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回忆我的老师唐弢(下)

唐先生是个典型的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待人接物有传统文人的风格,不仅是温和,而且有一些内部的狂狷。狂的那部分他表现得不多,狷的部分很多——“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大变天中,始终是要有所不为,若事事都要为,那怎么行?

2016年05月30日淡豹 北京

个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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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雷洁琼、柯灵、郑振铎、徐伯昕、王绍鏊、林汉达、唐弢等11人共同创立了民进(民主促进会),他们多半是上海教育界、文化界的人。也就是说唐先生是中国最早的民主党派创始者之一。很少人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五十年代,唐先生脱离民进,加入了共产党。这是五十年代的特殊性。那时有好几个民主党派的领袖主动向周总理提出要解散他们的组织——意思是新中国也成立了,民主运动成功了,这些组织也不要了罢,就解散了吧?

民主运动中的许多人自认是社会团体,但不是政党,有很复杂的原因: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党政治非常混乱,大大小小的党派和地方政府、军阀政治纠缠在一起,内战、军阀混战、冲突都和它有关,国会里头乱七八糟,打得一塌糊涂,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当时梁漱溟等人都有这个看法。他们认为,真正的政党政治需要以全国统一为前提,形成全国性政党。而中国政党多半都是和中国地方性军事力量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国共两党是全国性政党,其他多半有地方背景。所以不少知识分子关心中国的政治发展,但同时也不想走西方政党政治的路。他们把自己称作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民主同盟,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促进民主的社会运动,随民主大潮而起,虽然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但未必就是政党。他们中的不少人不认为中国一定要走多党政治的路,而希望能大众参与、人民民主。这个立场从名称上都能看出来。

当然民主党派中不同的人取向也各有不同。罗隆基和章伯钧应该是比较典型的从美国政治的框架或者欧洲政治的框架讨论他们的角色的,他们要做的是典型的政党政治。我没有深入研究过,但民盟里的老派与他们取向并不一致。张澜、黄炎培与罗隆基、章伯钧的各自道路和政治主张其实非常不同。前面这拨人是辛亥一代,看到中国饱受政治折磨,军阀混战,议会乱象,政党胡作非为、乱七八糟,认为中国要民主,但不一定是辛亥后的旧路,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不要走,因为政党政治是阶级高度分化的产物。梁漱溟干脆认为中国阶级没有那么大的分化,他对中国社会作结构分析,一个农业社会为什么要形成政党政治呢?不需要。

其他人,例如章伯均早在1928年就与邓演达、谭平山等一起组织“中华革命党”,其实是国民党左派的组织;1930年邓演达主持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就是“第三党”,在邓遇刺后转入地下,此后参与了十九路军的“闵变”。这一路径与其他民主运动的脉络有所不同。“第三党”从一开始与国民党内的分歧有关,形成组织之后,自然需要通过获取政治权力以支持自己的政治路线。

现在我们叫民主党派,当时就是社会团体,两者的分别恐怕没有那么明晰。成为民主党派恰恰是制宪的结果——你建立一个国家,颁布一部宪法,就会要求他们注册为合法政党,其实原来他们就是社会组织。从老政协到新政协,都是在制宪,也就要确定这些社会组织作为政党的位置。社会组织的模式是和建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刚建国时,约有一半的政务部长不是共产党,是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到今天,全国政协绝大部分人是非党人士,其中民主党派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是当年的传统。。国务院不但部长中有很多非党人士,副总理、国家副主席里头都有民主党派。1957年以后发生重大变化。民主派别建党,这是国家建制化、政党建制化以后必然会走的一条道路。

1957年的政治历史或许也可以从组织的角度观察。像1945年成立的民主建国会的领袖黄炎培,早期是同盟会成员,此后长期从事教育救国,还曾一度担任1941年成立的民盟主席。在1949年新政协之前,他曾给自己立规矩,不为官吏,但1949年后不但参加了政协,而且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副总理、轻工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唐先生参与成立的民主促进会开头也不是一个政党,是社会组织、社会运动。唐先生当时是左翼,又不是共产党内的人,就参与到这里面。其实民进主要是批评国民党,争取民主,在政治上接近左派,同情共产党。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也是他们发表政论的园地。我的理解,这类组织就是促进民主的社会团体,而不是一个正式的党派。

