待。这座监狱占地约55英亩，就像个灰色的堡垒，每个角落都有一座炮塔，戒备森严。它自大萧条时期启用，到1971年时，几乎没有进行过现代化改造。而法官却源源不断把罪犯送进这个设施老旧的牢笼里来，其他监狱也隔三差五把囚犯移送过来，以致人满为患。

当时，阿蒂卡有2243名囚犯，其中逾2/3来此之前至少坐过一次牢。不过，这并不是说阿蒂卡囚犯都是些不知悔改的凶徒；相反，许多人是非暴力囚犯，甚至仅仅因为违反假释条例就被送了进来。还有一些年轻囚犯是因为吸毒问题。年轻的非暴力囚犯越来越多，这些人难以在弱肉强食的高戒备等级监狱里讨生活，平常受欺负，监狱一乱起来便首当其冲受害，有人遭到性侵甚至杀害。

阿蒂卡的绝大多数囚犯是非裔美国人或波多黎各人，白人虽然只占37%，却占据了阿蒂卡74%的好工作，相形之下，非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却有76%是在活又累、钱又少的金属加工车间干活；80%的人在干苦力，他们是阿蒂卡的垫底群。白人即便干最差的活，起薪也比他们高。

1970年，金属加工车间的450名工人通过罢工，把日薪从6美分争取到了25美分，把每天的计时工资封顶从29美分争取到了1美元。但在阿蒂卡，这点钱远远不够。更何况还要被狱政官员扣留一半，说获释时发还。

低配给和高歧视性

囚犯为什么那么需要钱？因为狱方一直在对囚犯实行低配给。

州里提供的东西只有几样是免费的：一件薄的灰色外套，两件灰色工作衫，三条灰裤子，一双鞋，三套内衣，六双袜子和一把梳子。每个月囚犯还能领到一块肥皂和一卷厕纸，这意味着他们得限制自己“每天只用一张”。而他们需要钱去弄配给之外的东西，比如更暖和的衣物，更多的食物，牙刷、牙膏、除臭剂、洗发水、剃须刀和更多厕纸等，需要除臭剂是因为每人每周只能洗一次澡，每天只有2夸脱（近2升）的水。

州里在食品方面的拨款也少得可怜，每个囚犯每天仅有63美分，完全达不到联邦指导手册中规定的最低饮食标准。对于饥肠辘辘的他们而言，厨房和食堂的活尽管累人且要每周7天连轴转，却最令人垂涎。

狱方如此盘剥囚犯，助长了监狱里的违法交易和囚犯间的弱肉强食。与此同时，狱方又在利用囚犯发财。一名白人囚犯对金属加工车间、食堂和洗衣房的经济状况做了些调查，发现1969-1970年间阿蒂卡通过他们的劳动使纽约州获利近120万元。

这样一座关押了2000多人的监狱，仅配了2名医生。医生每天要处理100到125个等着看病的囚犯的医疗需求。囚犯通常被要求透过纱网来描述自己的病情，几乎不进行体检，1片阿司匹林就打发了，慢性疾病和小病最终被拖成大病。

对于波多黎各囚犯的医疗需求，两位医生几乎不闻不问。他俩都不会讲西班牙语，也从没向狱警提出过请翻译协助。狱方对此不以为然，反倒很愿意允许在囚犯身上做医学实验。

每个月行政委员会都会来检查出版物，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色囚犯要的书报被列入禁止清单。无论是黑人社群的报纸还是宗教出版物，非白人囚犯所要求的读物鲜有能通过收发室的。至于西班牙语写的信或者出版物，一概扔掉了事。

至于探监，在阿蒂卡，26.6%的波多黎各人和20.4%的黑人都是同居伴侣，但狱方规定，事实婚姻的妻子或非婚生子女均不许来探视，甚至连同居伴侣之间的信件也会被没收。

