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听说过拜伦勋爵在迪奥达蒂别墅举行家庭聚会的故事，他在聚会上向客人挑战，看谁能写出最可怕的鬼故事。十几岁的玛丽·雪莱写了《弗兰肯斯坦》，凭借故事设定或是写作技巧赢得了这场挑战。因此，恐怖文学流派是由一个没有写作特权的少女发明的。

虽然更准确地来说，雪莱彼时发明的是科幻小说。但她笔下的故事是一个非宗教的创造论神话，并且即将颠覆文学的规则。《弗兰肯斯坦》已经成为对自然界的扭曲和人类的傲慢的有力审视，在哥特式恐怖文学中的地位比任何其他文学作品都要高。

如果你想了解女性对恐怖文学的贡献有多大，以及该流派在多大程度上持续反映女性和女性的现实，《弗兰肯斯坦》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恐怖文学是唯一允许事实和幻想不断演变的流派之一。“当你进入恐怖文学的世界时，你就进入了你自己的心灵、你自己的焦虑、你自己的恐惧和你自己内心最黑暗的空间，”美国作家卡门·玛丽亚·马查多在2017年对《巴黎评论》说。马查多曾因短篇小说集《派对恐惧症》获得雪莉·杰克逊奖，她在出版于2019年的回忆录《在梦之屋》（In the Dream House）中继续使用恐怖文学的框架来讲述她个人经历的同性恋家庭暴力故事。马查多用哥特式的套路和风格，在她的脑海中以及她与伴侣同住的老房子的记忆中，重现了身体和情感上的虐待，同时展现了现在如何被过去和她们的关系困扰。“恐怖是一种亲密、阴森、可怕的东西，当它被很好地展现出来时，可以彻底改变你——观众和读者，”她说。

恐怖文学越来越多地在个人和政治、真实和超现实之间摇摆。“黑人历史就是黑人恐怖，”作家、教育家塔纳纳里夫·杜因在2019年的纪录片《黑色恐怖：黑人恐怖电影史》中说。这种对反映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现实的流派的更多理解，已经见证了恐怖叙事的重塑，特别是那些由女性撰写的恐怖叙事。那些传统上不被视为恐怖的故事也重新被审视，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在1988年赢得了普利策小说奖，讲述了一个前奴隶家庭在辛辛那提的家被不安分的鬼魂所困扰的故事。现在的趋势是通过恐怖的角度来阅读莫里森，同时也承认，正如杜因所做的那样，“《宠儿》是恐怖的，因为它对奴隶制的恐怖进行了渲染，甚至比鬼魂的存在更可怕。”

恐怖也可以为我们的恐惧和经历提供集体参考的框架。比如帕特里克·汉密尔顿的剧本《煤气灯下》，于1944年被改编为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同名电影，成为讨论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甚至犯罪政治的主要手段。而在后特朗普时代和后#MeToo时代，我们用虚构的恐怖主题和手段来更好地描述变形的现实。

正是这种反性骚扰运动和电影界的幕后恶行（特别是对儿童演员而言），让我创作了《她时代的怪物》（The Monster of Her Age）。这是关于17岁的埃莉·马斯登的故事，她是塔斯马尼亚一个臭名昭著的虚构家族的后裔，也是70年代和80年代恐怖电影中“尖叫女王”洛蒂·洛万热的孙女。小说中，埃莉在一部澳大利亚恐怖电影中与她的祖母演对手戏，扮演小怪物，但拍摄经历对她的身体和情感都留下了创伤，因为她既听取了一位残忍导演的指使，也没有得到她那渴望名声的祖母的保护。

埃莉的家人不相信或弱化电影和拍摄对她的影响，以及这带来的痛苦。这就是埃莉真正的恐惧，就像许多女性一样：害怕不被相信，害怕她的声音没有分量，害怕帮助不会因此而出现。埃莉需要搏斗的唯一怪物，就是她作为演员所扮演的那只，但她仍然承认：“我比大多数人更清楚，有些伤害会困扰着你。它们发生在哪个年龄段并不重要，因为它们会像野草一样找到一种方式，与你和你周围的人一起成长。”镜头背后、书页之外发生的事情，可能和我们用来理解自己和我们的恐惧而编造出现的故事一样可怕。恐怖流派只是我们试图理解自己潜在恐惧的媒介。

我们又回到了恐怖流派的女创始人和她笔下的怪物。

玛丽·雪莱于1816年6月在日内瓦湖的那个家庭聚会上开始写《弗兰肯斯坦》，当时她18岁，并在第二年5月完成了这本书。在那段时间里，她生了孩子，也见证了孩子的夭折。此外，她还是一个已婚男人的情妇，却被抛弃和疏远。她学会阅读的一部分原因，是辨认母亲墓碑上的字母。她的母亲是作家、哲学家和女权倡导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生下玛丽后去世。在1831年修订版的《弗兰肯斯坦》中，雪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是如何想到并阐述如此可怕的想法的？”没错，她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本文作者Danielle Binks是一位作者、书评人。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