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回忆我的老师唐弢(上)

在变动时代里,有一种态度是谨慎前行,这是唐先生。另一种态度是真正的认识和进击,这是鲁迅。鲁迅看什么都看得透。当时代变化到来时,认识它是能力也是品格。对时代缺乏判断的人经常就是乱七八糟的人。

2016年05月30日淡豹 北京

个人史

 

1988年和1989年,我两次陪老师唐弢先生住在宾馆,写《鲁迅传》。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一次是88年秋天,一次是89年春天。第一次在北京十三陵旁边的明苑宾馆,第二次在城里的国谊宾馆。每天他写,写完一节,就给我看,我们两人讨论。他希望我提意见,让他来改。有时他说需要什么书,我就回城里借。

那时我刚刚从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毕业留所工作。毕业前有师生长幼这层关系,毕业后还是师生,但又有点像师友。他一再对我说,学生毕业了就是朋友,是同事。

住在一起,又没有别人,话就多了。唐先生比较有意识地跟我谈话,原因大约两个:一个是跟我谈鲁迅,一个也是他老了,需要一个年轻的、信得过的人,去了解他的思想和经历。恰好那时有位作家因写知识分子报告文学而一时洛阳纸贵,她计划写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文革”期间的经历,请其中一些老知识分子提供自传的材料。唐先生接受了邀请,但没有时间自己写,于是提出由他口授,我来整理。那一年,教育电视台做过一个他的传记纪录片,我作为学生,也在其中说过几句话。

每天晚上他跟我说话。老人睡觉打呼噜,很响。因此他跟我说着说着,说到我累到不行,睡着了,他自己再躺下。到第二天早晨,他很早就醒,怕吵醒我,就半靠在床上不起来,等我醒来。每天都是这样。我醒来就见他在对面床上穿着睡衣睁着眼睛看着我,说,哦,醒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俩聊天,聊到个人生活,就讲起小说,讲人生经历、信仰、爱情故事,托尔斯泰、马尔克斯。第二天早晨,唐先生看着我醒来,就那样看着我,说,“我在想托尔斯泰出走的问题。年轻时无论如何不懂,为什么托尔斯泰要出走。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有点明白了。” 

我很惊讶。师母对唐先生非常好。而且唐先生曾经跟我说过,他对师母很歉疚。唐先生曾对我发过一次火,是我们1985年一起去杭州开会。那次他下轿车时碰伤了手,会议方安排我跟他一起住,方便照顾他,就住现在的标准间,两张床。他就跟我发火,说,来之前你不告诉我,这个地方是可以住两个人的。

我说我好像跟您说过。研究生院组织会议时我就跟您说过,您是单独一间,我们学生是两人一间。

他就说,你没有跟我说。

我说,我跟您说过的吧。

他很生气。说,你肯定没有跟我讲,如果你说了,我一定会记住的。

过了一天,他大概觉得自己的发火有点让我为难,就给我讲了缘由。唐先生有过两次婚姻。他的亡妻,是抗战时孤岛时期在上海,贫病交加死去的。那时唐先生本来在邮局工作,为了不跟日本人合作,就辞掉了邮局的工作,辞职就没有钱了。这一年当中,一家,母亲、妻子、两个孩子,四个亲人体弱病死。

所以“孤岛”时期,他写散文诗《落帆集》,左翼友人包括冯雪峰就批评说风格太悲观。可是,因为拒绝在日本占领时期继续在邮局工作,他一年当中家里死掉四个人。1988年前后,关于周作人附逆问题,有许多讨论,一些论者从不同方面为周作人辩护。唐先生与周作人有交往,他年轻时,周氏兄弟对他都有影响,但在政治上、在感情上,他都不会赞同为附逆翻案。

对附逆这件事的态度,与个人经验有极深的关联。如果没有个人经验,可能对它的看法也就是那样——虽然是个事情,但觉得毕竟没有杀人,还做了一些事。但周作人出任伪职,参与日本大东亚文化运动,以他在文坛的位置,无论就个人操守还是社会影响,都难辞其咎。那个时代过来并有那样的个人经历的人,像唐先生,就不能原谅了。那个时代不能提供别的思考方式。

唐先生是农民的孩子,在邮局从工人做起。到孤岛时期,已经做到二等邮务佐,当时算比较好的工作,可辞掉了就不行了。邮局被日本人占领,再工作就等于为日本人工作。他就拒绝。不做么,就没钱,家里就出这样的事。他非常悲观,文章也低沉。到后来外人才知道他家一年中死了这么多人。那时很少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在“孤岛”,别人在外头,只能看到他发表的文章,他又写得隐晦。

