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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关键问题揭露呷哺呷哺高层“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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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关键问题揭露呷哺呷哺高层“内斗”

随着执行董事赵怡被罢免人事风波刚告一段落,我们通过三个关键问题,梳理了这场闹剧的核心冲突,以及呷哺呷哺未来发展的困境。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刘雨静

编辑 | 昝慧昉

随着连锁火锅集团呷哺呷哺(00520.HK)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全票通过罢免集团前行政总裁、执行董事赵怡执行董事职务的提案,这家公司持续三个月的高层人事风波暂告时一段落。

8月2日,呷哺呷哺餐饮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呷哺集团”)发布了风波后的首次公开声明。

呷哺集团在声明中表示,赵怡职责范围包括提升集团业绩并妥善管理集团事务,而赵怡担任行政总裁期间,集团若干子品牌表现未达预期,并且赵怡的管理方式及理念与董事会其他成员存在重大差异。鉴于以上原因,董事会决定进行人事调整,解任赵怡行政总裁职务并由贺光启出任该职务。

在解任流程方面,自2021年上半年起,便与赵怡进行过多次正式的谈话,并将相关情况呈报董事会知悉。整个流程完全按照上市公司规定执行。

呷哺呷哺企业声明截图。

此外,声明中还提及北京呷哺的公司治理架构完全符合规定。以及解任赵怡相关职务后,网络上出现了不实报道,赵怡也于2021年6月21日及7月26日的公开信中提出似是而非的说法,此行为不仅给呷哺呷哺集团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也对品牌声誉造成了损害。

截至目前,赵怡尚未对呷哺集团的这份声明作出反应。

而这场风波的背后,却折射出呷哺集团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集团内部的资源分配争议、子品牌的不佳业绩,以及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存在的立场矛盾。

被大力扶持的茶米茶是高层的“私人奶酪”?

界面新闻此前报道过,呷哺集团一些离职员工认为,茶米茶及其所涉及的原材料和供应链利益问题,或许是赵怡与贺光启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点。

茶米茶是呷哺集团创始人贺光启个人全资持有的新式茶饮品牌。天眼查App显示,茶米茶的运营主体为茶米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后者由茶米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100%全资控股。

茶米茶的董事、总经理和法人,为贺光启妻子陈素英的侄子刘冠纬;董事会成员还有贺光启、贺光启之子贺显翔。公告显示,茶米茶由贺光启个人财务及其他资源拨付所需资金来维持运营。

在2018年成立之初,茶米茶曾被抱以很大期望。当时贺光启认为,茶米茶能够为呷哺门店引流、并赚取更多利润。

但据多名已离职呷哺员工表示,从一开始,赵怡就对此持质疑态度,认为茶米茶难以达到为呷哺门店引流的预期。

尽管如此,茶米茶在独立开店的同时,依然与呷哺集团旗下的火锅门店深度绑定。2019年,呷哺集团与茶米茶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后者向呷哺集团出售生产茶饮及茶食产品所需的食材,并提供相关经营支持;呷哺集团则向茶米茶支付特许权费,按照集团餐厅出售茶饮及茶食收益的5%计算。

从日后的实际运营情况看,茶米茶的确表现平平。

新式茶饮市场竞争激烈,无论是对茶米茶早前打出的“新中式”“人文茶馆”概念,还是高于星巴克的客单价,消费者都不买账。

如今,茶米茶独立运营的门店大多关闭,品牌其它门店大部分都开在呷哺集团旗下火锅店的入口处,依托于呷哺呷哺和湊湊门店的客流在运转。

开在湊湊入口处的茶米茶。

一位曾在呷哺集团工作超过5年,现已离职的员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赵怡是呷哺集团内少有的会跟贺光启唱反调的人。她始终不满意茶米茶的市场表现,认为其品牌知名度、定位匹配度和产品竞争力在茶饮市场都极弱,此外茶米茶还占用了火锅店的面积,坪效低于经营火锅的坪效,增加了呷哺自身运营门店的费用。

