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杨绛，原名杨季康，是杨荫杭之女，祖籍江苏无锡，钱钟书之妻，生于北京市。擅长于翻译、文学著作、戏剧等。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等，翻译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 布拉斯》等。

杨绛先生的第一部作品为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于1934年初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1940年代初，她连续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这两部剧本写作和上演于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当时引起很大反响。1980年代以来，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她以散文和小说两方面的创作成就引起世人注目。其散文代表作《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畅销于整个1980年代，在港澳台均出版了繁体字单行本，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小说代表作《洗澡》（意即洗脑筋,系国内最早反映知识分子改造的文学作品），出版于1988年，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作品亦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m'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英国诗人兰德《生与死》

杨绛译

作为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写过多篇评析西班牙和英国文学名著的理论作品，如评论《堂吉诃德》、《小癞子》（Lazarillo del Tormes）和《塞莱斯蒂娜》（La Celestina）等的文章，以及论英国作家菲尔丁等。

作为翻译家，杨绛先生的文学翻译成就卓著，除《堂吉诃德》外，她还翻译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文学名著《吉尔 布拉斯》（Alain Rene Le Sage: ）以及古希腊散文柏拉图（plato）的“对话录”《斐多》（Phaedo）等。

跨入新世纪之后，杨绛先生在整理编订钱锺书遗稿之余，又创作了《怀念陈衡哲》、《难忘的一天》和《我在启明上学》等多篇忆旧散文；出版于2003年6月的家庭纪事散文《我们仨》，则因其真挚的情感和优美隽永的文笔而深深打动读者，成为2003年的超级畅销书。2014年，103岁杨绛新书《洗澡之后》8月出版，这是杨绛先生在98岁后为其小说《洗澡》所写的续作。包括《洗澡之后》在内，数篇未发表的杨绛先生作品收入在2014年8月出版的9卷本《杨绛全集》中，《全集》共270多万字。

追忆杨绛先生的五个人生片段

01 我与钟书

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给钟书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钱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后来钟书跟我说，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我大加赞赏。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老钱获公费留学资格，那时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从小生活优裕，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02 我的丈夫钱钟书

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这一次不是）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住院期间，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03 我们仨

钟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在牛津时，钟书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04 独留人世间

我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读书的，无论是中英文的都拿来啃，慢慢地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我早年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

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钟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05 一百岁感言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以上信息来源：中国作家网、澎湃新闻、微信公众号家国天下）

杨绛：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该文由郭娟为经济观察报《观察家》撰稿）

湖北咸宁，有个地方叫向阳湖。曾经，那里集结了六千文化人，其中有文联作协的，有故宫、荣宝斋、革博、历博、北图、中影的，有中华、商务、人民、文学等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总店的，这些单位“一锅端”，下干校。做什么？从事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若干年后，提到“干校”，也许需要做一番词语解释吧？说它是集中营，却没有铁丝网；说它是劳改农场，这里人也不是犯人，至少不是刑事犯；或者说是政治犯，却也不是——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犯”，比如丁玲、胡风、比如遇罗克，张志新，都关进监狱了；这里人要进行思想改造，并不是说他们曾有过什么大逆不道的独立思想，可怜他们真的没有，但是最高领袖断定：他们的思想、感情都与无产阶级隔着几层，所以必须把他们驱赶到中国社会最底层，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脱胎换骨，获得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其实，早在解放之初，针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已经有过思想改造，所谓“脱裤子、割尾巴”，所谓“洗澡”——钱钟书的夫人、作家杨绛就根据自己和周围人的亲历创作了长篇小说《洗澡》。

那一次运动大概要算是“和风细雨”了，所谓“如匪浣衣”，大概也没有洗干净，不然怎会有那么多“右派”向党“疯狂进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行吗？思想改造要“触及灵魂”，要“灵魂深处闹革命”，还有什么“狠批私字一闪念”——人的潜意识都被管起来了。

但当时下放干校的人们，绝大多数甘心被管。他们满怀虔敬，下决心改造自己。陈乔，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有诗云：“风雨棚中除四气，向阳湖畔过三关。”“四气”是阔气、暮气、官气、娇气，“三关”是思想政治关、劳动关、生活关。

离开北京、上火车前，他们排着队，打着红旗，到天安门广场，对着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举手宣誓——颇具仪式感，类似今天的行为艺术。谁说过的，中国文学太政治化，中国政治又太文学化。

仪式感也好，神圣庄严感也好，到了干校，听军宣队领导训话，心就凉了：你们现在好就好在没有打仗，如果打起仗来，先把你们拉出去枪毙几个再说，留你们干什么，留你们反党反人民哪！——这当然是针对干校中的“牛鬼蛇神”说的。

领袖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干校，各类分子是活在最底层的，谁都可以无端踹一脚。有时在田里劳动，也会突然被拉出来，在田梗上挨批斗。冯雪峰和许觉民等被打倒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前领导，6人住一大间，冬天革命群众来开会，这几个老头儿就被赶出屋，站在外面受冻，走得慢了，会被斥以“滚开”！

有一次，干校杀鸭子改善生活，还有人提议要革命群众吃鸭肉，受审查者啃鸭头鸭屁股，以示划清界限、保持立场……屈辱无处不在。曾参加“一二•九”、在出版界叱咤风云的陈翰伯也多次被批斗，他走路不利落，一次过独木桥，没人肯帮他，众目睽睽之下，他只好自己慢慢爬过去。也许正是这样刻骨椎心的屈辱经历使他后来彻底否定“文革”。那时还有“两个凡是”禁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形成，而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要再搞文化大革命了。有什么可分析、争议的！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甭开了！”他支持、提倡创办《读书》杂志，倡导“读书无禁区”，都可以看作是对极“左”教条、神谕的公然唾弃，目的是还人自由。

