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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长沙画院院长杨建五:画以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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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长沙画院院长杨建五:画以载道

孟子说知人当论世,只有近距离走进杨建五的艺术人生,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他的艺术的真正内涵与精神品格。

作者:孙诗源

“文化之玄妙,植根于人的精神;上帝创造规定了人的肉身,却留下了人的精神空洞——你可以是一个精神无限丰满光照万世的人,也可以是一个精神空洞近于虚无徒有肉身与禽兽几无异的人。”

面对杨建五这样的艺术家,说“画如其人”,至少从表面上看很难令人信服,他那绝对朴实的外表与其内在的灵秀也绝不相称。这正是杨建五的人格魅力所在。孟子说知人当论世,只有近距离走进杨建五的艺术人生,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他的艺术的真正内涵与精神品格。

书香世家

质朴本来是农民的视觉形象,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太多人都极力用权势的威严和金钱的奢侈掩盖自己固有的土地般质朴的农民特性,结果却是普遍的装腔作势。而杨建五却与大多数人不同,他对曾经的农民过往与经历十分坦然、从不掩饰反而引以为傲。这其中也却糅杂着他书香门第出身所特有的涵养与修为。

晚清民国时期,“湘绣”挤身中国四大名绣,共同将中国刺绣推向巅峰。而“湘绣”的如此发达,功不可没者首推杨世焯(1842年——1911年)。杨氏家族不仅是宁乡高门,而且自杨世焯始与美术结下缘分——杨士焯为清末画家,广散家财以为办学,为后世杨氏族人代学绘画打下基础;为新中国湘绣屡建功勋的杨应修(1912年——1993年)即是杨氏后人,作品曾在新中国时代作为国礼以赠外宾。杨建五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家族,5岁随父习画、遍临家中藏画。父辈一支如此,母系张氏一门更是显赫。外公哥哥张有晋先后任湘乡东山学校和湖南一师校长,一手策划了毛泽东入学东山和一师。新中国始,毛泽东亲自安排举家北迁,与张有晋、章士钊、齐白石成为第一批中央文史馆馆员。

如此出身,可谓之显赫。因为有这样的显赫造就了杨建五无所谓的淡定。无论是他在工厂做普通设计师的过去,还是满眼翻身农民花枝招展的当下,他一如既往气定神闲,我之为我,自有我在。

虽然受先辈影响,杨建五自幼嗜好图画,绘画系毕业后分配至工厂做图案设计,工作之余画画不缀;后又一度下海经商,是最早一批见过大把金钱的人。如此早与钱结缘也使杨建五并没有暴发户的乖戾之气,更重要的是使他明白了卖的好不好、卖的贵不贵与画的好坏不一定成正比。在好卖贵卖即“大师”的时下美术界,曾经的经历让杨建五多了一层画界传染病的免疫力。

名利二事,无不追求,来不拒绝。

画以载道

经商时期,杨建五行走大江南北。生意之余,从不放弃看画展的机会。因为不在画界,也无偏见,只要是美术展,无论展览什么都周游一番,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种开放的视野,形成了杨建五独特的艺术领悟。虽然自己的创作钟情于传统文人画家,但对于石鲁、林风眠、吴冠中等非传统画家,杨建五同样能发现其闪光点,并化而用之。

2005年,杨建五领头组建湖南省花鸟画家协会,任副主席;2009年,他受命组建长沙画院,一切从零开始,现在的长沙画院甚至还建设了在长沙堪称一流的画院美术馆。这些颇有政绩的建树与他的经商经历不无关系,也让重回美术界的他初露锋芒。

从五世祖杨世焯到伯爷爷杨应修,都擅长花鸟,或许是受此家学渊源影响,杨建五也钟情于花鸟画。除此之外,直接受教于花鸟画家欧阳笃材也是一个原因。现代花鸟画,从任伯年、吴昌硕到齐白石、潘天寿,大师林立,后学者欲入门径,多从临习某家始。湖湘画家,多受齐白石熏陶启迪。杨建五却不循常道,虽然也广临博摹以观艺道,但尤注精专。精专有二,一是画竹,二是画苇,辅之以禽雀。

自五代以竹入画,几乎为花鸟画家首选题材。到清朝初年郑板桥,专精兰竹石,可以说是将千年竹画推向巅峰。郑板桥之后,画竹者几乎不离其艺囿,当然更无人敢专精于竹。宋元以后,画竹者日众,与其曰画竹,不如说是借竹抒文人胸怀抱负。受此影响,千百年来,画竹多以疏瘦为美。