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开的时候,什么人都有。费孝通那时振奋得不得了,他后来写过回忆文章《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获益终生的经历》。49年9月,召开政协,把人从四面八方接过来。费孝通有个很有意思的描写:什么是民主?开政协会议的时候,有拉洋车的,有穿长袍的,有穿短衣的,各色各样什么人都有。因为当时要各色各样社会界别都有代表。这些人就都来了,有的西装笔挺,有的中式衣服戴个瓜皮帽,还有工人,或者士兵,都来了。因为早期政协有点类似于人大,它要先制宪。所以费孝通写,开头有些不适应,因为脑袋里想的都是西方议会,个个西装笔挺;后来他想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是什么?普通人每个人都去当家做主。

你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时对一批人的感召。费孝通原本是亲国民党的,他的一些文章反共反得很厉害,在1949年经历了转变。八十年代,费孝通曾经送给唐弢先生一篇油印稿,是美国人对他的采访,问他,你这个转变是真的假的?你是迫于压力写的关于思想转变的文章吗?费孝通在采访里详尽解释自己这个过程,意思说,并不是压力。新中国成立时,不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都有这样一个过程,一边是对国民党旧中国不满,一边是新中国确实万象更新。

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信任,这其实发生得较晚。否则你解释不了那段历史。新中国建立后发生那么多灾难,其中最大一个灾难是大跃进,伤害最多、人死得最多,原因复杂,教训深刻。大跃进到底死了多少人,争议很大,应该实事求是澄清。但无论如何,大跃进时期的损失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其他社会、其他政治条件下,都会是不得了的事。但即便大跃进,当时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对共产党的基本信念。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唐先生是从左翼文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建国时对共产党是完全拥抱的,很快被郑振铎、夏衍他们拉到华东局去了,做华东局文化处副处长。他一边做文学,一边担任领导职务,同时跟柯灵创办《文艺学习》刊物。后来去复旦大学改任教授。

1959年,唐先生到北京来,在社科院文学所。唐先生跟我说,如果他留在上海,就糟了。原因是他在上海算文化界头面人物之一,到了北京这个地方藏龙卧虎的地方,就谈不上头面人物了。如果文革时期他还在上海,势必处于风口浪尖。像巴金这样最重要的人物,并不是党内的。唐先生已经是党内的,就更麻烦。解放后,唐先生受到的最大冲击之一是59年反右倾,那是党内比较重的一场运动。当时他很苦闷,经历很多事,也不理解。他有一次就跟郭沫若说起他这些事情,很多委屈。

如今很多人攻击郭沫若,有这样那样看法。郭沫若毛病也明显,他是文人性格,最主要是他对毛主席无条件的鼓吹和认同。但他对新中国的态度也要放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说清楚。鲁迅的天才是内敛的。郭沫若是才华横溢,每做一个事情就是一个领域的大家,开创一个领域内的潮流。现在没谁能做得到。郭沫若当然可以批评,但不了解他的人生道路、思想探索、巨大的成就和贡献,随意乱骂,那是不对的,其实也是极其肤浅的。就才华言,他真是不得了的人。

唐先生说他很感激郭沫若。郭沫若经历过的事也很丰富,有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哲学。所以1959年,我不知道是他写信给郭沫若还是怎样谈起,总之唐先生讲到自己的苦闷,郭沫若告诉他,“人都是自己倒的,别人是打不倒的。” 

因为郭沫若这话,他得到了很大的鼓励。

唐先生跟我说过他对自己的评价,是1989年吧。“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不怕孤立的人。我还是太需要别人支持了。别人都攻击我时,我觉得需要支持。郭老的信就是支持。” 他清楚真正能在历史上站住的人,那些大人物,大不是地位上的高低,而是另一种大吧,都是身处最艰苦的逆境也不改变的人,“我总是还想得到别人支持。” 

他的自我提醒其实也是从鲁迅那里汲取力量。鲁迅不是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现在会说这句话的人很多了,但真正能够体会这话的分量的人,又有几个呢?

