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个世纪以来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几乎一致同意，我们所知的文明有赖于对自由意志的广泛信奉，不相信自由意志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举例来说，我们的伦理信条假定我们能够在正确或错误之间自由选择。在基督教传统中，这被称作“道德自由”——具有识别和追求善好的能力，而不是仅仅被渴望和欲求所驱使。伟大的启蒙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再次肯定了这种自由和善好之间的关联。他论述道，如果我们不能自由地选择，那么说我们应当选择走正当的道路就是毫无意义的了。

今时今日，从福利供给到刑事法律，美国政治的每一个方面都预设了自由意志的存在。这种信念充斥于大众文化之中，也支撑着美国梦——相信无论出身如何，任何人都可以取得一番成就。奥巴马在《无畏的希望》中写道，美国的“价值植根于一种对人生的基本乐观态度和对自由意志的信仰。”

那么，当这种信念受到侵蚀时会发生什么呢？

科学越来越硬气地主张，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可以通过机械的因果律得到解释。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大约150年前发生的那场智识革命的延续，当时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后不久，他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就开始指出进化论的理论后果：如果我们是进化而来的，那么诸如智力这样的心智能力也是遗传得来的。我们使用这种能力——有些人比其他人能力更强——来做决定。因此我们选择自己命运的能力不是自由的，而是依赖于我们的生物遗传。

高尔顿触发了一场先天与后天的大辩论，这场辩论贯穿了整个20世纪。我们的行为是基因逐渐展露的结果？或者来自于环境印刻在我们身上的东西？两种因素各自的重要性都积累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无论科学家支持其中一个因素还是两者的某种调和，他们越来越相信我们的行为肯定是被某种东西所决定的。

对大脑内部工作机制的研究进一步打击了自由意志的理念

最近几十年来，对大脑内部工作机制的研究推动了先天-后天争论的解决——而且进一步打击了自由意志的理念。借助脑部扫描仪，我们可以窥见活人的大脑，揭示神经元的复杂网络。科学家也因此达成了广泛的一致，即这些神经元网络既被基因也被环境所塑造。但是科学家群体也一致认为，神经元的放电并非只决定了某些或大部分人类思想，希望，记忆和梦想，而是决定它们的全部。

我们知道大脑化学物质的变化能够改变行为，不然的话酒精和抗精神病药物就达不到设想的效果了。这一点对于大脑的结构来说也同样成立：普通成年人因为大脑长了肿瘤而变成谋杀犯或娈童癖的案例，表明我们是多么依赖于大脑灰质的物理属性。

许多科学家说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李贝特（Benjamin Libet）已经在1980年代证明了我们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已经知道，大脑内部的电流活动积聚先于某个人做出抬手之类的行为；李贝特证明这种积聚过程在此人有意识地做出抬手的决定之前就发生了。我们通常将决定做某行为这种意识体验与自由意志相关联，但这种体验似乎只是一种附加之物，是在大脑已经启动行为之后才对事件做出的事后重构。

20世纪关于先天和后天的辩论为这种看法做了铺垫：我们将自己视为由超出我们控制能力之外的事物所塑造的产物。但是至少在大众的想像之中它还是留下了一些空间，让我们觉得自己有可能克服环境或基因，从而成为自身命运的创造者。然而神经科学提出的挑战更加彻底：它把大脑描绘为一种物理系统，和其他物理系统没什么两样；而且指出我们并不能以特殊的方式用意志控制大脑的运作，正如我们无法用意志控制心脏的跳动一样。在当代的科学图景中，人类的行为就是神经元放电，导致其他神经元放电，进而引起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人类行为就是处于这样一种连续的链条之中，可以向前追溯到我们的出生，甚至更远。因此，从原则上来讲我们是完全可预测的。如果我们能够足够充分地了解任何一个个体的大脑结构和化学构成，那么理论上来讲我们可以100%准确地预测此个体对任何给定刺激的反应。

这种研究及其理论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对自由意志的怀疑超出了实验室的范围而传播到了主流文化之中。举例来说，过去十年里使用神经科学证据的法庭案件数量翻了一番还多——大多数情况里都是被告辩称他们的大脑迫使他们做了某事。还有许多人在其他语境中汲取这种信息，这一点至少可以通过观察相关书籍和文章的数量就能判定，这些书籍和文章声称能够在从音乐到魔术等一切事物来解释“你的大脑”。决定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在获得大众的接受。怀疑论者处于上升趋势。

这种发展引起了令人不安——而且越来越非理论——的各类问题：如果道德责任依赖于我们对自身能动性的信仰，那么随着决定论信念的散播，我们会不会变得在道德上不负责任？如果我们越来越认为自由意志信念只是一种幻觉，那么所有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体制又会发生什么呢？