爆满的监狱和狱警的焦虑

1960年代末，阿蒂卡变得越来越拥挤，监狱管理层却没有雇用更多狱警。歧视性政策使得阿蒂卡气氛紧张，囚犯和狱警同样倍感压力。

能通过假释提前离开阿蒂卡，是每个囚犯的梦想。然而，没人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提前获释，有的人却不行。即使是获得了假释的人，兴奋之情也会很快夭折，因为只有在外面找到工作，才算真正地离开了阿蒂卡。通常这些人会收到一本过时的电话簿，以便查找企业地址，主动联系工作。可是许多囚犯几乎不会写字，而且得花钱买纸、付邮费，通常他们省下钱，写了两三百封信，结果还是关在牢里，假释期过了也不会收到任何音信。囚犯空欢喜一场，感觉自己受骗了，这也让狱警的工作更难做。

阿蒂卡的狱警大多来自纽约西部清一色以白人为主、信仰天主教的小城镇。这些人高中毕业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就业选择，只能来当狱警。1970年，阿蒂卡监狱雇用了398名当地人，年龄从22岁到60岁不等。新人的人均年收入在8500到9600美元，工作15年后，仍低于12000美元。许多人不得不打两份工养家，因而始终疲惫不堪却又神经紧绷。

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没受过任何监狱方面工作的培训。新人第一天报道，领取一根警棍、一只警徽、一套制服后就直接上岗，看管一群40人左右的囚犯。有时要同时看管六七十名囚犯，有时要带多达120名囚犯去食堂，此外还要领他们去干活、去院子放风。囚犯害怕，狱警也是战战兢兢。所以，当1971年9月9日，他们被囚犯挟持为人质时，恐惧之情可想而知。

大规模监禁和美国式“严打”的贻害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约翰逊总统1965年创建了执法协助办公室，前所未有地向执法部门和监狱投入资金，以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打击犯罪的战争。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使得警方可以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拦截、搜查公民，警方加强了针对贫穷街区和有色人种的执法力度，反过来又导致了创纪录的逮捕率。

这一公共政策转向是基于一个严重的误解，以为美国的“犯罪问题”已到岌岌可危的程度。实际上，此时这个国家的犯罪率从历史上看并无特别之处。

而阿蒂卡事件的当事人、纽约州时任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为了赢得党内总统竞选的提名，1970年明确表态会“严打犯罪”。阿蒂卡惨案发生后没几年，他就进了白宫。

1968年，尼克松的当选标志着美国“法律与秩序”时刻的开始。之后，里根与布什政府也发动了打击犯罪的战争，大规模监禁导致监狱拥挤。随之，美国刑事司法机构也不断扩大，各级监狱不断新建。

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各州不仅大幅增加监狱费用，还通过了最低刑期的法律，甚至对累犯判以终生监禁。联邦议会还在1984年强制推行对职业罪犯（犯三次以上重罪者）的量刑适用指南，并不断要求联邦量刑委员会提高量刑标准。直到2005年，最高法院才宣布该标准不修改即违宪。

然而，“严打”思维已深入骨髓。在《水中血》问世的2016年7月5日、6日，路易斯安那州和明尼苏达州接连发生白人警察在执法中枪杀非裔男子事件。现场视频传开后，激起了民众对警察暴力执法、涉嫌种族歧视的愤怒，多地爆发抗议示威。7日晚，在达拉斯市中心举行的抗议活动中，一名黑人退役士兵向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开枪，造成警方５死７伤，这是自9·11以来造成美国执法人员死亡人数最多的单起案件。袭击者甚至在与警方对峙时声称希望杀死更多白人，特别是白人警察。

2020年，明尼阿波利斯市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因警察暴力执法而死，对于美国的种族矛盾无异于火上浇油，当地、美国多地（乃至英国等国）都出现了大规模反种族歧视和反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暴乱和打砸抢事件。

相关机构统计结果显示：2019年，美国有1098人被警察暴力致死，其中90%为非裔；一年365天中，只有27天没有警察暴力执法的记录；而在押的罪犯33%为非裔。

种族问题和暴力执法交织在一起，在美国社会似乎已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少数族裔对警方极度缺乏信任，警方则对少数族裔更是高度防备。

1971年的阿蒂卡事件发生后，官员一再刻意保护造成这一悲剧和如此巨大创伤的政客和执法人员，而他们本可以且应该尽早将阿蒂卡的全部真相公诸于众，让伤口开始愈合，这样阿蒂卡的历史才会成为历史，而非成为今日的政治问题与痛苦之源。

文中图片来源于《水中血》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