 呷哺集团财报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呷哺呷哺实际向茶米茶支付的特许权费及购买食材费用总额分别为2039万元和7705.4万元,合计金额近1亿元。这笔金额并不是小数字,呷哺集团2020年的整体营收为54.55亿元,调整后纯利也不过1.3亿元。

业绩不佳的背后还有另一层争议——贺光启个人独立持有的茶米茶和呷哺集团之间的采购和供应链关系。

有前呷哺员工对中国网财经表示,赵怡被罢免,与她反对茶米茶与呷哺集团的关联交易、动了贺光启的“私人奶酪”有关。

上述在呷浦呷浦工作5年的前员工也认为,茶米茶的采购、仓储、配送等供应链都是呷哺集团的,这些隐性成本账面难以看出,这意味着茶米茶的采购实际上是利用呷哺上市公司的供应链为贺光启的个人公司节省运营成本。

关键不在内斗,而是创始家族与职业经理人反目

毫无疑问,赵怡被罢免后,贺光启家族将在呷哺集团中拥有更大话语权。

赵怡被开除出董事会后,呷哺集团董事会还剩6人,分别是执行董事贺光启,同时其还担任集团董事会主席、行政总裁;非执行董事、贺光启妻子陈素英;非执行董事张弛,为投资人委派的董事;以及独立非执行董事谢慧云、韩炳祖和张诗敏。

呷哺董事会名单。

而呷哺集团在中国大陆的运营主体为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呷哺”),由呷哺呷哺餐饮管理(香港)控股有限公司100%持股。北京呷哺的董事会成员有3人,包括呷哺集团董事会主席贺光启、贺光启妻子陈素英、以及陈素英侄子刘冠纬,刘冠纬同时任北京呷哺公司的总经理和法人。由此可见,贺光启家族完全掌控了北京呷哺。

赵怡曾在今年7月26日公开质疑北京呷哺的管理层架构。据赵怡称,她于2021年5月发现,北京呷哺公司董事会成员和总经理于2019年5月发生了变更,而呷哺集团董事会对上述变更并未知悉同意。

赵怡曾多次提议在集团内部精兵简政,还曾在公开声明中提议改组北京呷哺的董事会组成和总经理任命。呷哺集团则在8月2日的公开声明中表示,北京呷哺的经营严格遵循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治理架构完全符合规定。

本次呷哺的罢免风波所涉及的集团“内斗”,本质上是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立场和利益冲突。事实上,赵怡与贺光启一直存在集团运营理念和策略的不和。

赵怡是财务出身的职业经理人,加入呷哺集团时最先担任首席财务官,她加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呷哺的上市。

2012年,赵怡正式入职呷哺呷哺,而据TOPHER报道,最终在她的带领下让呷哺呷哺真正上市的时间缩短至3个月,成为彼时餐饮业中上市最快的案例;这也帮助赵怡在2019年被提拔至集团行政总裁的位置。

赵怡对呷哺呷哺的定位,是物超所值的大众化模型,她在任时抛弃了呷哺早期的高投入重资产模式,坚持以大众消费店为主。

此外,赵怡对呷哺集团的各项支出和成本也有相当严格的把控。自媒体“筷玩思维”曾报道称,赵怡对各项财务指标管控较严,导致所有的甲方、包括房租水电等全部付款,以及员工的大额报销迟迟得不到签字,进一步引起呷哺呷哺与甲方关系的恶化。加之呷哺呷哺品牌影响力减弱,呷哺和很多商场的关系都不太好。

而创始人贺光启的运营策略则是升级呷哺呷哺,将其推向高端化。从其早期对茶米茶的高客单价、超越星巴克的构想来看,贺光启自始至终都对高端餐饮有更多向往。

此外,呷哺集团旗下的高端火锅品牌“湊湊”也显示出良好的增长速度。呷哺集团2020年财报显示,当年呷哺呷哺的收入为35.01亿元,较2019年下滑了25.9%,而湊湊的收入为16.9亿元,较2019年增加了40.4%。