“当我们接受决定论时，我们会放任自己的黑暗面”

2002年，两名心理学家提出一个简单而绝妙的主意：为了知道当人们不再相信自己的选择能力之后会发生什么，他们可以设计实验来探究，而不是凭空推测。当时任教于犹他大学的凯瑟琳·沃斯（Kathleen Vohs）和匹兹堡大学的乔纳森·舒勒（Jonathan Schooler）要求一组受试者阅读一篇论证自由意志是幻觉的文章，而另一组受试者阅读的文章则在此问题上持中立态度。然后他们将两个组的成员置于不同的诱惑之中，并观察他们的行为。抽象哲学信念上的差异会影响人们的决定吗？

的确会。当要求受试者参加很容易作弊的数学测试时，那些预先被灌输了自由意志是幻觉的人被证明更有可能违规偷瞟答案。当他们有机会偷窃时——从一个装满1美元硬币的信封中拿走比应得数目更多的钱——那些对自由意志的信念已经动摇的人偷取的更多。沃斯告诉我，她和舒勒发现，在一系列衡量标准上“自由意志信念更薄弱的人更有可能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看起来当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是自由的能动者时，他们也就不再认为自己应当因行为而受指责。因此，他们的行为会变得更加不负责任，屈从于自己的卑劣本能。沃斯强调这种结果并不仅仅局限于实验室里精心设计的情况。“在那些很自然地或多或少相信自由意志的人身上，你能看到相同的效果，”她说。

在另一项研究中，沃斯和同事先是测验了一群打散工的人对自由意志的信念强度，然后查看了监工的评测以检验他们在工作上的表现。越是相信他们可以控制自己行为的人准时上班的频率越高，监工也认为他们的工作能力更强。实际上，对自由意志的信念可以用来预测工作表现，预测的结果比自我宣称的工作伦理等传统手段更加准确。

佛罗里达大学的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也是自由意志心理学的研究先锋之一，他拓展了上述的理论发现。比如，他和同事发现，对自由意志的信念较弱的学生比起信念更强的学生来讲，愿意主动花费时间帮助同学的意愿更低。与此类似，那些因为读到“科学已经证明自由意志是幻觉“等陈述而持有决定论观点的人，施舍给无家可归的人或借手机给别人的可能性更低。

鲍迈斯特和同事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自由意志信念的减弱与压力、不幸福和对关系的投入不足有关。他们发现，当某人被诱导去相信“所有人类行为都紧随着先前的事件，并且最终来讲都能够以分子运动的方式得到理解”时，那么他对人生的意义感会更低。今年早些时候，研究者发表了一份研究，证明较弱的自由意志信念和较差的学术表现具有相关性。

这份清单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认为自由意志不过是幻觉的人创造性更低，更容易服从，更不愿意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相互之间缺乏感激之情。似乎从所有方面来看，当我们接受决定论时，我们会放任自己的黑暗面。

黑暗的真理

很少有学者会坦然提议人们相信完完全全的谎言。倡议将虚假之事永久固定下来与他们的诚实相违背，而且也违反了哲学家长久以来珍视的原则：真与善携手并进的柏拉图式希望。以色列海法大学的哲学教授索尔·斯米兰斯基（Saul Smilansky）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在和这个困境做斗争，他得出了痛苦的结论：“我们无法承受人们将（有关自由意志的）真理内化于心中的代价。”

斯米兰斯基相信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如果大多数人察觉到这一点的话后果会非常糟糕。他告诉我：“想像一下，假如我正在思考是否该履行我的义务，比如乘降落伞潜入敌方领地，或者因举报某项错误行为而可能导致自己丢掉工作这样比较日常的事情。如果所有人都接受自由意志不存在的看法，那么我就知道人们会说，‘不管他做了什么，他都是别无选择——我们不能责备他。’所以我就知道自己不会因为选择了自私的选项而受到谴责。”他相信这一点对社会来说十分危险，而且“接受决定论图景的人越多，事情就会越糟糕。”

斯米兰斯基认为，决定论不仅损害了责备，它也损害了赞美。假如我真的冒着生命危险跳进敌人领地，完成了一项勇敢的任务。事后人们会说我别无选择，用斯米兰斯基的话来说，我的功绩不过是“给定之物的外在展现”，因此也就没什么值得夸奖的了。而且正如损害责备就移除了做邪恶之事的障碍一样，损害赞美也会移除做好事的激励。他说，我们的英雄会变得不那么激励人心，我们的成就也不再那么耀眼，并且我们将很快坠入颓废和绝望的深渊。

