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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单身税?卖结婚彩票?历史上的超级大国如何提高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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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单身税?卖结婚彩票?历史上的超级大国如何提高出生率

在英国与法国长达120年的对峙时期,两国都推出了一系列提高出生率的政策,以鼓励婚姻与生育。

在英国,儿童是补充兵员及维系经济的一大要害。图片来源: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目前,美国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出生率下滑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及忧虑。一般认为,出生率的下跌标志着社会的衰退、国家权势的削弱以及婚姻与家庭价值的式微。但人们在研究这些现象的时候甚少考虑某类历史语境——出生率具有循环性,在历史长河中既有高峰也有低谷。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要不要生孩子属于个人或私人的决定,但个体和伴侣也会对外力有所回应,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因素对出生率有重大影响。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曾研究过17世纪至18世纪时单身人口的小幅上升现象,对政府及社会在传统上用以因应低结婚率及生育率的多种劝服技巧相当熟悉。

在1690年代,英国和法国进入了持续达120年的、冷热战交织的对峙状态。两国皆为超级强权,于多片大陆上开展贸易、建立殖民地以及发起战争。维系健康的人口数量乃是当务之急,它是确保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关键所在。鉴于此,两国都推出了一系列提高出生率的政策,以鼓励婚姻与生育。

黯然失色的婚姻

17世纪,在当时的人眼里,婚姻和繁衍后代的关系比今天要紧密得多——英国人最关心的就是结婚率的低迷。

人口历史学家E·A·芮格利(E.A. Wrigley)与R·S·斯科菲尔德(R.S. Schofield)重构出了1541-1871年英国的人口趋势,展示了英国的人口是如何在初次结婚年龄偏晚及不婚人士数目庞大这两大因素影响下不断下滑的。1600-1750年间,英国女性平均而言要到26岁才结婚,男性平均婚龄是28岁。随着工业革命的来临,初次结婚年龄到了1750年以后才开始下降。

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在1575-1700年间,从未结过婚的英国人比例从13%上升到了27%。这个比例在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达到了高点。

有若干因素可以说明不婚人群何以如此庞大:战争、殖民化以及瘟疫等疾病的爆发。而复辟时期(1660年查理二世登基至1688年光荣革命——译注)的英国文学作品,亦普遍折射出精英男性对婚姻的负面态度。

这也难怪英国政府在1695年通过《婚姻义务法案》(Marriage Duty Act)以筹集与法国作战的军费时,顺带提到了岁入上的需要以及繁衍后代的考量。

婚姻义务税的征收范围涵括出生、结婚和死亡,但它也透过向25岁以上的单身汉及没有子嗣的寡妇收税来鼓励人们结婚。女性一般不用交这份税,因为政府假定婚姻的衰落主要应归咎于男性。

将大龄未婚女推向母职

文化上的压力也被运用于说服或鼓励女性结婚。

与婚姻义务税的问世几乎同步,“老处女(old maid)”这一文学与视觉叙述的原型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刻画了某种从来没结过婚、愤世嫉俗且爱好嚼舌的女人。一个经典的例子出自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的“一日四时”系列绘画之一的《早晨》。这幅画描绘了一个爱挑剔、没有伴侣、缺乏吸引力的女人,在大家眼里,她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

威廉·贺加斯的《早晨》描绘了一个未婚女人不讨喜的样貌 图片来源: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讽刺文学作家还提出要发行婚姻彩票,以便让不受欢迎的大龄未婚女也能找到对象。1710年曾有人发起名为“爱情彩票:或,一份专属于女人的大奖(The Love Lottery: Or, a Woman the Prize)”的倡议,所针对的就是婚姻义务税。作者声称,与其向婚姻征税,“他们更应该想办法帮人找到合适的对象”,他建议“老处女和寡妇”可以花10先令买彩票,奖品为一个丈夫或者一份嫁妆。

这一倡议不过是1690年代-1730年代的诸多奇思妙想之一。例如,1734年的“大不列颠苦闷处女纾困福利彩票法案(A Bill for a Charitable Lottery for the Relief of the Distressed Virgins in Great Britain)”就宣称,“鉴于迫在眉睫的战争前景,必要的生养鼓励措施为当今尤须加以推展的第一要务,应以抽奖的方式使大不列颠所有15-40岁处女摆脱单身。”该项提议虽然列入了未来的立法议程,但法案最终只停留在了纸面上。

