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随着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大众对健身运动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人们希望借此来保持身体健康和维护身体形象，而女性群体正在成为上升的主力。21世纪以来，中国女性在全球身体文化的推动下掀起了健身热，好身材已经成为众多女性的“基本需求”和“价值标准”。

女性健身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文化、社会现象，更与女性解放运动的深化以及女性自我发展的个体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的女性主义者普遍认为，女性身体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从福柯提出的身体与权力的关系角度来看，女性身体是男性为了维持父权制度而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文化意识形态，比如为女性的体型、姿态等设置标准。中国古代的缠足就是典型的以男性审美为核心的限制女性身体自由的案例，而在当代，女性对苗条或性感身材的追求也被认为是男权社会的话语所制造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健身运动中的身体经验就注定是被动的。在很大程度上，健身运动也为女性理解身体的本质、能力以及约束提供了新的探索空间。那么，健身运动究竟为女性带来了哪些生理、心理和社会经验？这些经验有多少是积极的，多少是消极的？它们又如何影响了女性的个体成长？在近日出版的《凡身之造》一书中，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社会学者熊欢与她的研究团队通过对12位女性健身爱好者的口述故事采集和叙事研究，回应了上述问题。书中的受访者有经历过“暴食-催吐”的肥胖者、留学海外的大学生、离异的中年女性、进城的“打工妹”、备孕的高龄女性等，她们的个体经验与各自不同的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呈现出了性别、身体与社会之间多样的互动关系。

01 被凝视的身体：从重塑身材到找寻自我

在现代社会，身体的尺寸和外形越来越成为个人身份的象征，似乎身材和外貌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道德和品格的硬性指标。在“以瘦为美”的大众审美风潮下，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层出不穷，许多女性开始通过健身或调整饮食的方式减重，以求拥有符合“美”的苗条身形。对“完美身材”越来越严苛的要求也导致了“肥胖”的污名化。女性肥胖者不仅被认为是“丑”的，还被视为懒惰、不自律、意志力薄弱和缺乏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力。这种“苗条暴政”不可避免地让许多减肥者走向了极端。

在熊欢的调研中，多位女性都曾因肥胖遭到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和性别歧视。来自外界的负面评价成为了她们痛苦的根源，使得她们过分关注自己的体重和身材，无时无刻不活在他人的凝视中。为了改变现状，一位受访者曾通过节食加减肥药的方式快速达到瘦身效果，也曾尝试更为健康的健身运动来塑造完美的身形，但在减肥成功后，她不但没能走出他人的凝视，反而对外表越来越重视。长期压抑的自我使她的身体不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被社会“规训”的身体。有一段时间，她生活在“节食-暴食-催吐”的恶性循环中，身体俨然成为了与自我意识相对抗的敌人。

实际上，大众对肥胖者的歧视也并非与生俱来。在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的影响下，完美的女性总是以苗条、漂亮、时尚的形象出现，也将一种有关美的准则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观念中，指引着女性的理想和行动方向。即便在倡导健康与活力的健身领域，针对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也并不少见。多位长期在健身房进行专业训练的受访者都表示，她们曾因“练肌肉”或进行攻击性强的体育运动（如拳击）而遭人调侃——“你一个女生练得这么壮，小心以后没有男朋友”。在很多人看来，女性应当表现出温柔、优雅、内敛的性别气质，过于强壮和强势的形象并不为大众所接受，这类观念同样反映出社会对女性气质和身体的规训。

随着健身运动的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意识到“以瘦为美”对身体的破坏，转而投身于西方健身文化倡导的“fit”，即一种更具肌肉线条、强调身体曲线的性感美。但无论是东方审美还是西方审美，这类健身追求的都是服从于社会对女性气质的要求而进行的塑造，只是从一种文化秩序的压制中转移到另一种束缚里。这可以说是健身审美的全球化为女性建构的一个新的“陷阱”。

那么，女性如何在健身运动中破除社会规训，真正实现身体的解放？在《凡身之造》中，熊欢指出，女性在运动过程中的身体经验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虽然一些人经历着“苗条暴政”下的身体失调、全球审美文化“陷阱”中的自我迷失、社会规训下的让步与妥协，但她们在运动过程中的主体性不应该被忽视。从具身体验的角度看，运动中的身体体验正是唤醒女性主体意识的有效途径。身体上的感知会激发她们的反身性思考，这是通过其他的非身体活动难以获得的。

正如在上述案例中，受访者们大多都在健身过程中开始反思自我与世界的关联，她们对审美的认知和自我的定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无论参与何种运动，她们经历的疼痛、酸胀、疲劳、愉悦、放松等感官体验都可以帮助她们将个体意识集中于自己的身体，迫使“身体出场”，这样才能感受到身体对自我存在的意义，进而通过健身运动获得积极的体验，促进自我的成长与进步。

02 能动的身体：从掌控健康到创造生活

熊欢注意到，很多受访者在谈到健身运动时并不局限于做运动、锻炼身体、减肥、放松精神这些看起来细小而琐碎的事情上，而是把运动带来的体验与就业、婚姻、家庭、生育等问题综合在一起。可以说，女性的健身是嵌入到她们的整个生活情境和生活状态之中的。