斯米兰斯基倡导一种他称之为幻觉主义（Illusionism）的观点——这种观点承认自由意志确实是幻觉，不过社会必须捍卫这种幻觉。决定论的观念，以及支持它的事实，必须被限制在象牙塔之内。只有那些学院之内有一定素养的人，用他的话来说，才敢“直面黑暗的真理”。斯米兰斯基说他意识到这种观念有一些极端，甚至是恐怖——然而如果我们必须在真和善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为了社会的缘故，真必须离场。

斯米兰斯基的论证初听起来有点怪异，因为他已经声明这个世界不存在自由意志：如果我们实际上并未决定任何事情，那么谁会去关心何种信息泄露呢？但是新的信息当然也是一种新的感官输入；它能改变我们的行为，即使我们并未有意识地推动这种改变。用因果关系的语言来讲，相信自由意志或许并不激励我们做最好的自己，但是它确实刺激我们这样做。

幻觉主义在当代学院哲学家中是一种比较小众的立场，大多数哲学家仍然希望能够调和真与善。但是幻觉主义代表了知识精英中很古老的一股思潮。尼采认为自由意志是“神学家的诡计”，人类用它来“审判和惩罚”。许多思想家和斯米兰斯基一样，相信审判和惩罚的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不想堕入野蛮境地的话。

斯米兰斯基并非在呼吁一种奥威尔式的思想控制。很幸运，他说，我们无需这种思想控制。我们对自由意志的信念是自然而然的。科学家和评论家只需进行一些自我约束，而不是欢快地指出人们珍视的一切其实是以幻觉为基础的。大多数科学家“并未意识到这些观念会产生什么效果，”斯米兰斯基告诉我。“推广决定论是一种傲慢又危险的行为。”

如果我们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世界是否变得更糟

然而并不是所有公开反对自由意志的人都没有看到相应的社会和心理后果。有些人只是不同意这些后果中包括文明的崩溃罢了。持这种立场的人中最有名的是神经科学家和作家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他于2002年出版的《自由意志》一书旨在戳穿有意识的选择这一幻觉。和斯米兰斯基一样，他并不相信有自由意志这种东西存在。但是哈里斯认为没有了自由意志的整个观念我们反而过得更好。

“我们需要信念来记录真实的东西，”哈里斯对我说。幻觉，无论其初衷有多么好，始终只会阻挠我们前进。举例来说，我们现在用监禁的威胁这种粗糙的工具来劝阻人们不要行坏事。但是假如我们接受“人类的行为源自神经生物学基础”，他论述道，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到底是什么导致人们尽管面临惩罚的威胁但仍然会做坏事，以及如何阻止他们。哈里斯告诉我，“我们需要知道社会能够利用哪些手段来鼓励人们去成为最好的自己。”

哈里斯认为，我们应当承认，即使最坏的罪犯——比如说心理变态的杀人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运气不好。“他们没有选择自己的基因，也没有选择自己的父母。他们也没有制造自己的大脑，然而大脑却是他们意图和行动的来源。”从某种深层的意义上来讲，他们的罪行并不是他们的错。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冷静地考虑用何种方式纠正违法者，保卫社会，并且减少未来的违法行为。哈里斯认为，未来“我们有可能治愈心理变态等问题”，但前提是我们需要承认大脑才是反常表现的根源，而不是虚幻的自由意志。

接受这一点也将让我们远离仇恨。认为人们应当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听起来似乎是文明生活的基础，但是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责备他人让我们发怒而且充满复仇欲，这会遮蔽我们的判断能力。

哈里斯建议我们“比较人们对卡特里娜飓风和911恐怖袭击的不同反应。”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挟持飞机的人就是典型的自由选择作恶之人。然而如果我们放弃自由意志的观念，那么我们必然会像看待其他自然现象那样看待他们的行为。哈里斯认为这样做我们反应将理性得多。

尽管两场灾难的规模不相上下，然而人们的反应却完全不同。没有人试图向热带风暴复仇，或者对天气宣战，因而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反应可以仅仅集中于重建和预防将来的灾害。哈里斯认为，对911事件的反应被愤怒和复仇欲望遮蔽了理智，并且毫无必要地导致了更多的人死亡。哈里斯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应该对911做出反应，而只是说一种更加冷静的回应看起来肯定会大不一样，而且可能不会造成如此多的破坏。他告诉我：“仇恨是有毒的，它能颠覆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的稳定。不再相信自由意志，也就没有了仇恨任何人的理由。”

凯瑟琳·沃斯和她的同事获得的证据表明，如果我们将自己的行为视作由超出我们控制能力之外的力量所决定，则可能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我们的道德水准，动机以及对生命的意义感都会被削弱。然而哈里斯认为用同样的方式看待他人的行为时却能够产生社会效益，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决定论的道德意涵相当的不同，而且要好得多。