在“孤岛”上海,他和柯灵等人继续从事抗日文艺运动,合作编辑《周报》等。妻子过世后,他一个人鳏居七年,带一个孩子。七年后有了第二次婚姻,就是我的师母沈老师,沈絜云,是什么人呢?她父亲是国民党邮政总局次长,等于邮电部副部长。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沈老师的姐姐是叶向真的母亲,叶剑英的一任妻子。所以唐先生和叶剑英还是连襟。不过唐先生和他们平时没有来往,他觉得知识分子不要和官员来往。

这是唐先生的第二次婚姻。杭州开会时,他为什么跟我发火呢?沈老师当年是大学生,专业好像是化学吧,毕业以后由父亲安排来邮局工作,认识了唐先生,两人自由恋爱。当时唐先生在上海已经颇有文名。沈老师家里知道以后,阻止他们俩结婚,原因一方面唐先生是左派文人,另一方面家庭背景上,唐先生家里比较穷,又结过婚,二人年纪差个七八岁。

父母不同意,把沈老师关在家里,不让她出去。又把她带去南京——邮政总局在南京。过段时间,又要给她介绍男朋友。沈老师就急了,捎信给唐先生说,“你若是不想办法,这就没有办法了。” 唐先生就从上海偷偷跑到南京来,两人见面当天就坐了火车一同回上海,到上海第二天就找沈钧儒证婚。这是预备打官司的,因为沈老师家地位高,所以要找位有名的大律师来证婚,登报。也是怕家里势力范围大,登报同时,他们就去了杭州,等于躲一下。两人蜜月是在杭州过的。从此之后,二人再没有一起来过杭州。

所以唐先生说,倘若知道旅馆可以两个人住,他必定会带沈老师来。这遭杭州开会,有一次我们在山下看到轿子,一顶载男,一顶坤轿载女。我记得唐先生提起,说当年私奔来杭州,什么仪式也没有,也没拜过堂,也没坐轿子,就硬哄着唐先生,请他坐轿子——真是大花轿的样子。我心里歉疚,倘若沈老师来了,就可以请两位老人补坐轿子。那天便留下这样一张照片:唐先生独个儿坐在轿子上,特别不好意思的表情,有点尴尬。

再过一年,就是他们结婚四十周年了。1946 - 1986。

几年后,在国谊宾馆,那个早晨,他75岁,跟我说他理解了托尔斯泰。我不知说什么好,就说,沈老师对您这么好,特别照顾您——真的,沈老师事事都很照顾他。唐先生就说,是,对我非常好。他们感情很好,完全不像托尔斯泰晚年与夫人的关系那样。但他的确说起为什么渐渐理解托尔斯泰。意思说,他也想出走。他说,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这个东西很复杂。

托尔斯泰晚年的出走,解说的人多半集中于他与夫人之间的关系,比如窥探日记、与托尔斯泰招来的客人或门人之间发生冲突、是否放弃著作版权等等,但实际上他的出走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史事件。他与宗教的关系,他对前半生生活的内疚,他名声显赫而为出于不同目的的人包围,甚至在出走途中,在那个终结其生命的小站,他也没有摆脱“崇拜者”的包围与隔离。

爱德华·萨义德讨论过“晚期风格”,所谓“晚期风格”不仅发生在音乐家和艺术家的身上,也发生在思想家、文学家的身上。我觉得唐先生也有“晚期风格”,他论四十年代上海文学、论林语堂、论周作人及论新诗的文章大概就属于这个范畴。但似乎又不止于此,其中未完成的对鲁迅的解释,或许就是他的“晚期风格”的未完成性的症候。他晚年写过一些很短的文字,我觉得那里面有些影子,比如他常说起毕加索的“蓝色时期”,说起鲁迅文学中某些“grotesque(古怪)”的特征。就像他并未出走一样,他的这些思绪似乎也没有完成。

92年唐弢先生去世,我们社科院文学所编纪念他的文集。四处收集他的书信,请大家写纪念文章。沈老师平常也看我们搜集来的材料。有一天我到他们家去。沈老师突然问我——她以前不会这么跟我说话的——她就问我:“汪晖,你觉得我跟唐弢互相理解吗?是不是我也不太理解他?” 我连忙说,不会呀,唐弢先生对您如何如何。她说,“我不是说这个。”

他们家儿子唐若昕在旁边,把我拉开,说,“我妈妈最近这些天老是犯事儿。” 原来,沈老师那阵子老问他们,“你爸爸到底爱不爱我?” 把子女吓坏了。

师母平日里非常捍卫唐先生,也很了解他。这时,看了书信、回忆文章,看到别人都是在学术、思想的范畴内谈唐先生,沈老师就有了说不清楚的想法。她起了一种疑问。这大概是她从来没真正有过的疑问;或者,是她从前压在心里的疑问,没有拿出来明确说过,反而是在唐先生走后,她不断想。