在《凡身之造》中，受访者清风的经历就体现了这一点。她是一位离异的中年女性，最初健身是由于身体过重导致膝盖半月板撕裂，为了恢复健康，她开始尝试去健身房接受专业的训练。在过程中，清风越来越了解自己的身体，她开始知道“如何发力”，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避免受伤”，如何让身体放松。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在健身后成了生活中的“大力士”，对身体准确的判断和掌控使她感到，即使一个人生活，也能够应付一切困难，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这不仅意味着身体能力的增强，也是独立性与自信心的提升。

健身运动后身体的变化也为清风带来了更多积极的评价，有人夸她“现在的状态好像回到了20年前”。外界的正面反馈与自身身体能力的提升，也让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状态、健身目标乃至生活态度。她清楚地意识到，锻炼时身体上的“酸痛”和“累”不是消极的，而是代表锻炼“有效”、动作“到位”，这也使得她能够以积极地心态坚持各项训练。这种主动消化负面感受，并赋予其正面意义的自我规训，正是女性在健身活动中主体性的体现。

应该指出的是，健身不仅包括健身房内的专业训练，也涵盖各式各样的大众休闲运动，比如广场舞。熊欢及其研究团队在调研中发现，相比城市女性，农村女性在参与健身运动时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例如自然天气变化、休闲与工作的时间冲突、经济水平不足、外部环境缺乏健身氛围等。然而，一些个体的案例证明了健身运动同样可以为农村女性塑造新形象和健康观。

在调研中，一位名叫木木的农村女性从小热爱跳舞，在20多岁的人生中，她经历了辍学、工作、结婚、生育，承受着生活带来的种种考验，却始终没有放弃跳舞。她常常在农忙、工作之余与舞蹈队其他成员一起跳舞、表演、聚会，这让她一直保持着令人羡慕的好身材，也通过与外界接触获得了新的生活感悟。在很大程度上，舞蹈成为了她艰苦生活中的一抹亮色，让她能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未来。

另一位从农村走入城市的“打工妹”阿玲将健身运动看做是获得“安身立命之本”的途径。良好的身体状况与劳动能力不仅是她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也决定了她能否融入城市生活。在乡村文化中，健壮的女性身体更具价值，也更“美”，进入城市后，阿玲却通过体育活动开始接受并实践城市女性时尚中“以瘦为美”的审美观，建立起新的自我认同。且不论这种审美观正确与否，阿玲都以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充满活力的身体形象，自觉抵抗并改写了社会所塑造的弱势、边缘、贫苦的“打工妹”的刻板印象。

熊欢认为，健身作为一项社会行动，既可以提升个体身体的能动性，也可以提供改变自我社会地位的途径。站在结构化理论的角度看，运动的身体嵌入到特定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和个人经历中，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情境，给人带来了“生活机会”的改变和“生活选择”能力的增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将健身运动嵌入到生活中的女性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健身并不是为了某个绝对的结果，而是一件贯穿终身的事；它既是生活本身，也是创造生活的过程。

03 交织的身体经验： 不是一个片段或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

社会学者黄盈盈曾在《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中将中国城市年轻女性对于身体的追求分为三种：重视身材的呈现式身体、重视健康的感受式身体、重视气质的精神体现式身体，三者的重要性依次递减。然而，当我们将目光延伸到城市之外，并纳入不同年龄层和社会背景的女性个体就会发现，女性对身体的追求并非一成不变，甚至同一个人在健身的不同阶段也会发生变化。

在熊欢看来，无论女性在健身运动中追求的是什么，也无论她们是否达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她们都经历了一种具身体验（包括身体、心理、身份认同、人际交往等方面），这种体验使物质性、肉身性的身体有了生存和生产的空间，她们处于运动中的身体不是被动地受规训、被消费的，而是积极的、能动的。

从上述受访者的健身故事中可以看到，她们对运动身体的理解和描述都与其个人经历、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紧密交织在一起。在肥胖者的世界里，健身运动是对“失范”身体的矫正机制；在职业女性的眼里，健身运动是社会资本积累的途径；在城市生活的环境下，“专业性”是健身者的基本要求，而在农村，能够享受运动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正如熊欢看到的，“健身运动对于女性个体来说，就是一个持续再造的生活情境（situations）。”因此，她们的身体经验也不应该被定格为一个片段或一个结果，而应该是一个过程。

熊欢强调，尽管在传统社会学和文化批判主义的视角下，我们讨论的更多是社会权力对女性身体的建构与压迫，但当我们将身体与运动置于特定的生活情境中，从个体的日常实践去察看运动中的身体时，那些将身体完全抽象为一种社会机制和权力象征的理论局限就不攻自破了。就像生活本身无法用二元思维去定义一样，我们对女性运动身体的诠释也无法用简单的“好与坏”、“天生与养成”、“压迫与解放”、“规训与挑战”、“成功与失败”进行二元划分。女性在健身运动中必定伴随着痛苦与快乐、妥协与抵抗，她们可能乐观地接受着规训，也可能在压迫中获得了自我解放与救赎。

无论身体被赋予了多少美学、符号或资本的价值与意义，它终究是一具血肉之躯。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意识到，健身的生活是多样化的，每一个身处不同情境下的人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健身也是一种自我赋能的过程。只有在运动中了解身体、感受身体、使用身体，享受健身的过程而不是绝对的结果，我们才能摆脱社会观念与商业资本的操控，实现健身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