尽管呷哺呷哺依然是呷哺集团占比高达六成的最大收入来源,但主要在中高端市场发力的湊湊显然后劲更强。

湊湊火锅。

而呷哺呷哺是赵怡直接领导的子品牌,它的不佳业绩进一步激化了赵怡与贺光启之间的冲突,这也是呷哺集团反复在罢免赵怡的原因中提及“子品牌未达到集团预期”的原因。

中国市场上,职业经理人与创始人家族的冲突并不鲜见。尽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本土家族企业尝试“去家族化”、引入职业经理人,但不少在尝试经理人运营后,最终还是更愿意将企业实权紧握在家族手中。

比如,汇源集团自2013年起,前后引入前李锦记酱料集团CEO苏盈福、百事大中华区饮料运营前副总裁梁家祥等4人作为公司管理人,最后又重回家族化之路;新希望集团在创始人刘永好之女刘畅接班后的8年中已换了三任总裁,管理层震荡频繁。

值得注意的是,在赵怡被罢免之前,湊湊的创始人兼前CEO张振纬也已主动宣布离职。

张振纬2014年加入呷哺集团,带领团队成立了湊湊,早前他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对湊湊的版图预想——其中一点就是将湊湊独立于呷哺呷哺,分拆独立上市。

职业经理人与创始人家族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是个长久的难题。据野马财经分析,职业经理人更专业、更懂市场一线消费人群的变化,但是他们也更关注短期经营绩效。而家族成员则更注重长期,但缺乏对市场的了解,这也是形成二者之间矛盾的关键。

高层大乱之后,呷哺呷哺还能如何增长?

管理层变动风波之下,还暴露了呷哺集团一直以来的增长困局。

7月29日,呷哺集团发布盈利预警信息,预计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个月的收入增长约为59%,同期将录得净亏损介于约人民币4000万元至人民币6000万元之间。

对比去年中期,呷哺呷哺收入下滑了29.1%,净利润下滑255.4%的数字,尽管今年中期该集团亏损较去年有所收窄,但并未改变其多年来的业绩下滑的走势。

2018年,呷哺呷哺营收47.34亿元,增速比前一年下滑3.6%;2019年,呷哺呷哺营收60.3亿元,增速同比下滑1.8%。此外,2016年到2020年,呷哺呷哺的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39.7%、14.2%、10.1%、-37.7%和-99.4%。

与之对比,海底捞2019年营收265亿元,同比增长了56.5%,净利润23.47亿元,同比增长42.3%;2020年受疫情影响,净利润同比下降86.8%至3.09亿元,但实现营业收入286亿元,同比增长了7.8%。呷哺呷哺却是营收、净利双降。

呷哺呷哺1998年成立之初主打高性价比一人食小火锅,客单价在30元至50元之间,但在此后全面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逐渐被年轻人遗忘。此后呷哺的自救策略是扩店和涨价,但这两个做法的成效都并未达到集团预期。

呷哺集团2020年财报显示,呷哺呷哺的客单价62.3元/人,而2019年为55.8元/人,涨价约11%。而定位更高的海底捞2019年同期客单价为105.2元/人,2020年提升为110.1元/人,涨幅约为4%。

呷哺呷哺的涨价做法引起不少消费者的不满,认为其“加价不加量”,性价比不如从前,差异化和产品品质也没有跟上涨价。还有消费者直指“呷哺呷哺不好吃,不如多加点钱去吃海底捞。”

呷哺呷哺前CEO赵怡。

此外,呷浦呷浦在门店布局上也遭遇了滑铁卢。

呷哺呷哺的第一家门店开在北京,此后华北一直是呷哺呷哺的门店布局重点,北京、天津和河北一带的门店数占到其门店总数的54.8%。自2010年开始,呷哺呷哺正式进入上海市场。但即便在提出“千店计划”后,依然未能真正在华东和华南打开局面。截至目前,呷哺呷哺在上海的门店数只有50家左右。

呷哺集团在2020年财报中,也承认了其地域布局的失误,称呷哺呷哺门店集中在北方地区,导致营运布局失利。2021年会集中开发华东和华南市场,未来三年,华东和华南也将成为呷哺呷哺扩张的重点地区。

但如今,这项区域门店扩张计划是否能落地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呷哺集团在上述盈利预警中称,预计全年将会关闭呷哺呷哺品牌亏损门店约200家。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呷哺呷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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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关键问题揭露呷哺呷哺高层“内斗”