那天沈老师问那句话,她实际上是在问我她是否理解唐弢。

托尔斯泰晚年出走。死后,在火车站,很多人慕名而来,围着他。都是这样吧,名人的死。托尔斯泰死时不仅是名人了,而且被塑造成了基督转世般的人物,一位圣人。他的真实感情也不再能表露,必须要符合圣人的标准才能表露。其实,或许真正理解托尔斯泰的人仍然是托尔斯泰的夫人,她比那些出于各种动机包围他的人对他的思想经历有更深的理解。托尔斯泰爱她,也与她发生激烈冲突。

1989年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份,初春我们还在宾馆里平静地讨论鲁迅,不久之后,这样的从容就变成奢侈了。

 

写《鲁迅传》是唐先生的长久心愿。很早,或许是五十年代,他就曾经写过一个简略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鲁迅部分是他亲自执笔写的,水平很高。他出版了那么多关于鲁迅的研究和考证文章,对鲁迅生平可算烂熟于心,最终却没有完成他的《鲁迅传》。原因是什么?除了时间不断被人占去—索序的,索文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研究工作—之外,评价鲁迅实际上要讲的是现代史。怎么评价太平天国?怎么评价义和团运动?怎么看待辛亥革命?怎么讲五四?如何看待国共之争,怎样叙述左翼内部的矛盾,又应该从哪里出发解释鲁迅在这些问题上的复杂态度以及文学的、非文学的呈现?

唐先生手稿一开头就讲绍兴,由此勾连起一系列事件,从禹陵、鉴湖、徐文长的故事,到“长毛”,即太平天国运动,还有义和团运动,复仇雪耻的传统,以及刀笔吏绍兴师爷的故事,等等。这是鲁迅生活的氛围。熟悉八十年代思想运动的人都知道,这些正是历史观变迁的基本路径。该怎么看这些?

重评太平天国是告别革命的第一步。因为整个现代史叙述就是从太平天国写起的。八十年代开始了太平天国再评价,1978年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写了文章。此前,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尤其是对天朝田亩制度,评价非常高,认为是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理念、激进地要推翻旧制度,也包含儒学批判。太平天国运动等于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先驱。

所以反思革命史观的第一步就是再评价太平天国。“文革”初期,围绕李秀成的评价,有关叛徒与爱国主义的论述,曾经引发巨大的讨论。在“文革”之后,有关这类历史问题的评价从政治领域向学术领域延伸。其实,即便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里,这样的转变也是明显的。例如,关于太平天国,一种路子说它是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宗教迷信。这是种韦伯主义的解释。许多人将太平天国运动,尤其是晚期洪秀全问题与当代个人崇拜等等放在一起讨论,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的产物。另一种路子强调太平天国运动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当然同时也强调这是变种的上帝教,其信仰也就跟宗教挂钩,而说不上是潜藏了历史预见性的革命预言。这个时期重新评价李自成、张献忠也是同一潮流的产物,都是对革命史观中有关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诠释的反拨。

其实,这个转变在美国学术界也类似。像周锡瑞的义和团研究,因为包含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的历史解释就多些同情。这是当年的新左派吧。孔飞力论太平天国,侧重皇权与士绅关系的变动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他将这个变动看做是内在于中国历史的现代性开端。虽然其侧重点是挑战他的老师的“挑战-回应”模式,也就是挑战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开端的模式,但如果太平天国运动与中国现代的开端直接相关,那里面不是也包含了肯定的因子吗?

当然,从保守主义的角度看,太平天国导致了传统社会构造的解体,自然是十恶不赦。从告别革命到保守主义史观的兴起,大约只有半步之遥,虽然那个时代告别革命的旗帜上写的是启蒙。在近代,包括八十年代以来,最核心的变动不在于对事件的评价,而在于分析事件的基本范畴发生了变化。例如渐渐不存在帝国主义这个认识范畴了,或者说它不再是看待历史运动的核心范畴了,只留下民族主义的一点痕迹。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消失后,人们逐渐把太平天国这样的运动看成是封建的——强调中国农民运动是历史循环、所谓封建迷信、描述洪秀全晚年的腐朽、个人崇拜、等等。看不到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时的基本背景,也就很难讨论这场运动的新颖性、多面性和复杂性了。直到讲全球化的今天,不但很少有人提帝国主义与这些运动的关系,而且连革命至多也不过尚存一点剩余价值,也就是民族主义了。这个范畴与二十世纪中国常说的爱国主义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意思。

