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勒波维茨是一位作家，以不写作闻名。她曾说过：“我真的很懒，写作也是真的难，我不喜欢做困难的事。”很少有作家会不同意这句话，但所有的作家也都明白，写作的阻碍从不真的是懒惰。现年70岁的勒波维茨已经被困扰了四十年，她的编辑埃罗尔·麦克唐纳（“全纽约工作最轻松的人”）说，阻碍她的是“对文字的过度敬畏”。

勒波维茨的公寓藏书量巨大，最新数据已经超过了11000本，她爱书是毫无疑问的。她说：“我宁愿把有些人从窗户扔出去，也绝对不会丢掉一本书。”那么，这种“过度敬畏”的说法是否是在委婉地表达她的自卑感？她认为自己写的东西不足以印刷成册？

“我不认为我有自卑感，”勒波维茨笑道，“我知道有很多人反对我，他们认为我太吹毛求疵了，虽然我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但就像我会挑剔别人的作品，我对自己作品的要求还要高得多，我觉得这是一种过度的职业精神。”

采访通过电话进行，这意味着她是在纽约的公寓里打的固定电话，因为她除了不愿意写作，也不愿意用手机、WiFi，甚至是电脑。疫情封锁期间，她心爱的书店都关门了，她只能托朋友替她在网上买书，再给朋友寄去支票。封城期间有一次公共活动，我（指本文作者Hadley Freeman）需要通过Zoom采访她，她只得去到大卫·赛德瑞斯家，用他的电脑。不过，70岁的勒波维茨看起来始终是那么独立自足。早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她确实有在写作，她为安迪·沃霍尔的《Interview》杂志撰写了高雅幽默的专栏，也出版了畅销散文集《都市生活》（Metropolitan Life，1978年）和《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1981年），她会在谈话节目中坚守自我，不理会男性主持人和嘉宾问她何时结婚怀孕这类言论。勒波维茨，一位女同性恋者，只是微笑着抽着烟。

马丁·斯科塞斯关于勒波维茨的第二部，也是最近一部纪录剧集名为《假装我们在城市》。影片主基调就是勒波维茨孤独地在纽约街头闲逛的镜头，她穿着那件标志性的长大衣、李维斯经典款修身牛仔裤，脚踩一双乐福鞋，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又与一切保持距离。她对技术的厌恶现在却使得她如此依赖他人，她难道不反感这一点吗？“不，我只是觉得，我有朋友会这些，也可以帮我做，这不是很幸运的事吗？”她微笑着说，那微笑意味着她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

现在，勒波维茨已经成为人们通常说的“公共演讲者”（斯科塞斯关于她的第一部纪录片就叫《公共演讲》）。但实际上，她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智者，肯定是自多萝茜·帕克以来最著名的美国才女——与帕克不同的是，她不写作（也不喝酒）。她的观察充满了洞见，人们付钱来听。这与喜剧演员有很大不同，因为勒波维茨并不是个小丑，她也肯定不会事先写稿。她的观点都是脱口而出，世界各地的观众（如果疫情允许的话，她明年将会开始一场大规模的欧洲巡演）蜂拥而至来听取她对各项事物的见解，从度假（“你的生活得糟成什么样，你才能想出这样的点子：‘你知道什么会很有意思吗？我们带孩子去机场，在那一坐几个小时，然后被人骂。’”）到人们是否与书中的主人公有关系：“一本书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扇门，”她在《假装我们在城市》中说道。她在新泽西州成长的过程中，很少从小说中读到住在乡村的犹太女同性恋者，这从来没有困扰过她吗？她发出了响亮的笑声，“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再过一百万年也不会想！我不是什么革命者，我更像是个浪荡子。我从没想过，‘我要怎样改变世界？’我想的是，‘我怎么才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又不进监狱？’”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勒波维茨承诺过自己正在写一本小说。当我问起这件事，她说：“大约有一百多页。但距我最后一次看到它，已经过去好几代人了。”人们逐渐发现，等待勒波维茨的这本小说就像等待戈多一样徒劳，于是她在美国的出版商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将《大都市生活》和《社会研究》合成一本书出售，名为《弗兰·勒波维茨读本》（The Fran Lebowitz Reader）。虽然这两本书已经问世超过四十年了，但书中的文章仍然熠熠生辉，枯燥的句子都被精简了，处处可见作者无可挑剔的个性。由于勒波维茨没有任何新的产出，她的粉丝已经开始像引用宗教经文一样引用《读本》中的句子了：“上帝的所有孩子都不漂亮，事实上，上帝的大多数孩子几乎都见不得人……一般来说，我觉得体育活动又危险又累人，和搞体育的人相比，除了我们都有权接受陪审团的审判之外，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这本书在美国一直在再版，现在也在英国出版了。这也证明了《假装我们在城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Netflix在封城期间的热门剧集。“我很确定疫情是推动因素，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看我的剧是因为他们没法出门，”她说。疫情带给她的影响两相抵消了，因为独自生活的勒波维茨在疫情期间是没有收入的，她所有的演讲活动都被取消了：“那真的很有压力。我天天就站在超市里想：‘为什么葡萄这么贵？这是什么？卡地亚吗？’”