随着执行董事赵怡被罢免人事风波刚告一段落,我们通过三个关键问题,梳理了这场闹剧的核心冲突,以及呷哺呷哺未来发展的困境。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刘雨静

编辑 | 昝慧昉

随着连锁火锅集团呷哺呷哺(00520.HK)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全票通过罢免集团前行政总裁、执行董事赵怡执行董事职务的提案,这家公司持续三个月的高层人事风波暂告时一段落。

8月2日,呷哺呷哺餐饮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呷哺集团”)发布了风波后的首次公开声明。

呷哺集团在声明中表示,赵怡职责范围包括提升集团业绩并妥善管理集团事务,而赵怡担任行政总裁期间,集团若干子品牌表现未达预期,并且赵怡的管理方式及理念与董事会其他成员存在重大差异。鉴于以上原因,董事会决定进行人事调整,解任赵怡行政总裁职务并由贺光启出任该职务。

在解任流程方面,自2021年上半年起,便与赵怡进行过多次正式的谈话,并将相关情况呈报董事会知悉。整个流程完全按照上市公司规定执行。

呷哺呷哺企业声明截图。

此外,声明中还提及北京呷哺的公司治理架构完全符合规定。以及解任赵怡相关职务后,网络上出现了不实报道,赵怡也于2021年6月21日及7月26日的公开信中提出似是而非的说法,此行为不仅给呷哺呷哺集团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也对品牌声誉造成了损害。

截至目前,赵怡尚未对呷哺集团的这份声明作出反应。

而这场风波的背后,却折射出呷哺集团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集团内部的资源分配争议、子品牌的不佳业绩,以及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存在的立场矛盾。

被大力扶持的茶米茶是高层的“私人奶酪”?

界面新闻此前报道过,呷哺集团一些离职员工认为,茶米茶及其所涉及的原材料和供应链利益问题,或许是赵怡与贺光启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点。

茶米茶是呷哺集团创始人贺光启个人全资持有的新式茶饮品牌。天眼查App显示,茶米茶的运营主体为茶米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后者由茶米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100%全资控股。

茶米茶的董事、总经理和法人,为贺光启妻子陈素英的侄子刘冠纬;董事会成员还有贺光启、贺光启之子贺显翔。公告显示,茶米茶由贺光启个人财务及其他资源拨付所需资金来维持运营。

在2018年成立之初,茶米茶曾被抱以很大期望。当时贺光启认为,茶米茶能够为呷哺门店引流、并赚取更多利润。

但据多名已离职呷哺员工表示,从一开始,赵怡就对此持质疑态度,认为茶米茶难以达到为呷哺门店引流的预期。

尽管如此,茶米茶在独立开店的同时,依然与呷哺集团旗下的火锅门店深度绑定。2019年,呷哺集团与茶米茶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后者向呷哺集团出售生产茶饮及茶食产品所需的食材,并提供相关经营支持;呷哺集团则向茶米茶支付特许权费,按照集团餐厅出售茶饮及茶食收益的5%计算。

从日后的实际运营情况看,茶米茶的确表现平平。

新式茶饮市场竞争激烈,无论是对茶米茶早前打出的“新中式”“人文茶馆”概念,还是高于星巴克的客单价,消费者都不买账。

如今,茶米茶独立运营的门店大多关闭,品牌其它门店大部分都开在呷哺集团旗下火锅店的入口处,依托于呷哺呷哺和湊湊门店的客流在运转。

开在湊湊入口处的茶米茶。

一位曾在呷哺集团工作超过5年,现已离职的员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赵怡是呷哺集团内少有的会跟贺光启唱反调的人。她始终不满意茶米茶的市场表现,认为其品牌知名度、定位匹配度和产品竞争力在茶饮市场都极弱,此外茶米茶还占用了火锅店的面积,坪效低于经营火锅的坪效,增加了呷哺自身运营门店的费用。