所谓“后悔史学”,其源头大概就从那个时期开始吧。

唐先生要重新诠释鲁迅,即便聚焦于个人的生平和思想,也必须从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再认识开始。鲁迅对义和团批评也很多,对长毛也没那么正面,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在二十世纪的尾巴,回头看整个世纪的政治时,该怎么放置这些历史事件?这是很严峻的问题,我觉得唐先生没真正解决那些矛盾,或者说他用他的方法解决了那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今天依然是问题。唐先生是过来人,对于近代中国的基本处境,他有最基本的态度。他常常提及《左传》、《史记》的传统,尤其赞赏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但即便如此,历史叙述背后离不开史识和史观。

他的另一个尺度是五四精神。

新的时代使重新理解鲁迅、重新评价五四变成一个问题。因为鲁迅是和现代史联系在一起的,除审美、个人史外,对他的任何判断都牵涉到其他历史判断。所以这成为一个问题,一个难处。即便写个人史、生平也关乎历史事件的重新解释,譬如《呐喊·自序》写的“幻灯片事件”既是国民性问题,也是帝国主义问题。若强调反封建就是国民性问题,但思考国民性问题的契机和动力是置身异族环境的屈辱感和羞耻感,因此有关国民性的反思就不能仅仅放在对中国传统的批判的范畴内解释。事件是双重的,可以有不同的、更深入的、也更贴近历史脉络的诠释。

八十年代研究幻灯片事件,很多日本学者去考证究竟有没有幻灯片。有人查出来不是幻灯片,是照片。无论如何,这个事件中的耻辱感,鲁迅身上的耻辱感,就是那个时代的印迹。在竹内好之后,这就变成了所谓“回心”的问题。他觉得鲁迅思想的特点是某种“无”的存在,在这个叙述中,构成二十世纪基本历史叙述的那些东西,即便也被提及,也自然是次要的。唐先生是从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他而言,寻求一条摆脱旧生活的道路,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虚无与怀疑只是在这一进程中展开的思想特质,而不可能就是核心的出发点。

唐先生希望把这些说得更加周全、平衡一些。《鲁迅传》就写得困难。

早在三十年代唐先生就协助许广平编《鲁迅全集》了。他计划写《鲁迅传》应该很早,可能文革以前就有计划。这本书蓄谋已久,他自己需要写出来,同时这也是很多人的期待。我多多少少觉得,大家对他的期望造成了负担,他的自我期待也造成了某种重负。相比于他的其他一些文章,比如《四十年代上海文学》、《关于周作人》、《关于林语堂》、《关于新诗》的漂亮、松弛,如同行云流水,将艺术洞见与时代氛围和盘托出的方式,他关于鲁迅的写作似乎要重很多。他为《反抗绝望》所写的序言,也比他同时期写其他题材的文章显得更重一些。在这篇序言中,他侧重谈及了尼采等等,这个要素是他在生活最幽暗的早年时期就谈及的,现在又在他的晚年写作中出现了。

为什么一写鲁迅,就重得不行?首先他把这事看得很重——他是个或者说曾经是一个信徒。信徒写上帝,没法写得轻松。他写《鲁迅传》,是一直拖一直拖,到最后才动笔,我觉得他那时找到感觉了。多年的心愿到晚年找到了一些新感觉。即便如此,他一定让我住在宾馆陪他写,说明他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除了前面提及的历史问题,如何解释鲁迅也还有许多需要考虑的地方。他说得很清楚,就是希望能讨论一下,每写一章、每写一小节,几千字,都要求我看一看。讨论过后他再继续。

八十年代,新思潮汹涌而来。那时唐先生觉得受挑战。他显然不走在潮流上了,但我没觉得他特别要站在潮流一边。他呢,总的来说绝不是保守的“老朽”,但也不太赞成那些新思路,特别是“方法热”、“系统论”,那时一些学者将科学主义的方法、概念用到文学研究上,他不以为然。

与“重评革命”同时发生的,就是“重写文学史”。国内是85年前后,一帮年轻人比如王晓明、陈思和在提。同时八十年代港台版的现代文学史的书、夏志清的小说史很快都传到大陆,引起争论。

早在入学前,我第一次见唐先生时,他就给我讲国外有关研究的情况,让我留心。不过他说,我们做我们的。他有很强的自主性意识。在海外,很多人觉得是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钱钟书、芦焚,大陆也有许多人如此认为。唐先生没有对此做正面回应,但他在八十年代写《四十年代上海文学》,一个一个讲中国文学史上这些人的发现过程和早期评论,显然是对学术思潮和流行说法的回应。比如,他专门讲了傅雷推荐张爱玲、柯灵发表其作品的过程和时代氛围。

