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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酒文化不仅是职场霸凌,从阿里员工被逼陪酒说起

酒桌文化为何盛行?

图片来源:图虫

2021年8月7日,阿里巴巴认证员工匿名称,自己被男领导强制要求去出差,并被领导要求陪商家喝酒,被灌醉后,在酒桌上被男商户摸胸摸腿,且被男商户带到其他无人包间进行猥亵。该员工表示,男领导当夜更是四次进入自己的房间,并对自己进行侵犯。

8月9日凌晨,阿里在内网公布了“女员工被侵犯”的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显示,鉴于涉嫌侵犯女同事的男员工承认存在和同事XX在醉酒状态下有过度亲密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定,予以辞退,永不录用。

这并不是劝酒文化第一次遭到诟病,2017年5月,《GQ中国》发布了一篇名为《一桌没有姑娘的饭局,还能叫吃饭吗?》的文章,开篇是:“如果没有女人,再荤的饭局也都是‘素局’”。在文中,作者将饭局上的女性描述为“一道菜”,使用了“美食千种不及胸脯二斤”等自以为俏皮的字眼。在酒桌上不得不沦为工具人的,不仅仅是女性。2020年,厦门国际银行新员工不喝领导敬酒遭打耳光并被辱骂的新闻也曾得到热议。那么,劝酒文化是怎么一回事?哪些群体在这当中更容易受到伤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聂辉华曾为公众号“看理想”撰文指出,酒桌文化中,有四种难以拒绝的劝酒场合。可以看到,阿里巴巴这位员工遇到的情况,既是上级对下级的劝酒,也是客户对业务人员的劝酒,还是男性对女性的劝酒,因此也显得格外难以拒绝。在文中,聂辉华还分析了酒桌文化盛行的原因。界面文化转载这篇文章,期待给今天的读者带来更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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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桌文化的盛行,本质上是契约精神的缺失》

文 | 聂辉华

01.四种难以拒绝的劝酒场合 

中国很早就有“敬酒不吃吃罚酒”“无酒不成席”的说法,酒桌文化早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生活和传统文化中。

酒桌文化的核心环节是劝酒。酒桌之上,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似乎不互相喝上两杯,就不能体现感情深厚,酒精就像兴奋剂一样,把饭局推向高潮。

在中国,日常生活中难以拒绝的劝酒场合主要有以下四种:

1、上级对下级的劝酒。不管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有新员工入职,年会或节庆,又或者大型项目结束之后,总要去饭店“犒劳”一下。饭桌上,下属向领导敬酒,领导往往意思一下。轮到领导回敬,下属就得受宠若惊,加倍表示。

这里实际隐藏着一种“潜规则”,那就是一个人的等级与其必须喝的酒量成反比。官越大,级别越高或者资历越老,越是可以少喝;相反,新员工作为职场等级体系的最底端,就得喝最多。如果有谁胆敢违背这个潜规则,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前面提到的银行新员工拒绝领导劝酒,就是很典型的违背了这种酒桌上的“职场潜规则”,结果被同侪孤立。因此,这种场合的劝酒,体现了职场霸凌,实质上更是一种强权文化。

2、客户对业务人员劝酒。经济下行,生意难做。为了把产品卖出去,光是价格低、回款慢、回扣多还不够,销售员或业务员还必须像孙子一样伺候客户,包括请客户吃好喝好玩好,一条龙服务。

说句不夸张的话,一个单位里能把销售做好的,都是人才。经常有这样的故事:你陪客户多喝一杯酒,客户就多签一张单。为了把业绩做上去,销售能不喝吗?敢不喝吗?这种场合的劝酒,说白了就是一种交易。

3、男性对女性劝酒。酒桌上往往男性多于女性,此时男性往往要求女性“陪酒助兴”。如果女性光喝饮料或茶水,就无法融入酒局,甚至无法介入话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压力下,女性往往被迫参与。

如果此时有某位女性主动出击喝酒,那其他女性更会感到坐立不安。这种劝酒场合最令女性深恶痛绝,是一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背后折射的是一种男权文化。

4、与前面三种不同,有时候也会出现“弱者”对“强者”劝酒。假如你在大城市混得风生水起,然后逢年过节时衣锦还乡,当地熟人肯定要酒席伺候。此时,一个你可能根本不熟悉的基层干部或者小学同学来敬酒,对方先干为敬,一杯下肚,你喝不喝?你不喝,他就说你看不起他;你喝少了,他也说你看不起他。这就是道德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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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喝酒是人情社会的信号发射

全世界是不是只有中国人爱喝酒?并不是。日本职员也很爱喝酒,下班之后,公司员工往往集体到居酒屋喝酒,喝了一家再换一家,直到一醉方休,半夜走在日本街头,就常能看到许多西装革履的人醉酒后丑态百出,或是直接就躺倒在路边。

日本人虽然不直接劝酒,但如果一个男性员工不跟同事去喝酒,就会被认为缺乏“团队精神”,会遭到同事排挤。

韩国人也爱喝酒,而且拼命劝酒,每年都要喝死不少人。新加坡虽然禁止在公共场所喝酒,但是私下场合喝酒时,也存在劝酒现象。

为什么在东亚地区的劝酒行为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呢?因为东亚地区属于传统的人情社会,高度强调身份认同(identity)。