此外，哈里斯还认为，当普通人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大脑的运作时，沃斯等人记录的问题会消散。在书中他写道，决定论并不意味着“有意识的知觉和审慎的思考毫无助益”。特定类型的行动要求我们做有意识的选择——衡量论证并评估证据。的确，如果我们被再次放到完全相同的处境中，我们百分之百地做出相同的决定，“正如将电影后退重新播放一样”。但是慎思的行为——在我们认为对人性来说至关重要的事实和情感的纠葛上——仍然是真实存在的。

在哈里斯看来，最大的问题是人们经常混淆了决定论和宿命论。决定论认为我们的决定是一条无法切断的因果链上的一环。另一方面，宿命论则指的是那种认为我们的决定无足轻重的信念，因为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的——就像俄狄浦斯努力逃脱命运却最终还是娶了自己的母亲一样。

“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并非如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互相对立”

当人们听说自由意志不存在时，他们错误地拥抱了宿命论的观点；他们以为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意义。但这是错误的。人类并不是在走向不可避免的命运；如果给予不同的刺激（比如关于自由意志的不同看法），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行为，并因此拥有不同的人生。哈里斯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细微的差别，那么不再相信自由意志的后果远没有沃斯和鲍迈斯特的实验所证明的那样消极。

我们还能再进一步吗？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既保留自由意志信念的激励力量，又保留了决定论带来的充满同情心的理解？

哲学家和神学家习惯于在自由意志问题上采取要么有要么无的讨论方式；要么我们的意识向鬼魂一样完全漂浮于因果链之上；要么我们的生命像石头滚下山一样必然。然而或许还有其他看待人类能动性的方式。

有些学者认为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看待选择的自由：把它视为我们面对特定情形时谋划出多样潜在回应的能力，这种能力真实存在，而且十分复杂。布鲁斯·沃勒（Bruce Waller）就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他是扬斯敦州立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在新书《恢复性的自由意志》中写道，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们都应该集中关注于我们为自己生产大量选项的能力，以及在没有外在约束的条件下决定某个选项的能力。

对沃勒来说，由神经元放电引发的因果链是这种过程的基础这一点完全无关紧要。在他看来，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并非如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互相对立；它们只是在不同的层次上描述我们的行为。

沃勒相信他的阐述符合对人类进化方式的科学理解：觅食中的动物——人类，或者老鼠，熊，乌鸦——需要能够为自己生产多种选项，并且在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做出决定。人类因为拥有复杂的大脑，因此在思考和衡量选项上的能力比其他动物强。我们的选择范围要宽广得多，因此我们也就更加自由。

沃勒对自由意志的定义与许多普通人的看法一致。201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人们大多数以遵循自己的欲望，免于强制（比如有人拿枪指着你的头）等方式来思考自由意志。只要我们继续相信这种实践性的自由意志，这就足以维系沃斯和鲍迈斯特所检视的那些理想和伦理标准。

然而沃勒对自由意志的描述还是引向了一种关于正义和责任的不同观点，与现今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并不相同。没有人造就了自己：没有人曾选择过自己的基因或者自己出生的环境。因此没有人应当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负终极的责任。沃勒告诉我，他支持奥巴马在2012年的演讲《你并没有创造它》中所表达的情绪。在演讲中奥巴马提请人们注意带来成功的外部因素。他也并不奇怪这篇演讲在某些人那里引起的剧烈反应，这些人愿意相信他们是自己所获成就的唯一建筑师。但是他认为我们必须承认，生命的结果是由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差异所决定的，“如此我们便能采取实际的措施来修补不幸，并帮助每个人实现潜力。”

随着我们逐渐揭示心智的本性，理解“如何做”将是接下来几十年的工作。多年以后，这项工作可能会产生出更多的同情：为那些处在不利位置的人提供更多（更准确）的帮助。而且尽管惩罚的威胁仍将作为一种威慑手段，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会被强化而不是削弱自律能力的努力所抵消，这种自律能力对于任何想要过上体面生活的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导向成功的那种意志——为自己找到积极的选项，做出良好的决定并且坚持下去——是可以培养的，而社会最底层的人最需要这种培养。

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想法似乎是一种鱼和熊掌兼得的尝试。从某种意义上来，确实是这样的。这种想法试图保留自由意志信念系统的最好部分，而抛弃其最坏的部分。奥巴马总统既捍卫“对自由意志的信仰”，又指出我们并非自己财富的唯一创造者，他已经学到了如何拿捏这其中的细微分寸。这可能是在科学的时代里拯救美国梦——以及关于文明，关于整个世界的许多观念——所必需的东西。

作者Stephen Cave为英国哲学家，现居柏林，著有《不朽：探索永生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TED演讲（有关死亡的四个故事）

（翻译：李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