在美学上,他和夏志清看法也不同。他认为钱钟书、张爱玲都是很好的作品,尤其对张爱玲的艺术很肯定,但不觉得要捧得那么高。他认为张爱玲早期作品《金锁记》、《封锁》都特别好,但她后来五十年代到香港写为反击中共土改的《秧歌》等作品不行。其实,《秧歌》、《赤地之恋》都是张爱玲为香港美国新闻处做翻译时期写成的,据说后者的故事大纲都是美新处拟定的…… 不过,唐先生侧重的问题倒不是这些作品政治上太反动,而是觉得太像宣传了。他批评得很尖锐,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张爱玲后来一些作品在艺术上不行,不真实、苍白、粗糙,为宣传而写,人物立不起来,对土改的描写不真实。他认为早期那些作品才好——我想这都是定评,现在大家—至少很多人—也都承认。

他觉得钱钟书特别聪明,写的人物有意思,还说钱钟书记忆力太好了。他觉得《围城》作为小说,许多精彩,但作者因博学而掉书袋多了些,有些地方过于炫耀。至于林语堂,那时《京华烟云》出版,又拍电视连续剧,评价越来越高,唐先生觉得他的《苏东坡传》写得好,但《京华烟云》模仿《红楼梦》,艺术上模仿色彩太重,他评价并不高。我是同意唐先生看法的,《红楼梦》模仿起来也不容易,《京华烟云》里边很多人物很苍白,是造出来的。这个话也是对的。

这些分析,都着眼于艺术,不是说政治。他觉得这些都是好作品——他对《京华烟云》评价低一些——但是在他眼里头没到那么高。他对张爱玲的艺术评价是最高的。他觉得张爱玲聪明、技巧好,“将全部社会经历、生活感受、艺术修养集中在一点上,成功地写出了她的《金锁记》”,可惜《秧歌》就宣传性太强,就是propaganda。你说艺术作品写成共产党的宣传材料不好,难道你写成美国的或者国民党的宣传就好了么?

他对沈从文看法正面,评价也是高的,不过我并没有见到他对沈从文的专门论述。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他可能并不觉得沈从文一定比郁达夫高,不好说。现在讲沈从文似乎艺术地位很高,甚至是鲁迅张爱玲沈从文并称,但其实后两位与鲁迅之间隔着很远的距离。当年沈从文引起争议,也是在战争条件下。文学是不是都要和抗战有关?其实,沈从文也不是“纯文学”者,他写过带有政治性的文章,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这些争论只有放回到那个历史关系和情感关系内部,才能获得比较丰富的解释。八十年代以后,因为对“极左”的厌恶,连同对于二十世纪的全部实践,都怀疑起来,文学史评价变化很大。而唐先生一直觉得二十世纪有些东西他丢不掉。他讲鲁迅的诗《自题小像》、郁达夫的文章,是带着殖民地人的屈辱进入一个对民族命运的探索,这里面的东西,他自己摆脱不掉的。他认为文学史需要反思和重写,但不能从左边一下子跳到右边。

1985年夏天,我陪唐先生去富阳参加郁达夫讨论会。会议是当地举办的,郁达夫的几个孩子,郁云、郁飞,都在。叶浅予、郁风也来了。唐先生在开幕时有个讲话,他一开头就说:“我是来向达夫先生请罪的。”他的意思是,由于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郁达夫的评价不够充分。结果当地报纸第二天的头版报道就用这句话做标题,颇为耸动。

我那时年轻,看了就不以为然。也直率地跟唐先生说,他不必要这么说。他听后没有说话,但后来对我解释说,“现在给张爱玲这么高的评价,相比之下,对于郁达夫的评价是不公的。二十世纪是不能离开政治的。郁达夫是被日本人杀掉的,张爱玲在日伪的刊物上发作品。我并不是因此否定张爱玲,但我们对郁达夫是要更公正一些的。”

表面看,这是从政治的角度评价文学。但唐先生一向注重艺术方面,这在他的鲁迅研究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与他的同时代学者相比,唐先生的特点是比较不那么抽象地离开文学文本去谈论政治,反而是更加细致地讨论艺术问题。二十世纪的政治与文学是相互内在化的,即政治是文学的内在要素,甚至非政治也是政治的要素,不然怎么理解沈从文卷入的“与抗战无关”等论战的政治性呢?在这个时代,文学或文化问题也是内在于政治的,而政治直接地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态度之中。唐先生对郁达夫命运的关切表达的就是从历史的具体关系中产生的情感态度,文学及其评价怎么可能外在于这种情感态度?