由勒波维茨参与制作的《假装我们在城市》应该够她买好几串葡萄了。在这七集轻松愉悦、出人意料而又充满诗意的节目中，她除了向斯科塞斯分享自己尖锐的观点以外什么也没做，而斯科塞斯就在背景音里哈哈大笑。《周六夜现场》也模仿了《假装我们在城市》，喜剧演员杨博文扮演勒波维茨，大声喊道：“人们问我：‘我应该去当作家吗？’我说：‘不！做一些有用的事！做！一块！哈密瓜！被熏火腿！包起来的！哈密瓜！’”凯尔·穆尼则扮演斯科塞斯，在她身边因歇斯底里而心脏病突发。

勒波维茨没有看过这段模仿（“我没办法看我自己”），但我问了斯科塞斯在镜头外是否也像在片中笑得那么开心。“我一直觉得马丁很有趣，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确实很有趣，”她深情地说。（斯科塞斯在拍摄《华尔街之狼》时，曾让挑剔出了名的勒波维茨饰演把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送进监狱的法官——这是朋友间的一个玩笑。）《假装我们在城市》获得了艾美奖优秀非虚构类剧集的提名，Netflix非常希望剧中的主演能够参加九月的活动。但勒波维茨不为所动，“颁奖仪式在洛杉矶，”她说，此外不再需要任何详细的说明。

然而，伴随着鲜花和掌声而来的，还有批评与争议。在《假装我们在城市》最成功的巅峰时期，《纽约时报》开设了一个专栏，标题为《人人都爱弗兰，但是为什么呢？》作者在文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勒波维茨如此“厌世、暴躁、迷恋曼哈顿生活”，为什么会在年轻人中这么受欢迎呢？“她认为健康这个概念一定是从‘加利福尼亚’传来的——是时候攥紧你手中的百吉饼了（《纽约时报》曾刊文称最好的百吉饼在加州，引起了纽约百吉饼专家和爱好者的愤怒），”从文字中都能看到记者的白眼。

我问勒波维茨，这个专栏是否伤害到了她，她说：“你会预料到有批评的，而且这几乎是我收到的第一次负面报道。但我认为你所提到的具体事件是非常反犹太主义的，这种事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我的编辑曾给我打过电话，他就说：‘你不觉得这是反犹主义吗？’他还不是个犹太人，所以他的敏感度一定是没有我高的。但是我听说网上有很多人在讨论（这篇文章），让我吃惊的是，很多人其实与文中所写的东西完全无关，却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坚定的立场。”

好像今天的人们已经把意见看作是关涉自我身份的声明，也因此，意见分歧会让人感觉很震憾。“我想这是真的，意见已经取代了道德。但我从不在意别人对我的想法怎么看。我并不是说我不关心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也是人。但如果有人不认同我的观点，那又怎么样呢？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的意见）会激怒别人。我又没有权力，我又不是纽约市长，我也不制定法律，这就只是意见而已！”