“熟人好办事”,规则是其次,要融入一个熟人社会,关键是如何取得对方的信任,从一个“生人”变成对方的“熟人”。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如何让对方信任自己呢?那就需要付出某种代价,让对方相信你的诚意。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信号发射”(signalling)。

喝酒,就是一种信号发射机制。因为过度喝酒有害健康,所以一方可以通过付出一定的成本来取得对方的信任。

相反,如果喝酒没有任何成本,那它在理论上就无法成为一种有效的信号发射机制。在这样的环境下,喝酒越多,就表明你越是尊重对方,在乎对方,甚至愿意为了双方的“感情”付出健康的代价。

另外,从心理学上讲,酒精会让人心情放松以及兴奋,此时人的防备心理会减少,有可能“酒后吐真言”。因此,有人还会试图通过喝酒来考察另一方的真实想法、态度和水平。

正是因为喝酒带有强烈的信号发射功能,所以劝酒者——不管是上级、客户还是“弱者”,都天然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俯视对方,形成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还美其名曰“考验”对方。

酒桌上流行的一些劝酒词,生动地体现了它的信号功能。比如,“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感情真要铁,不怕胃出血!”又比如,“会喝一两的喝二两,这样朋友够豪爽;会喝二两的喝五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会喝半斤的喝一斤,这样哥们最贴心!”

然而,喝酒的信号发射功能被严重地夸大了。首先,“酒品如人品”完全没有科学依据。有太多的人,在酒桌上开杯畅饮、豪气冲天,但是办起事情来锱铢必较。有人酒后吐真言,有人酒后说话不算数。

因此,通过喝酒的方式来展示人品、忠诚和能力,最终结果是大家都用一种粗鄙的方式和损害健康为代价,来进行“拼底线”的博弈。说到底,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

其次,喝酒作为一种信号机制不仅低效,而且不公平。显然,它对不能喝酒的人不公平,对职场新人不公平,实际上助长了一种强权文化。另一方面,“弱者”通过喝酒向“强者”献媚,助长了一种奴性文化。

当然了,会喝酒的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天然的比较优势。且慢,基于跨国数据的经济学研究表明(Swamy等,2001),女性更少参与腐败活动,因此女性担任政府高官比例越高的国家,腐败程度更低。

我与同事分析了2000-2014年367个厅级以上贪官案例,发现女性贪官的比例远低于男性贪官(聂辉华和仝志辉,2015)。而背后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女性由于家庭角色和性别特征,更少参与喝酒、桑拿等娱乐性社交活动,从而减少了腐败机会。可见,喝酒文化实际上助长了腐败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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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契约社会不欢迎酒桌文化

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是从农耕文明进化到商业文明。在社会关系上,则是从人情社会进化到契约社会。现代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明和契约社会,它们背后的支撑力量是契约精神。

第一,契约关系是平等自愿的,没有严格的尊卑等级。不管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人与人之间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干工作,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缔结的一种契约关系。在这份契约中,大家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任何人无权强迫他人去做任何不愿意做的事情,包括喝酒。

第二,契约关系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交易机制,注重规则,淡化人情。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曾对比了公元10-14世纪地中海地区两个城市的兴衰。

一个城市住着热那亚人,他们实行非人格化交易,与非热那亚人也做生意,并通过正式的法庭来确保契约的执行;另一个城市住着马格里布人,他们奉行人格化交易,只跟马格里布人做生意,并且通过声誉、口碑来维持契约关系。最终,热那亚人的生意越做越大,而马格里布人的生意日渐衰落。

格雷夫的研究很典型,以人格化理念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组织在现代商业社会里是非常不牢靠的,这理应给我们提供非常深刻的警示。借助喝酒这种高成本的信号发射机制,短期内可能有利于熟人之间的生意往来,但长期来看却是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扩张。

第三,契约关系是有边界的,理应权责对等、公私分明。一些领导或老板总喜欢把单位当作自己的“地盘”,把下属或员工当作自己的财产,这实际上是身份社会的陈腐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和契约社会并不兼容。

从理论上讲,老板和员工的雇佣关系仅限于约定范围之内,在约定范围之外并不存在。过了下班时间,员工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权享受家庭的快乐。

“让市场的归市场,让家庭的归家庭。”除非自愿,否则员工没有义务继续服从老板的权威,包括参加老板的饭局。中国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如果人们辛苦赚钱之后,却不能体面地、有尊严地享受生活,那么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又何在呢?

传统文化既是一种资产,也是一种负担,关键是如何扬弃。如果错误地把负担当作资产,那不止是陋习,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错配”。

总之,契约社会不欢迎酒桌文化,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果断抛弃酒桌文化。

参考资料:

1.Swamy, Anand, Stephen Knack, Young Lee, and Omar Azfar, 2001, “Gender and Corrup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4: 25–55.2.聂辉华、仝志辉,《创新纪检监察体制,遏制“一把手”腐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本文原名《酒桌文化的盛行,本质上是契约精神的缺失》,有删改。作者聂辉华,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转载自看理想公众号,经作者与看理想授权发布。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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