 呷哺集团财报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呷哺呷哺实际向茶米茶支付的特许权费及购买食材费用总额分别为2039万元和7705.4万元,合计金额近1亿元。这笔金额并不是小数字,呷哺集团2020年的整体营收为54.55亿元,调整后纯利也不过1.3亿元。

业绩不佳的背后还有另一层争议——贺光启个人独立持有的茶米茶和呷哺集团之间的采购和供应链关系。

有前呷哺员工对中国网财经表示,赵怡被罢免,与她反对茶米茶与呷哺集团的关联交易、动了贺光启的“私人奶酪”有关。

上述在呷浦呷浦工作5年的前员工也认为,茶米茶的采购、仓储、配送等供应链都是呷哺集团的,这些隐性成本账面难以看出,这意味着茶米茶的采购实际上是利用呷哺上市公司的供应链为贺光启的个人公司节省运营成本。

关键不在内斗,而是创始家族与职业经理人反目

毫无疑问,赵怡被罢免后,贺光启家族将在呷哺集团中拥有更大话语权。

赵怡被开除出董事会后,呷哺集团董事会还剩6人,分别是执行董事贺光启,同时其还担任集团董事会主席、行政总裁;非执行董事、贺光启妻子陈素英;非执行董事张弛,为投资人委派的董事;以及独立非执行董事谢慧云、韩炳祖和张诗敏。

呷哺董事会名单。

而呷哺集团在中国大陆的运营主体为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呷哺”),由呷哺呷哺餐饮管理(香港)控股有限公司100%持股。北京呷哺的董事会成员有3人,包括呷哺集团董事会主席贺光启、贺光启妻子陈素英、以及陈素英侄子刘冠纬,刘冠纬同时任北京呷哺公司的总经理和法人。由此可见,贺光启家族完全掌控了北京呷哺。

赵怡曾在今年7月26日公开质疑北京呷哺的管理层架构。据赵怡称,她于2021年5月发现,北京呷哺公司董事会成员和总经理于2019年5月发生了变更,而呷哺集团董事会对上述变更并未知悉同意。

赵怡曾多次提议在集团内部精兵简政,还曾在公开声明中提议改组北京呷哺的董事会组成和总经理任命。呷哺集团则在8月2日的公开声明中表示,北京呷哺的经营严格遵循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治理架构完全符合规定。

本次呷哺的罢免风波所涉及的集团“内斗”,本质上是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立场和利益冲突。事实上,赵怡与贺光启一直存在集团运营理念和策略的不和。

赵怡是财务出身的职业经理人,加入呷哺集团时最先担任首席财务官,她加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呷哺的上市。

2012年,赵怡正式入职呷哺呷哺,而据TOPHER报道,最终在她的带领下让呷哺呷哺真正上市的时间缩短至3个月,成为彼时餐饮业中上市最快的案例;这也帮助赵怡在2019年被提拔至集团行政总裁的位置。

赵怡对呷哺呷哺的定位,是物超所值的大众化模型,她在任时抛弃了呷哺早期的高投入重资产模式,坚持以大众消费店为主。

此外,赵怡对呷哺集团的各项支出和成本也有相当严格的把控。自媒体“筷玩思维”曾报道称,赵怡对各项财务指标管控较严,导致所有的甲方、包括房租水电等全部付款,以及员工的大额报销迟迟得不到签字,进一步引起呷哺呷哺与甲方关系的恶化。加之呷哺呷哺品牌影响力减弱,呷哺和很多商场的关系都不太好。

而创始人贺光启的运营策略则是升级呷哺呷哺,将其推向高端化。从其早期对茶米茶的高客单价、超越星巴克的构想来看,贺光启自始至终都对高端餐饮有更多向往。

此外,呷哺集团旗下的高端火锅品牌“湊湊”也显示出良好的增长速度。呷哺集团2020年财报显示,当年呷哺呷哺的收入为35.01亿元,较2019年下滑了25.9%,而湊湊的收入为16.9亿元,较2019年增加了40.4%。