二十世纪的文学谈不上纯文学这个概念。因为政治内在于文学,强调艺术性就不等同于排斥政治,政治的表述本身是构成艺术评价的关键要素之一。这里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派政治,而是内在于文学的政治,它使得文学表述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性和广阔性,也就是歌德说的“时代精神”,是应该放在文学评价中加以考虑的。文学与政治的相互生成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重要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唐先生的文学观就不同于夏先生主要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产生的文学观。表面看是所谓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其实是如何理解二十世纪文学的性质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概念的关系的问题。对于唐先生而言,重新评价郁达夫的问题,不能只是限制在浪漫主义、颓废主义等范畴里观察,而需要考虑对这个时代的文学性质和创造者的命运构成深刻影响的那些因素。那些因素不应该是外在于文学评价和文学史评价的东西。

 浙江绍兴,鲁迅故居。来源:视觉中国

 

唐先生是宁波镇海人,方音满重的。他身材宽厚,声音非常洪亮,特别沉,是那种很重的丹田之声,中气很足。平日里总是穿得很整洁,穿衬衫。他内在的世界里可能文人性比较重,不过,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在那时,比起文人、作家的角色来,唐先生更像个学者。他比较温和、也谨慎,但脾气也有很倔的部分,对人有看法后也不大容易改变。

虽然认识鲁迅,但在鲁迅周围那一圈青年中,唐先生是外围吧,他那时还很年轻。唐先生出身农民,贫苦社会里出来的。要知道他不是左翼进步学生,他是工人运动里头的,在邮局当分信工,很重的劳动。一个农民的孩子来到上海,所谓寄人篱下,初中二年级就失学,当邮政工人,从学徒做起,年轻,没有别的背景,就是写文章。那时的唐先生对鲁迅就是学生样子,完全是仰望。他个人特别崇敬鲁迅,这是年轻时候奠定的,鲁迅对于下层的描述和最深的同情首先触动了他。渐渐地,他变成了鲁迅专家,鲁迅思想的阐释者。

记得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唐先生曾经考虑过退休问题,虽然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文革”前的一、二级研究员可以不退休。但按照什么医疗待遇退休,对于多病的老人而言就是一个问题。唐先生早期参加邮局工人运动,也是“左联”活动的参加者,我看一个材料说他是左联的行政秘书,我不知道是否确切,但他自始至终参与“左联”活动。可是退休时要查根据,才发现他不是“左联”的在册成员,原因是鲁迅曾经劝他身边的几位年轻人不要在组织上加入,结果他就没有加入,而其他几位后来却加入了。我记得先是夏衍写了信为他做证明,但最后起作用的还是陈云的证明信,说明他从1932年就参加左翼的工作。可惜的是他的医疗待遇直到他病倒之后才正式批准,那时已经太晚了。

我1985年进社科院研究生院跟唐先生读书,也做鲁迅研究。这么多年来,鲁迅文学中的很多感觉,我自己慢慢读进去了。鲁迅教我最深的,第一是黑暗,由此产生了他的怀疑、反抗绝望的斗争。第二,鲁迅的世界在黑暗中有一种明亮的东西,他的杂文中洋溢着幽默和某种犀利的快感,更不用说女吊、无常的绚丽和怪诞了。第三,鲁迅的东西,知识分子尤其能体会的,是一种孤独。鲁迅是我所了解的最伟大的反媚俗的人物。但是,鲁迅比我们所感受的—尤其是八十年代知识青年所感受的—要更加宽广。这也是为什么唐先生写鲁迅传需要去处理那个时代极其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

当时社科院是最好的博士生培养机构,跟大学不同,像作坊,师傅带徒弟。不正式上课,就是到老师那里聊天,也会让我们看一些书。没有哪所大学能有这么多杰出的导师。通过同学之间的交流,我们多少可以感知老一代的思想。翻译黑格尔的贺麟九十多岁了,国际关系方面宦乡先生带的学生也在我们那里。任继愈、王明、彭泽益、李文治、朱绍文、于光远,最年轻的导师是李泽厚、苏绍智。不久前去世的沈关宝是费孝通的大弟子。经济学家马洪曾是社科院院长,后来是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八十年代中期,胡绳院长等曾经计划在社科院设立院士制度。唐先生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那要请谁做院士呢?“社科院能够做院士的,我觉得,两个半或者三个。” 他没有提自己。而他说的三个人是,费孝通、钱钟书、夏鼐。他说,这三个人,放在国内、国际,都有位置,社科院的院士不能仅对我们说了算,要对全世界都说了算。他说目前我看也就这三个人还可以。后来院士制度也没有搞。坦白地说,我认为不搞更好。

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跟老师距离近,耳濡目染,是带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既耳濡目染老先生做学问的方式,也学他待人接物、看人看事。比如唐先生从鲁迅那里学到的方式,他也常常跟我聊起,其中一件就是鲁迅在1936年死前,在报纸上找周作人名字的事。他后来也将这个细节写到文章里了。

鲁迅觉得太热闹的事总不是好事。鲁迅不喜欢热闹,也从来对签名啊、上街游行啊,抱不那么赞成的态度。“三一八”事件前,他也是劝学生不要去无谓牺牲。虽然学生牺牲后他站出来为他们说话。他不喜欢动不动签名。签名究竟是干什么?究竟是为了这个事,还是为了自己要表态呢?

