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玉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访问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指出，年轻人口性别失衡对经济增长、储蓄率、房价等都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他建议专门为女婴提供补贴，降低性别失衡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

魏尚进在发表于《复旦金融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家庭储蓄率高企，很难完全由诸如生命周期理论、预警储蓄动机、文化习惯或金融发展欠缺等传统方式来解释。性别失衡程度，或者说男多女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其团队的估算，自2000年以来，中国婚前年龄人群的男女比例急剧上升所引发的储蓄竞争动机增强，在此期间对中国储蓄率的实际增长贡献了大约50%。

魏尚进指出，中国在执行计划生育之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新生儿性别比例大概是107∶100，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基本相同。但执行计划生育之后，中国就出现了新生儿性别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而且越来越严重。2007年，中国男女婴出生时候的性别比例大约为120∶100；适婚年龄段的比例大约为115∶100。每1.15个男人对1个女人，意味着大概每九个男性里面有一个是找不到配偶的。

“出现性别失衡的时候，男孩的父母希望通过积累财富来增加自己孩子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父母也可以在儿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并督促他们在学校更努力地学习。因为性别失衡使得竞争性储蓄动机对储蓄的相对贡献，要比其他动机上升得快很多，造成储蓄率上升。”他写道。

对于生女孩的家庭而言，在性别失衡严重的情况下，女方家长希望女儿匹配上更好的男孩的动机也因此更强。“但是特别优秀的男孩总数并没有增加，主要集中在少数的精英阶层。女孩想找到有限的、优秀的男孩，女方家长也会攀比和竞争，比如女方父母增加对女儿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储蓄率。”

魏尚进进一步指出，任何一国，当其总储蓄超过总投资时，就会出现经常账户的顺差，也就是说，当一国的总储蓄不能完全由本国的投资来消化的话，剩余的储蓄会由别国的投资来消化。因此，性别比例失衡是一些国家经常账户盈余背后的一个还没被充分关注的“缺失的”基本变量。

“如果性别比例不是一次性增长，而是像中国那样持续上升，那么中国经济的经常账户盈余阶段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竞争性储蓄动机增强的情况下实现盈余，那么在转型期间，世界其他国家就必须共同实现经常账户赤字。”他说。

此外，魏尚进认为，性别失衡是导致房价上升以及房价租金比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指出，相对于收入的增长，中国的房价和其他一些经济体相比似乎上涨得太快。通常用来解释房价的理论，比如货币供给、城市化在这方面的解释不够全面。因为同样的因素也应该推高租金率，然而中国房价租金比也在大幅上升。

魏尚进说，21世纪初以来，中国婚前年龄人群中男女比例的上升引发了婚姻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由于男多女少，女方的议价能力增加，在其他条件相等情况下，女方愿意嫁给拥有更多财富的丈夫，而男方会竭尽全力去购买一个超过其消费（和金融投资）需求的更大、更贵的房子。

“我们发现了一个信息丰富的互动效应：家中有一个未婚儿子，同时生活在一个性别比例高的地区，增加了一个家庭想拥有一套昂贵住房的可能性。通过微观数据分析发现，这种竞争导致房价非理性地上涨，解释了2003—2009年间中国城市房价上涨的30%-48%。”他说，而且，高性别比例的地区，住房面积更大，住房价格更高。

魏尚进认为，性别失衡造成男孩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这本身也会促使人们反思重男轻女的观念。这意味着男女失衡有一个自我纠正的机制。但是，如果性别比例要遵循均值自然回归过程，其回归速度是较慢的。他的估算表明，性别失衡的自我纠正需要约两代人的时间，另外，从新生婴儿性别失衡的改善转化到全国的储蓄率上还有一个时间差。

“认识到性别失衡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总储蓄无效上升，那么通过政策干预纠正性别失衡就师出有名。”他说，“我认为，全面二孩或三孩政策都还不够，完全取消计划生育对性别失衡的纠正也太慢。我的建议是社会考虑专门为女婴的出生提供补贴。这样可以加速转变重男轻女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