在干校，不论各类分子还是普通群众，都要参加劳动。从盖房、修坝到养猪、放牛、放鸭子，从拉犁、插秧、收割，到拉车、挑担，基本上包括了在农村生活所必须的一切劳动。文物专家朱家溍当时年过半百，每天要给厨房挑20多担水，打满12个水缸，有时还得去火车站卸煤，推着板车来回几十里。书法家王景芬回忆：有一年年初三就下田插秧，上身穿棉袄，下身穿短裤，天气冷，脚冻得难受，有时甚至往解放鞋里撒泡尿热热以应急！形式主义也免不了，收割小麦，越是下大雨越是抢收，结果一连几个阴雨天，麦子全发霉了。当地群众觉得北京人真奇怪：大雨大干，晴天反倒不干了。——晴天往往开大会。雨天泥泞，田梗湿滑，一会儿一摔交，都成了泥人。

古画鉴定大师徐邦达，人称“徐半尺”——据说他鉴定一幅书画，只需将卷轴展开半尺便能断其真伪，这时也被下放到此地，他年近六十，身体弱，麻秆腿，风都能吹倒的样子，也必须下水田插秧，几乎把身体拖垮。当地群众编他的顺口溜：“身穿大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杖，三步两跌倒。”弯腰驼背的老学究们，踉踉跄跄，一身泥水，走在上工路上，像一群叫花子。那时年轻人也累得体力透支，却不敢喊累，“活着干，死了算。”身体吃不消，就在大田里学习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后来成为文学评论家、那时还是年轻人的阎纲私下问老作家严文井，向阳湖和南泥湾比较，哪里更苦？严文井想了想，说干校更苦一些，因为大部分时间得参加强体力劳动，而且精神受压抑……

按说，向阳湖产生不了田园诗。但是竟然有！诗人臧克家还出版一册诗集《忆向阳》，内中不少佳句——“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老黄牛》），“敷粉冬瓜似石磙，菜花引蝶入厨房”（《菜班》），“案头还信债，池畔洗衣裳”（《假日》），“近火潮衣蒸白雾，沾身热汗化冰凉”（《大风雪，收工暮归》）等等。诗人牛汉与许多下过干校的人都认为《忆向阳》是粉饰，至少不真实。牛汉在干校看到的臧克家总是愁眉苦脸的。

有一次劳动，臧克家负责烧开水，他有肺病，没力气吹火，呛得鼻涕眼泪，干着急，是路过的诗人牛汉帮忙，才把水烧开。作家吴泰昌回忆，臧克家在干校很谨慎，也不乱串门，别人也不敢接近他。平时没事干，就盘腿坐床上数钱，一堆五分、二分、一分的硬币，装在铁罐子里，可见寂寞无聊。但臧克家到近百岁高龄、躺在床上了，也还是说他每每回忆咸宁向阳湖，总感到亲切，还说在向阳湖一走30里路，锻炼了身体，非常受益。

也许隔着岁月回望当年，一切痛苦都变成美好回忆了？许多文化人日后回忆干校，都有意无意地将苦难一笔带过，而大谈趣闻逸事。美术家曹辛之用当地竹子雕刻艺术笔筒，风靡一时；古玩大家王世襄牵着自己饲养的牛找画家张广画牵牛图，画像上的他如老农似的笑哈哈的；还有美术家自己设计的“太和殿”工棚和“美术厕所”……此外，更有赏满湖荷花翠盖，采绿头鲜菇，半夜捉田鸡改善生活……

不过也有人执著不忘苦难,徐半尺徐邦达就毫不掩饰其愤怒：“提起咸宁干校就头疼，讨厌透了！因为在那里简直不把人当人！”而牛汉那些在干校孕育的血泪诗篇也没有臧克家式的愉悦。杨绛《干校六记》记录的是河南息县干校的事情，怨而不怒的笔调，也有这样一读惊心的句子——“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关于干校，也许韦君宜的小说《清醒》开头几句大实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五七干校，这实在是个奇妙的地方。有的人想起它就感到无限温暖，有的人却提到它就义愤填膺。你说它不好，那时大家写了多少真心歌颂它的诗。你说它好，最后这些写诗的人却竭力想办法离开这里。”

其实像臧克家、冰心这样名声大的知识分子，上面还是有统战性质的关照的。他们在向阳湖待的时间不长，用诗人绿原的话讲，他们只能算是匆匆过客。还有一些人，因为有用，或是去考古现场发掘文物，或是回京编辑出版图书，也先行一步离开干校。剩下的人在绝望与盼望中度日如年，一度军宣队要甩“包袱”，想把这些人送到“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所以同在干校，境遇与心情也不尽相同。当然最后所有人都返京了——除了死去的人。轰轰烈烈的“下放干校”结束了。

那么，知识分子在干校的收获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了解了国情、世情。其他就很难说。向阳湖当年流行的顺口溜，也许就是世情之一种：“北京佬，北京佬，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个大金表，想回北京回不了。”这些知识分子穿得也许比当地群众还不如，但舍得花钱买吃的，还戴块“大金表”，“大”能多大？不过是反映了当地群众的惊羡之情吧。而惊羡之后凸显出怎样的社会差别？这不就是彼时的国情、世情吗？

（咸宁向阳湖的李城外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抢救干校史料，做了大量访谈，使得这一段文化人的痛史得以保存下来。本文提及的种种史料，大多出于他编著的“向阳湖文化丛书”。谨致敬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