为法国保下婴儿

法国和英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强调提高出生率。法国作家想出过许多种说法来解释生育率的低下,婴儿夭折率过高在其笔下始终是一大主因。

1750年代,巴黎助产士库德雷夫人(Madame du Coudray)借法国政府鼓励生育的东风,向路易十五提供服务,负责训练全国的助产士,以提高法国的活产率。

库德雷夫人自己没有结婚,也没有生育能力,但她却为法国“繁殖”了另一些东西:她所称的机器——我们会叫它人体模型(mannequin)——助产士可以用它来练习在较为困难或有危险性的接生场景中所需的各种技术。据历史学家妮娜·格尔巴特(Nina Gelbart )估计,库德雷夫人及其门徒训练了数万名接生技术过硬的助产士。

法国的“国民助产士”库德雷夫人发明的教学用的人体模型,其训练成果最终提高了出生率。图片来源:Frédéric Bisson/flickr, CC BY

当代的生育促进措施

在21世纪,各国政府鼓励生育的措施对历史也有沿袭。当今的政策路线更接近于“胡萝卜”,而非历史上英国征收婚姻义务税这样的“大棒”。美国鼓励结婚的方式不是向单身汉收税,而是为已经身为人父人母者提供税收减免。

美国似乎不太可能出现类似于库德雷夫人这样的国民助产士——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位“生殖沙皇”。但美国国会已经在严肃讨论提高对婴幼儿护理的资助额度了。2021年7月开始,美国国家税务局(IRS)已经开始对大部分美国父母开展儿童免税方面的审核。

如今,单身女性因选择不要孩子而被公开嘲讽为“当代老处女”的可能性没有以前那么大——但正如我所言,美国人依旧存在污名化选择维持单身以及不生育女性的倾向。

话说回来,如果说历史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21世纪的超级强权照样会积极推动促进生育的政策,毕竟婚姻、家庭和后代的繁育仍被视为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基石。

(作者Amy Froide系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历史学教授)

(翻译:林达)

来源:The Conversation

原标题:Taxing bachelors and proposing marriage lotteries – how superpowers addressed declining birthrates in the past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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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单身税?卖结婚彩票?历史上的超级大国如何提高出生率

在英国与法国长达120年的对峙时期,两国都推出了一系列提高出生率的政策,以鼓励婚姻与生育。

在英国,儿童是补充兵员及维系经济的一大要害。图片来源: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目前,美国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出生率下滑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及忧虑。一般认为,出生率的下跌标志着社会的衰退、国家权势的削弱以及婚姻与家庭价值的式微。但人们在研究这些现象的时候甚少考虑某类历史语境——出生率具有循环性,在历史长河中既有高峰也有低谷。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要不要生孩子属于个人或私人的决定,但个体和伴侣也会对外力有所回应,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因素对出生率有重大影响。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曾研究过17世纪至18世纪时单身人口的小幅上升现象,对政府及社会在传统上用以因应低结婚率及生育率的多种劝服技巧相当熟悉。

在1690年代,英国和法国进入了持续达120年的、冷热战交织的对峙状态。两国皆为超级强权,于多片大陆上开展贸易、建立殖民地以及发起战争。维系健康的人口数量乃是当务之急,它是确保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关键所在。鉴于此,两国都推出了一系列提高出生率的政策,以鼓励婚姻与生育。

黯然失色的婚姻

17世纪,在当时的人眼里,婚姻和繁衍后代的关系比今天要紧密得多——英国人最关心的就是结婚率的低迷。

人口历史学家E·A·芮格利(E.A. Wrigley)与R·S·斯科菲尔德(R.S. Schofield)重构出了1541-1871年英国的人口趋势,展示了英国的人口是如何在初次结婚年龄偏晚及不婚人士数目庞大这两大因素影响下不断下滑的。1600-1750年间,英国女性平均而言要到26岁才结婚,男性平均婚龄是28岁。随着工业革命的来临,初次结婚年龄到了1750年以后才开始下降。

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在1575-1700年间,从未结过婚的英国人比例从13%上升到了27%。这个比例在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达到了高点。

有若干因素可以说明不婚人群何以如此庞大:战争、殖民化以及瘟疫等疾病的爆发。而复辟时期(1660年查理二世登基至1688年光荣革命——译注)的英国文学作品,亦普遍折射出精英男性对婚姻的负面态度。