尽管呷哺呷哺依然是呷哺集团占比高达六成的最大收入来源,但主要在中高端市场发力的湊湊显然后劲更强。

湊湊火锅。

而呷哺呷哺是赵怡直接领导的子品牌,它的不佳业绩进一步激化了赵怡与贺光启之间的冲突,这也是呷哺集团反复在罢免赵怡的原因中提及“子品牌未达到集团预期”的原因。

中国市场上,职业经理人与创始人家族的冲突并不鲜见。尽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本土家族企业尝试“去家族化”、引入职业经理人,但不少在尝试经理人运营后,最终还是更愿意将企业实权紧握在家族手中。

比如,汇源集团自2013年起,前后引入前李锦记酱料集团CEO苏盈福、百事大中华区饮料运营前副总裁梁家祥等4人作为公司管理人,最后又重回家族化之路;新希望集团在创始人刘永好之女刘畅接班后的8年中已换了三任总裁,管理层震荡频繁。

值得注意的是,在赵怡被罢免之前,湊湊的创始人兼前CEO张振纬也已主动宣布离职。

张振纬2014年加入呷哺集团,带领团队成立了湊湊,早前他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对湊湊的版图预想——其中一点就是将湊湊独立于呷哺呷哺,分拆独立上市。

职业经理人与创始人家族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是个长久的难题。据野马财经分析,职业经理人更专业、更懂市场一线消费人群的变化,但是他们也更关注短期经营绩效。而家族成员则更注重长期,但缺乏对市场的了解,这也是形成二者之间矛盾的关键。

高层大乱之后,呷哺呷哺还能如何增长?

管理层变动风波之下,还暴露了呷哺集团一直以来的增长困局。

7月29日,呷哺集团发布盈利预警信息,预计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个月的收入增长约为59%,同期将录得净亏损介于约人民币4000万元至人民币6000万元之间。

对比去年中期,呷哺呷哺收入下滑了29.1%,净利润下滑255.4%的数字,尽管今年中期该集团亏损较去年有所收窄,但并未改变其多年来的业绩下滑的走势。

2018年,呷哺呷哺营收47.34亿元,增速比前一年下滑3.6%;2019年,呷哺呷哺营收60.3亿元,增速同比下滑1.8%。此外,2016年到2020年,呷哺呷哺的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39.7%、14.2%、10.1%、-37.7%和-99.4%。

与之对比,海底捞2019年营收265亿元,同比增长了56.5%,净利润23.47亿元,同比增长42.3%;2020年受疫情影响,净利润同比下降86.8%至3.09亿元,但实现营业收入286亿元,同比增长了7.8%。呷哺呷哺却是营收、净利双降。

呷哺呷哺1998年成立之初主打高性价比一人食小火锅,客单价在30元至50元之间,但在此后全面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逐渐被年轻人遗忘。此后呷哺的自救策略是扩店和涨价,但这两个做法的成效都并未达到集团预期。

呷哺集团2020年财报显示,呷哺呷哺的客单价62.3元/人,而2019年为55.8元/人,涨价约11%。而定位更高的海底捞2019年同期客单价为105.2元/人,2020年提升为110.1元/人,涨幅约为4%。

呷哺呷哺的涨价做法引起不少消费者的不满,认为其“加价不加量”,性价比不如从前,差异化和产品品质也没有跟上涨价。还有消费者直指“呷哺呷哺不好吃,不如多加点钱去吃海底捞。”

呷哺呷哺前CEO赵怡。

此外,呷浦呷浦在门店布局上也遭遇了滑铁卢。

呷哺呷哺的第一家门店开在北京,此后华北一直是呷哺呷哺的门店布局重点,北京、天津和河北一带的门店数占到其门店总数的54.8%。自2010年开始,呷哺呷哺正式进入上海市场。但即便在提出“千店计划”后,依然未能真正在华东和华南打开局面。截至目前,呷哺呷哺在上海的门店数只有50家左右。

呷哺集团在2020年财报中,也承认了其地域布局的失误,称呷哺呷哺门店集中在北方地区,导致营运布局失利。2021年会集中开发华东和华南市场,未来三年,华东和华南也将成为呷哺呷哺扩张的重点地区。

但如今,这项区域门店扩张计划是否能落地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呷哺集团在上述盈利预警中称,预计全年将会关闭呷哺呷哺品牌亏损门店约200家。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