但1936年,日本侵华走到很深状况了,华北危机已到最后关头。有一次周建人去看鲁迅,发现鲁迅靠在桌上,正细细看报纸。当时北平文化界有一个对日宣言发表,鲁迅这时就是在报纸上找名字,看周作人是否签过。找不到呀,他就跟周建人说,“老二在这种事情上不能太后退。” 意思是说,在这种大关节上,人不能犯糊涂的。鲁迅很着急。他太了解他弟弟了,他怕周作人在这件事上犯糊涂,就让周建人去劝周作人离开北平。鲁迅自己很快去世,可周建人真去找过周作人要他南下。周作人没有走。

五十年代,周作人从狱中出来,好像在文史馆工作,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翻译——毛主席说让他翻译希腊神话什么的。有一次在某个场合,作人建人两兄弟迎面撞上了。兄弟两人自三十年代以来就没有见过。停下来,周建人就看着他。周建人跟周作人的关系太特别了,周建人的妻子是羽太的妹妹,他们关系很近,可周建人在情感上向着大哥,不向着二哥。

几米之外两个人停下来,看对方。周作人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见了。我记得你那时候,是劝我走的。

周建人说:是的,但是你没走。

这话说完,两个人就擦肩而过。此后没见过面,到死。

唐先生讲这件事情是带着沉痛的。二十世纪的命运,今天的人不太能理解。要求个人对时代作出迅猛的判断,实在是太难了,可二十世纪就要求人有这个能力。你可能很有才华,周作人没有才华么?太有才华了。可到特定时刻,缺乏判断力。这不是日常个性的问题。平常比周作人不好的、更贪婪的,多了。但那些人在这些大节上可能会作不同的选择。这是历史的吊诡。

鲁迅对周作人的态度是爱护,不止是兄弟之谊。若说兄弟之谊,当时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早一塌糊涂了。但仍然——都闹成那样了,还那样关心周作人,这不只是关心他的名声吧。这里面有一种独特的观察历史、理解人的方法。

八十年代有一阵子重新评价周作人,对周作人评价很高,抬了起来。这主要是因为国内起了一个大思潮。周作人讲“人的文学”和自由主义,这符合八十年代的启蒙潮流。再加上日本对周作人很重视,日本研究传了进来。

有些人就为他日据时期的作为来辩护——有些说法有道理,但也有一些说法自然是走火入魔的。最早要重新理解和评价周作人,主要是重新看他五四时期这一段,到后来绕不过日据时期,辩护到了为他的所作所为翻案的程度。说当时周作人去当文化局长,可能北平地下党有人知道,甚至支持——要不然会有另一个更坏的人去当。这恐怕有一点影子。周作人确实做了很多事,他也自辩过,当时他护送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去新四军,还保护北大文物。

但这些事情挡不掉你去日本东京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发表那么多文章为日本侵华说项。周作人情绪中有没有复杂性?肯定有。他写《中国的思想问题》《汉文学的传统》,都算是为中国说事儿的。他有一点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也关心中国的思想,在四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去写儒释道一气化三清,等于是在讲中国有自己的认同。但这些仍旧是在大东亚的框架下讲的。不过,唐先生提及鲁迅在报纸上查找周作人名字的事情,包含了一种很深的关怀,其中也包含了对历史变化、历史评价和历史是非的敏感。这些东西要说清楚并不容易。

唐先生一直喜欢周作人的文章,年轻时就崇敬周作人。唐先生这一代是五四的产物,从小读新文学。直到三十年代,在周作人附逆之前,都是读他的。他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周作人》,回应当时重评周作人的潮流。他承认周作人的文学贡献。但他不认可为周作人翻案这种事,所谓周作人没有附逆,这个他绝不承认。