这也难怪英国政府在1695年通过《婚姻义务法案》(Marriage Duty Act)以筹集与法国作战的军费时,顺带提到了岁入上的需要以及繁衍后代的考量。

婚姻义务税的征收范围涵括出生、结婚和死亡,但它也透过向25岁以上的单身汉及没有子嗣的寡妇收税来鼓励人们结婚。女性一般不用交这份税,因为政府假定婚姻的衰落主要应归咎于男性。

将大龄未婚女推向母职

文化上的压力也被运用于说服或鼓励女性结婚。

与婚姻义务税的问世几乎同步,“老处女(old maid)”这一文学与视觉叙述的原型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刻画了某种从来没结过婚、愤世嫉俗且爱好嚼舌的女人。一个经典的例子出自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的“一日四时”系列绘画之一的《早晨》。这幅画描绘了一个爱挑剔、没有伴侣、缺乏吸引力的女人,在大家眼里,她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

威廉·贺加斯的《早晨》描绘了一个未婚女人不讨喜的样貌 图片来源: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讽刺文学作家还提出要发行婚姻彩票,以便让不受欢迎的大龄未婚女也能找到对象。1710年曾有人发起名为“爱情彩票:或,一份专属于女人的大奖(The Love Lottery: Or, a Woman the Prize)”的倡议,所针对的就是婚姻义务税。作者声称,与其向婚姻征税,“他们更应该想办法帮人找到合适的对象”,他建议“老处女和寡妇”可以花10先令买彩票,奖品为一个丈夫或者一份嫁妆。

这一倡议不过是1690年代-1730年代的诸多奇思妙想之一。例如,1734年的“大不列颠苦闷处女纾困福利彩票法案(A Bill for a Charitable Lottery for the Relief of the Distressed Virgins in Great Britain)”就宣称,“鉴于迫在眉睫的战争前景,必要的生养鼓励措施为当今尤须加以推展的第一要务,应以抽奖的方式使大不列颠所有15-40岁处女摆脱单身。”该项提议虽然列入了未来的立法议程,但法案最终只停留在了纸面上。

为法国保下婴儿

法国和英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强调提高出生率。法国作家想出过许多种说法来解释生育率的低下,婴儿夭折率过高在其笔下始终是一大主因。

1750年代,巴黎助产士库德雷夫人(Madame du Coudray)借法国政府鼓励生育的东风,向路易十五提供服务,负责训练全国的助产士,以提高法国的活产率。

库德雷夫人自己没有结婚,也没有生育能力,但她却为法国“繁殖”了另一些东西:她所称的机器——我们会叫它人体模型(mannequin)——助产士可以用它来练习在较为困难或有危险性的接生场景中所需的各种技术。据历史学家妮娜·格尔巴特(Nina Gelbart )估计,库德雷夫人及其门徒训练了数万名接生技术过硬的助产士。

法国的“国民助产士”库德雷夫人发明的教学用的人体模型,其训练成果最终提高了出生率。图片来源:Frédéric Bisson/flickr, CC BY

当代的生育促进措施

在21世纪,各国政府鼓励生育的措施对历史也有沿袭。当今的政策路线更接近于“胡萝卜”,而非历史上英国征收婚姻义务税这样的“大棒”。美国鼓励结婚的方式不是向单身汉收税,而是为已经身为人父人母者提供税收减免。

美国似乎不太可能出现类似于库德雷夫人这样的国民助产士——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位“生殖沙皇”。但美国国会已经在严肃讨论提高对婴幼儿护理的资助额度了。2021年7月开始,美国国家税务局(IRS)已经开始对大部分美国父母开展儿童免税方面的审核。

如今,单身女性因选择不要孩子而被公开嘲讽为“当代老处女”的可能性没有以前那么大——但正如我所言,美国人依旧存在污名化选择维持单身以及不生育女性的倾向。

话说回来,如果说历史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21世纪的超级强权照样会积极推动促进生育的政策,毕竟婚姻、家庭和后代的繁育仍被视为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基石。

(作者Amy Froide系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历史学教授)

(翻译:林达)

来源:The Conversation

原标题:Taxing bachelors and proposing marriage lotteries – how superpowers addressed declining birthrates in the past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