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31日穆迪信用研讨会中，穆迪董事总经理Michael Taylor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工具可防止短期内爆发金融危机。这些政策工具以及政府运用这些工具的意愿显著缓解了信贷供应大幅缩减或金融中介全面中断的风险，而这些风险通常与系统性金融危机相关。
Michael Taylor解释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最主要原因包括债务迅速积聚、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后破灭，以及货币大幅贬值导致银行系统出现挤兑。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资本项目开放）可能会削弱政府管理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尤其是涉及银行业危机和货币突然大幅贬值。”
Michael Taylor表示，虽然推迟金融自由化可能会遏制短期内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但债务负担增加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的成本负担，这部分成本将需要由政府、银行体系、企业和居民部门来分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可能是银行业持续面临高昂的未确认损失。
此外在研讨会中，穆迪高级副总裁Marie Diron认为，中国政府面临着庞大且不断上升的或有负债。中国政府债务与评级详尽的国家相比处于中等水平，2015年占GDP的40%。但是，中国整体总负债庞大，约占GDP的280%。其中大部分债务来自隶属于政府或与之有关的实体，因此构成主权或有债务。
面对庞大的债务，Marie Diron解释道，构成实质性风险的国企债务约为GDP的20-25%，这些国企或有负债可能需要重组。任何债务重组的成本不大可能仅落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拟实施的债转股可降低国企的或有负债，但同时增加的银行风险会提高政府面临的银行业风险。
对于国内银行，穆迪已经整体下调了国内银行业评级，展望由稳定降为负面。穆迪助理副总裁尹劲桦表示，未来将对单个银行评级进行调整。但是中资银行资产质量不断恶化，则源于不良低啊款的日益恶化和信贷成本的不断上升。2015年，中国影子银行占GDP的比例近80%。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体系间关联性上升可能给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增加额外的压力。
同时，穆迪也指出，应该关注银行应收款项投资的风险。尹劲桦解释道，中国26家上市银行的贷款和应收款项投资从2012年到2015年间2.5万亿元涨了四倍，达到10.4万亿元。其中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城商行资产的46%在应收款项投资项下。但是其中计提的拨备相对较低，同时资产组成透明度欠佳，进一步提升了业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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