他去日本时,有位汉学家—可能是木山英雄先生吧—说,“唐先生,您的文章好,您的文字有一种清的气息。您研究鲁迅,但文字风格上或许更像周作人。” 日本学者对周作人的文字十分推崇,他们这么说,是褒奖吧。唐先生当然也写过很沉的文章,但谁又能写得像鲁迅那样沉呢?而且唐先生有浓厚的艺术趣味,写文章往往带着趣味。但唐先生听了以后,挺矛盾的。回来之后他跟我说这事,说了不止一次,说明这话肯定是触动他了。因为他算是鲁迅的弟子,也研究鲁迅,人们多半会从这个角度认识他和他的文学道路,或许他自己也是如此的。但他的文字和气质与鲁迅是不同的。至于是否有些接近周作人的文字风格,我倒是没有感觉。周作人一度写作大掉书袋,唐先生的文字没有这个习惯。

唐先生是鲁迅的弟子,但恐怕不是鲁迅核心圈的人物。成为鲁迅研究最权威的人,这也和版本学有关系,鲁迅的文字是在哪儿,笔名如何,版本,他最清楚。中国现代文学的笔名特别复杂,版本也复杂。他从小喜欢读书,做研究。他一开始就是个评论家,又很早就写过《怎么写文章》这些著作。另外,他年轻时就写书话,后来结集成为《晦庵书话》,收罗各种版本的书;建国以后搞现代文学,他提出现代文学版本学,强调基础的资料收集和版本的研究考订。其实这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路数。对于现代文学而言,唐先生既作过研究,又清楚情况,身在其中,年轻时候就开始收罗。樊俊先生后来在纪念会上说,许多现代文学上的掌故、笔名等等,恐怕因为唐先生的逝世而永远无法追踪了。鲁迅1936年去世,唐先生协助许广平编辑《鲁迅全集》,尤其是收集、考证和编辑《集外集拾遗》。第一个版本的《鲁迅全集》,很多具体的事是唐先生做的。他可能很早就显露出来收罗史料、爬梳材料的能力了。

他不是科班出身,对于自己能不能像一个学者那样研究有怀疑。所以他特别勤奋。从年轻以来,他特别喜欢书,对书也喜欢把玩,看到同一本书的不同样式也要买来。经常去书市搜罗,也喜欢整理。我师母沈老师说,“老唐这个人就是勤奋。” 说他吃饭的时候旁边都是笔记和文稿,一边吃一边记笔记、改文章。八十年代,他有时带我去内部书店买书,后来也委托我帮他买些书,我们的谈话也常常与我买的书有些关系。

他在三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四十年代从事民主运动和文化运动,五十年代,好像是1956年吧,入了党,也退出了民进,直到“文革”结束,才又应邀加入。他是1913年生人,年轻时是在“五四”之后的文化氛围中。他后来也说过自己年轻时候曾受胡适的影响大,身上自由主义的东西多,可像他这样聚在鲁迅身边的青年又都很瞧不起自由主义者,政治上对胡适也有看法。

这是那一代人中的许多进步青年的共性吧。八十年代我记得和他聊过一次对胡适的看法。那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生根的时代。唐先生回答我,在他年轻的时候,胡适是真的主流,鲁迅影响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他也受胡适影响,身上有很多自由主义的东西,个人主义等等。你想,五四青年,个人主义,婚姻自由,爱情,讲一点西方的权利、民主、自由,不都是这些东西吗?

