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在于，当你处于困境之时——无论是经济下行、大流行病还是自然灾害——人性中的一个倾向是我们会环顾四周寻找替罪羊，声称一切都是他人的错。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

虽然大众和公共在王笛笔下成了某种宏大力量的牺牲品，但其历史写作本身构成了对这种宏大力量的抵抗。

“新版红绿灯”虽然是一场虚惊，但这也说明了红绿灯这一我们习以为常的小小事物，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文景历史写作奖首奖得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思成看来，未来大众历史写作的趋势是经过历史学方面训练的作者抱着学术写作的态度进行创作。

围绕《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一书，两位历史学者就民族主义史学展开探讨。

据许纪霖观察，当下时代舆论中的诸多议题与论辩，其背后的结构都可以归属于文化与文明内在的撕裂与对抗。

埃里克·方纳关注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关注美国激进主义传统如何推动了自由的实现，确实符合新史学潮流。但与“新美国史”的碎片化、去政治化倾向不同，他的研究始终有宏观视野和政治性特征。

无论是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还是印度文明，都有与西方不一样的中古发展阶段和形态——世界中古史亟待跳出西方中古史的窠臼。

当代历史写作展示人类的经验本身的那种复杂性和可能性。

史景迁主攻清代以后的文化与政治史，对中西文化交流有浓厚兴趣，一个贯穿于多部作品中的主题是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试图“改变中国”，但又不可避免地遭遇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