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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王奇生:如果我们这代人不搜集史料,50年后会被责备没有尽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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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王奇生:如果我们这代人不搜集史料,50年后会被责备没有尽到责任

当代中国本身处于一个史料大爆发的时代,但是史料留存的情况并不乐观。

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70余年的历史,但是,相比中国史学科中的其他时段,当代中国史的学术研究处于非常薄弱的状态。“数十年前,中国学术界有一句流行的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我借用这句话对校领导说,不能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中国,共和国史研究在西方的局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王奇生在说起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成立的前因后果时提到,“共和国已经成立70年了,无论如何也是我们自己的研究,进行研究也具有优越的条件。”

27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当代中国史料馆(“中国当代艺术档案”专馆)启动仪式暨共和国史专家座谈会上,多位历史学者和艺术家参与讨论,为建设北京大学当代中国史料馆提出建议。与会学者认识到,当代中国本身处于一个史料大爆发的时代,但史料留存的情况并不乐观。当代中国史料馆会致力于搜集整理20世纪以来中国乃至全球的各类史料文献,助力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

档案有伪造和掩饰的可能,亲经者的记录特别重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牛大勇称,研究历史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有相当丰富的史料,研究必须要建立在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傅斯年曾经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如何处理史料的学问。

王奇生谈到,这些年县市一级的档案馆较为开放,“这些年我们没少搜集”。不过,档案并不是史料的全部。“我们都在经历着共和国的历史,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怎么能不留下历史的记忆?”他说,如果以后的年轻学者只看档案,是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的,因为当代史料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必须综合利用多元史料。北大教授朱青生也认为档案有伪造和掩饰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亲身经历者留下的记录就特别重要。

左:萧冬连 右:王奇生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名誉主席贾方舟今年81岁,他说:“共和国所有的运动我都记忆犹新,这一代人如果没有了,该怎么抢救历史记忆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印红标也称,二十年前,他的学生中有亨得利钟表创始人的孙辈,当时老先生已经不在了,老太太仍健在,于是他们就要给老太太做访谈。“公私合营的过程中,资本家究竟是怎么想的?应该有很复杂的想法,应该记录下来。”对于最终未能抓住这个访谈机会,印红标至今引为遗憾。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料搜集,牛大勇称,初步想法是优先从改革开放这一段抓起,向前后延伸。国防大学教授萧冬连则认为,即使是改革开放这一段历史,40多年来很多人都已不在,要抓紧做口述的工作。王奇生说,民间的资料的搜集、口述历史的展开,是一件非常有紧迫感的工作。“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做,50年以后的历史学家会责备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牛大勇

多学科互鉴,各平台共享

在活动现场,萧冬连认为,当代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如果局限于历史学领域之内很难深入进去,因为这些研究是多学科的互鉴对话的过程。“历史学都是按时间编排起来,但说清了叙事过程还是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问题都有内在的运行机制,一个决定往往由各种因素共同促成。”萧冬连还举例称,很多社会学机构做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有一些甚至做了十几年的田野,这些条件是历史学学者所没有的,国史研究也要借鉴这些学者的方法和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金以林在主持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相关工作,他看到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做当代的档案,档案馆要办得有特色,就要有专项,否则会非常累,因为当代中国的档案是无限的。要做档案,史料必须编目、扫描、上线,否则“真正给你有50个集装箱的东西,想找都找不着,投入巨大,收效甚微”。金以林还看到,很多工作可以全社会动员起来一起参与,比如与网络公司合作、邀请学有专长的研究者参与专题数据库的建设等。

贾方舟

萧冬连也发现,现在做口述史的人很多,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已经在相关领域做了很多年工作,资料积累丰富。他希望这些资料平台能够互相打通,否则各做各的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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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王奇生:如果我们这代人不搜集史料,50年后会被责备没有尽到责任

当代中国本身处于一个史料大爆发的时代,但是史料留存的情况并不乐观。

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70余年的历史,但是,相比中国史学科中的其他时段,当代中国史的学术研究处于非常薄弱的状态。“数十年前,中国学术界有一句流行的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我借用这句话对校领导说,不能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中国,共和国史研究在西方的局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王奇生在说起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成立的前因后果时提到,“共和国已经成立70年了,无论如何也是我们自己的研究,进行研究也具有优越的条件。”

27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当代中国史料馆(“中国当代艺术档案”专馆)启动仪式暨共和国史专家座谈会上,多位历史学者和艺术家参与讨论,为建设北京大学当代中国史料馆提出建议。与会学者认识到,当代中国本身处于一个史料大爆发的时代,但史料留存的情况并不乐观。当代中国史料馆会致力于搜集整理20世纪以来中国乃至全球的各类史料文献,助力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

档案有伪造和掩饰的可能,亲经者的记录特别重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牛大勇称,研究历史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有相当丰富的史料,研究必须要建立在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傅斯年曾经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如何处理史料的学问。

王奇生谈到,这些年县市一级的档案馆较为开放,“这些年我们没少搜集”。不过,档案并不是史料的全部。“我们都在经历着共和国的历史,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怎么能不留下历史的记忆?”他说,如果以后的年轻学者只看档案,是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的,因为当代史料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必须综合利用多元史料。北大教授朱青生也认为档案有伪造和掩饰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亲身经历者留下的记录就特别重要。

左:萧冬连 右:王奇生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名誉主席贾方舟今年81岁,他说:“共和国所有的运动我都记忆犹新,这一代人如果没有了,该怎么抢救历史记忆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印红标也称,二十年前,他的学生中有亨得利钟表创始人的孙辈,当时老先生已经不在了,老太太仍健在,于是他们就要给老太太做访谈。“公私合营的过程中,资本家究竟是怎么想的?应该有很复杂的想法,应该记录下来。”对于最终未能抓住这个访谈机会,印红标至今引为遗憾。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料搜集,牛大勇称,初步想法是优先从改革开放这一段抓起,向前后延伸。国防大学教授萧冬连则认为,即使是改革开放这一段历史,40多年来很多人都已不在,要抓紧做口述的工作。王奇生说,民间的资料的搜集、口述历史的展开,是一件非常有紧迫感的工作。“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做,50年以后的历史学家会责备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牛大勇

多学科互鉴,各平台共享

在活动现场,萧冬连认为,当代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如果局限于历史学领域之内很难深入进去,因为这些研究是多学科的互鉴对话的过程。“历史学都是按时间编排起来,但说清了叙事过程还是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问题都有内在的运行机制,一个决定往往由各种因素共同促成。”萧冬连还举例称,很多社会学机构做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有一些甚至做了十几年的田野,这些条件是历史学学者所没有的,国史研究也要借鉴这些学者的方法和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金以林在主持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相关工作,他看到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做当代的档案,档案馆要办得有特色,就要有专项,否则会非常累,因为当代中国的档案是无限的。要做档案,史料必须编目、扫描、上线,否则“真正给你有50个集装箱的东西,想找都找不着,投入巨大,收效甚微”。金以林还看到,很多工作可以全社会动员起来一起参与,比如与网络公司合作、邀请学有专长的研究者参与专题数据库的建设等。

贾方舟

萧冬连也发现,现在做口述史的人很多,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已经在相关领域做了很多年工作,资料积累丰富。他希望这些资料平台能够互相打通,否则各做各的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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