勒波维茨在新泽西州长大，家里从事家具装饰行业，她是家中的大女儿。她喜欢读书，但成绩很差，曾多次因她所说的“不特定乖张行为”而被学校开除。我问她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同性恋的，“这很难向现在的年轻人解释。同性恋在当时是非法的，别提争取同性婚姻自由了，不如想想怎么不被关进监狱吧？你从来不曾看到过，这件事也从来不曾被谈论过，甚至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所以，如果我没有在书中偶尔读到过同性恋，我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我有一个朋友，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蓝领环境中长大，她就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同性恋），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情。我有一段非常清晰的记忆，12岁时在后院读书，我记得当时有这样一个确切的想法：‘好吧，我想如果世界上有女同性恋这种东西，那就肯定会有人是女同性恋。但为什么非得是我呢？’因为我立刻就明白了，在我所处的世界里，我不可能这样生活，而我在那个世界里生活得还挺快乐。当然，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呆在原先的世界，假装自己是个异性恋，但我从没想过要这么做。”

同性恋在当时是一种犯罪，她是否害怕过被逮捕呢？“我从来没怕过这个，因为当时警察主要抓的是男同性恋，因为男同（比起女同）更让他们感到愤怒。说实话，我更害怕我的父母（发现）。”

勒波维茨在公开谈话中经常提到她的父母，特别是她的母亲，而且总是非常深情。她是什么时候向他们出柜的？“我们从没谈论过这个问题，”她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自己感觉到了，我也把女朋友带回家了，但我们从没说过这件事。这是我的原因，但我知道他们也不愿意聊这个。”

勒波维茨是一个怎么样的女朋友呢？“糟糕。非常糟糕！我厌恶家庭生活，我也不是‘一生一世一双人’那种人。我能处理好，比如说，头三个月，这就是一段感情对我而言的全部生命了。我交往过更长的时间，但我并不是什么‘三好女友’。我是个糟糕的女朋友，但我是个很好的朋友。”

她在十几岁时从高中辍学，决心成为一名作家，刚来到纽约就开始交朋友了。她在54俱乐部（1970年代纽约的传奇俱乐部）和沃霍尔的“工厂”里闲逛，但从未被吓倒。“社交场合并不会让我感到害怕，”她说。她供职的第一本杂志的编辑苏珊·格雷厄姆·温加罗当时正好在和爵士乐手查尔斯·明格斯交往（二人后来结婚了），在《假装我们在城市》中，勒波维茨描述了在感恩节时带明格斯去她父母家，以及明格斯带她和艾灵顿公爵一起吃早餐的事情。在《Interview》工作时，她与声名狼藉的卢·里德成了朋友。“卢性格很难搞，没有人会说他不难搞。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真的吵了一架，但我们还是喜欢对方，”她说。

她不太喜欢沃霍尔本人。“我注意到，沃霍尔倾向于寻找心理非常脆弱的人，然后鼓励他们吸毒，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氛围。几年间，我每天都能看到他，但我们交流得不多。”她在《Interview》工作的最后一年里，沃霍尔用画抵了她的工资。她对沃霍尔画作的喜爱程度和对他本人的喜爱一样，所以勒波维茨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掉了这些画来付房租。两个星期过后，沃霍尔就过世了，其画作的价格也一飞冲天。“我一直觉得他是故意的，”她说。什么？死了？“对，他知道我把画卖了，于是心想：‘让她瞧好吧！’”

托妮·莫里森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两人相知近四十年，直到2019年莫里森去世。在一个她们在舞台上交谈的片段中，勒波维茨一反常态地被莫里森吓到了，因为莫里森对她说的每一句话都高兴地傻笑。“人们不知道托妮多有趣，虽然她的形象有些令人生畏，但她真的很有趣，”勒波维茨有点俏皮地说道。她们需要一段时间来祛除这种令人生畏的印象吗？“不，我们的友谊是瞬间产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就像是一见钟情，只不过我们的友谊持续了下来。”勒波维茨在莫里森的追悼会上说道：“我有四位最亲密的朋友，40年来，托妮至少占了两个。”

勒波维茨12岁时，她的母亲告诉她：“不要在男孩身边搞笑，他们不喜欢这样。”这只是她离家后打破的许多规则之一。勒波维茨是年轻人喜欢的有主见的大姐姐；是从未向争议或审查屈服自己性向的女同性恋；是在纽约闯出一片天地，成为著名作家的高中肄业生；是一位不事写作的作家。但她活得如此恣意洒脱，不会后悔放弃写作吗？她迟疑了一下：“意识层面不会，或许无意识层面会，不过我又怎么会知道呢？”然后她又加快了语速，找回了自己的模式：“但我真的很享受演讲的过程。这不是工作，而是每个人都要听我的意见，这就是我想要的一切。”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