但他强调,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当年自由主义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譬如三十年代很重要的事件是民权保障同盟的事,胡适、林语堂的发难,杨杏佛的遇刺。关于北平监狱的争议,回头看,有许多复杂的情境,不那么简单。但这涉及年轻人对政治的判断。年轻人认为,自由派和国民党越来越到一起,嘴上说民主自由,背后和政经权力的关系盘根错节。其实“五四”一代的许多人,尤其是胡适周边的人,不都成了“党国栋梁”?年轻人逐渐就不佩服了。在今天,权力的谱系更加复杂,内与外、政治与经济等等,没有独立思考,不知道会跑到哪儿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总结二十年来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两个革命的深入,一个是土地革命,一个是文化革命。他说,最有意思的是所谓文化革命的深入,因为以鲁迅为旗手的文化左翼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在所有方面都处于劣势的前提下,却取得了文化领导权。在国统区,他们也影响了青年。虽然当时政权、经济权都不在他们手上,更不用说军事权力了。他们争取到了相当大的文化上的领导权。

像唐先生这样的青年,起初受胡适影响,最后又都变成了鲁迅一党。最初鲁迅身边的人是极少数,到鲁迅死后,到四十年代,就不一样了。

 

八十年代是一个奇特的年代。政治运动并没有停止。我曾经写过一篇论《野草》的文章,后来有人告到研究生院,说有什么问题。此后唐先生要求我发表文章前给他看,这不是限制,而是为了保护,怕惹出政治问题。

1990年,我下放到陕西商洛。当时叫“了解国情”。下乡,虽然困苦一点,我是很高兴的。去基层锻炼其实很正常,只是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上头一度说要把户口都迁下去,或许只不过是传言。为此唐先生特别着急。

先是院里审查,后来说要给我作个结论。所里想给我过关,就开会——现在回想,他们还是想帮我。院里清查组的人、党委的人,都来了。平时唐先生都不来我们室的,他77岁了。听说为我的事要开会,他专门拄着拐杖,从永安里他家走到建国门文学所来。

我还记得那天。大家说,唷,唐先生还专门为这个事跑来。唐先生坐下,所里头先讲,院里头又讲,讲我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呢?不知道。唐先生第一个发言,他说,“我先说说吧。汪晖过去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他虽然是我的同事,帮我做事,但是他刚刚毕业不久,也就是说他这个学生身份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如果汪晖有什么问题,首先就是我的问题。而且他的问题,首先就是学术观点的问题嘛,讨论就好。”其实他平时说的是:你过去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不再是师生关系了。

为那次座谈会,院党委院清查办专门说,唐弢先生包庇自己学生。——因为他那样一说,坐在那里的其他老师就敢于发言了,为我辩护。院里就认为唐先生领着大家为我开脱。

原本定下90年三月去商洛,唐先生让我走前去他家。去了,像往常一样,他请我吃饭,又给我几样东西,有水果刀,灭蚊器。这些生活物品,他帮我准备好了,让我带到乡下。那次唐先生说,“早知道这样,我早就写信要你留下来当我的助手了,我原来觉得太耽搁你的时间”,又说,“等你到了那个时间,如果还是不能上来的话,我就用那个理由”,指让我当他的助手,把我再调上来。

三月,被子行李已经运到乡下,突然国务院派驻社科院的清查组在我走前一天晚上说,“你的事情没完,你还要再清查。”那以后我只跟唐先生通过一次电话,就没再见他。不敢再去他家,怕老先生有负担,我其实没有什么事情,但奇怪地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了,下乡也没走成,拦下来再审,担心牵连他,也怕再去他家会给他压力。

中间因为什么事情,给他打了一次电话。我就提起,说唐先生,我没走,也没去看您,因为不太方便。唐先生说,你不用说,我都明白,都知道。

所以五月我走时没和他告别。到商洛一个星期,他病重。有朋友给我发电报,唐先生报病危,脑溢血。第二天我一个人背个小包出来,只跟当地的干部说了,没跟领队说。秦岭里下大雨,坐公共汽车去西安,到西安买火车票,没有卧铺,买的站票,后来有了座,坐到北京。他住304医院,我隔着窗子看,也不能进去。重症看护病房,只能在玻璃外头看。这样一个星期后,因为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就只好又悄悄回了商洛。