但仔细看他的讨论,他的着眼点其实不完全是在政治。那篇文章其实是在说周作人对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的背叛。他觉得周作人太自私,太爱钱,他很多大失误都是由爱钱而来。唐先生和周作人一直有来往。解放前,唐先生为保护鲁迅遗物的事,可能就与周作人有交接。唐先生和周作人解放后的来往也都是为写鲁迅,编鲁迅。我前些时查看周作人的年谱,似乎1951年和1961年都提及唐先生跟他的往还。当时稿费挺高的,周作人缺钱,唐先生就安排请周作人写《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文章弄到香港去发表,帮助他挣钱。五、六十年代国家给周作人每个月四百块钱,那时这个数字很高了。但周作人还哭穷。

唐先生曾经给我看过一个周作人给周总理的信的影印件,就是为了钱吧。唐先生很不满,他说,四百块钱,这在五十年代是了不得的数目,周作人居然不够用,他生活比较奢侈,羽太要求特别过分。

唐先生对周作人有好感,除了因为他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还因为他倡导性别平等,尤其是介绍蔼里斯的《性心理学》,为女性解放呐喊。但周作人后期变化了。恐怕变化的不是观点,而是言行不一。唐先生尤其不满周作人对朱安的态度。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一直按时寄钱给朱安,接济她的生活。但孤岛时期,许广平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接济也就中断了。朱安穷困之中,不得已求助于周作人,但周作人从朱安那里用低价买走鲁迅的藏书,却不能给予后者真正的接济和帮助。这等于是欺负朱安嘛。

在四十年代,有人传来消息,发现琉璃厂旧书肆有鲁迅藏书流传。郑振铎他们很着急,为了保护鲁迅藏书,他们委托唐先生去北平看朱安,从中协调,也赈济朱安的生活。那时朱安生活困难,准备变卖鲁迅遗物。所以派唐先生去北平探望朱安,是因为那一群人里头,只有他没来过北平。北平也是日占区,那些人来怕被发现。唐先生在北平没有熟人,又年轻,谁也认不出他来,于是受大家委托北上。他抵达北平后,就去看望朱安,见她锅里是稀粥,桌上一点咸菜。朱安说:你们要保护鲁迅遗物,先保护我这个鲁迅遗物呀!唐先生感到心痛,他个人也寄钱去帮助朱安的生活,还在朱安与许广平之间转信。他很了解朱安的境况。他就觉得,周作人不该这么对朱安一个女性。

他就对我讲,“我不能忘记的是五四时,那样一个谈妇女解放、讲蔼里斯,倡导人的文学的,带着那样气息的周作人。”他觉得,周作人不仅是背叛了民族,也是背叛了他自己,从唐先生的文章看,他侧重的是后者。

唐先生的特点是,他不是直接讲周作人是汉奸,而是讲兄弟之情。讲周作人离不开讲鲁迅,唐先生说,我总是忘不掉,鲁迅在病重的时候,趴在桌上找周作人的名字。他说,爱护人,爱护一个人的清白乃至开明的历史,这是怎样的兄弟之情啊。

这是二十世纪的兄弟情,不是别的时代的。对人的关心包含着对他的政治上的关心、对他的清白的关心。在我看来这都是政治,这里面藏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和情感方式。这和一对普通兄弟在没有大变动的条件下的关系不一样。平常,我给你一点钱,接济你,帮助你就可以。鲁迅对周作人接济当然很多,但同时鲁迅的关心里还包含了对周作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文人,如何在动荡时代里自处的关心。这个要深得多。这就是时代的问题,也是思想的问题,甚至也是文学的问题。

二十世纪就是这样一个世纪。你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必须在政治内部。但这个政治并不只是、甚至主要地不是国家权力的政治。政治渗透在你日常生活里面,要求你做出判断和选择。在今天的日常生活里,我对父母好,家庭里父慈子孝,就可以了。但在二十世纪,政治毫无疑问是时代最核心的部分。遭遇历史事件,你作为知识分子该怎么做?我关心你就要关心你的选择。关心不是强迫。

评价张爱玲、评价周作人、评价郁达夫,更不用说评价鲁迅,都离不开政治——并不仅仅是左右、国共或者党派,政治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这是生活的问题,是艺术的问题,一切都和它有关。脱离政治是一种姿态,但作为历史诠释就很浅。今天二十一世纪,失去了这种东西。时代不同了。政治的中心位置一定程度上失去了。

周作人。来源:视觉中国

 

——待续——

 

请点击这里,阅读  汪晖:回忆我的老师唐弢(下)

 

汪晖,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曾任《读书》主编。早年师从唐弢先生从事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后转向中国思想史研究,主要著作包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去政治化的政治》等。他的许多作品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等等,约二十余种。

题图:1988年,汪晖与唐弢先生在北京家中。

所有图片,除署名外,都由汪晖先生提供。

表情
您至少需输入5个字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