那时他已经没有意识了。

1992年唐先生去世。他1913年生人,1992年去世,79岁。他出道早,不到二十岁就出名。很多人以为他很老,其实没那么老。1989年春天,欧美同学会有个聚会,我不记得主题了,唐先生去了。到场的还有冰心、陈瀚笙、雷洁琼、费孝通等等一批老人。唐先生平时爱说一个世纪他已经活了四分之三,那天他也说了这句话,但马上意识到在座的好几位都比他年长,于是接着说:我今天还只是一个小弟弟。

唐先生到晚年有急迫感,他自己书没写完,《鲁迅传》写到一半就放在那里了。对现实则是焦虑感。对现实,老人很难参与了,但非常焦虑,对中国看不清,对八十年代末的大动荡看不清。这代人经历过很多变故,因此很担心这次又转变成一次大动荡的开端。他当然希望能稳定。他们这一代人是为了新中国的到来努力过的人,而社会主义到这时出现这么大危机,以后往哪儿走,不清楚。

1991年,汪晖和日本鲁迅研究学者伊藤虎丸在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这是汪晖第一次离开中国。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上,在鲁迅研究的历史上,唐弢先生是位重要人物,是学科奠基者之一,也是我的老师。但在历史里头,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位置,连我都弄不清,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像他自己说的,他并不是影响一个时代的人物,不是独战的那种人。可他年轻时又激进,冒风险做过很多事。待人处世上,又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唐先生是个典型的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待人接物有传统文人的风格,不仅是温和,而且有一些内部的狂狷。狂的那部分他表现得不多,狷的部分很多——“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他有所不为,不去追名逐利,不与伪政权合作,爱惜羽毛,和政治的关系也谨慎。大变天中,始终是要有所不为,若事事都要为,那怎么行?

唐先生是个正直的人。他文字上的严谨也是很清楚的,他品评人物,表现在笔底春秋上,调子是严正的。这个分寸其实很不容易。看多少有才华有学问的人,在历史评价上,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是暧昧不清或者糊涂的。

鲁迅也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在于,鲁迅是魏晋风度,有尼采气息,既狂又狷。很多知识分子有从激进到后退的过程,但鲁迅不是。鲁迅一辈子都激进,但这是一种鲁迅式的激进,里面有极其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不能随意地用左/右、激进/保守来形容。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思想方式不是随意模仿就能够有的。

在变动时代里,有一种态度是谨慎前行,这是唐先生。另一种态度是真正的认识和进击,这是鲁迅。鲁迅看什么都看得透。当时代变化到来时,认识它是能力也是品格。对时代缺乏判断的人经常就是乱七八糟的人。鲁迅欣赏农人的质朴和想象力,觉得他们比“聪明人”好得多,因为具有质朴的认识能力。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一个人的道德水准,除了个人的品行之外,一定程度上与认识能力有关,是相互的。道德水准与他对历史变动的看法密切相连。你很难讲汪精卫人好还是人坏。但他的认知导致了他那些历史行动。周作人也是一样。在历史上,有些看起来是好人的人,也可能害人,结果将自己也搭了进去。

我不是说判断力等于道德。但在大潮流里,判断力确实会影响一个人的立身处事。

对知识分子来说,慎思明辨、把握问题的能力是关键的。若没有这个能力、洞见,做个普通人可以;若不在浪潮当中,也可以。若在浪潮中,躲也躲不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相呼应,需要胆识也需要洞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不能过于自恋。即便并非为名或利,如果缺少真正的历史洞察力和时代判断力,最终只能误人误己。那些不是把时代的课题当成自己的课题,而是将自己的意念当成时代的课题的人,不免如此的。

或许有鉴于此,唐先生才反复说要爱惜羽毛和有所不为吧。

 

——END——

汪晖,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曾任《读书》主编。早年师从唐弢先生从事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后转向中国思想史研究,主要著作包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去政治化的政治》等。他的许多作品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等等,约二十余种。

题图:1988年,汪晖与唐弢先生在北京家中。

所有图片,除署名外,都由汪晖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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