杨建五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绝,可以说是胆大妄为。杨建五生长的湖南,遍地皆竹,从小耳濡目染的即是与文人画的疏瘦之竹不同的自然叶密竿粗之毛竹。加之新中国以来对传统文人意识精神遭到摒弃与否定而不再有传统文人的思想意识束缚。所以,与千百年来文人画的画竹相比,杨建五画竹不仅密代疏,更将设计中的构成意识融入其中,在传统虚实关系中加入一层黑白的构成关系,或引入光影的概念,自成一派全新面貌。

“重要的不是画什么,而是怎么画。”与人们习以为常近同典范的文人画竹相比,杨建五的密竹构成图画别开生面,而且,杨建五也一扫文人画竹的孤寂之气,而是在竹林中点缀若干鸟雀。

当问到为什么特别喜画麻雀时,杨建五轻轻一笑:“我们湖南话里有一句俚语叫做‘洞庭湖的老麻雀——见惯大风大浪’。你别看它小小的不起眼,那洞庭湖的麻雀可是不得了。所以你看现在的很多人,也是这样,小人物也有大故事。而且麻雀是群居的,你看它们每天起来叽叽喳喳是不是像人一样,每天要开会商量事情,探讨人生呢。”

看杨建五的芦苇画,苇叶的相互掩映成面,辅之禽雀,更为特别的是对紫色的运用,更是水墨画中少见。这对墨色相融的探索的苇花画法,开前人所未有。而之所以选择芦苇,作为其重点表现的题材杨建五也自有一番独特的见解,当然也与他曾在洞庭湖芦苇荡写生时所受到的震撼有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秋天的时候洞庭的芦苇荡,真的是非常美:天高云淡的背景里,一片片的芦苇荡延伸得很远,苍劲灿烂的芦花被湖风吹动却始终屹立,苍茫的湖水中只有芦苇孤独得盛开在天地之间。那一刻,你就很容易感受到陈子昂所言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意境。所以芦苇在我心目中是孤独却坚强的存在。而且芦苇浑身是宝:芦根可以入药、芦笋可以食用、芦杆可以造纸还有做工艺品、芦花又很美。”透过杨建五的作品,仿佛有洞庭的湖水、灿烂的苇花丛从远处而来,时光流转,它们却始终在那里,不喜不悲。

在深入探索芦苇画的同时,杨建五又发现了山水和花鸟的相交点。本来,山水花鸟画都是中国人观照自然的结果,宏观为山水,微观为花鸟。杨建五在探索中发现,近景芦苇是微观,远处淡染山脉以求深远,则显宏观之势。于是,芦苇画又多出一重新的境界。

从近代海派开始传统文人画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新在于清洗冲淡明清文人画崇尚的孤傲高雅之气,力求雅俗的协作。二新在文人画的视觉形式上即诗书画融合的精益求精。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王憨山等近现代花鸟画大家莫不如是。杨建五的花鸟画,大致也是如此思路。所以,书法在画中至关重要。数十年来,杨建五习书未曾间断,书法的不俗不仅使他可以在画中尽情书写以彰显文人画的视觉图式,同时也使他的画永远不偏离雅的大道。虽然不再突显文人的孤傲雅绝,但文人的精神气质仍然挥之不散。画中的这种意识,也是他质朴淡定为人的精神映射。

这一切都如同能量的储备,天长日久,自然会喷发出活跃的创造力,进而使他的艺术之境逐渐完善。

画如其人

崇尚奢华淫逸的社会,质朴难得一见;利欲熏心的社会,淡定凤毛麟角。这就是杨建五为什么在他混迹的那个人群中与众不同的原因。这个与众不同,写在他的脸上,也渗透在他的言行举止之中。一个无追求的人在一群装腔作势狐假虎威的同类中自然显示出珍稀的平淡从容品格。

他说:“对于中国画,我一直追求的是四个字—简、朴、省、妙。简之一字是所有的基础,我想在这个丰富复杂的社会里,简单、简洁、简约都是不容易的。道家说大道至简,简反而是很难却又很有力量的。”说这话的时候,杨建五的表情很孩子气,他嘿嘿得笑着又补充说道:“所以我给我儿子取名就叫简。”

“你看我画的画,都是乡下农村最常见的东西,蚕豆花、毛竹、琵琶、扁豆、麻雀、芦苇。小时候身边就是这些东西,现在在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反而想起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些东西。我想画画就应该要画自己感情最深的东西吧。而洞庭湖,对于湖南人而言更是一个深沉特别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给我的展览取题为《放歌洞庭》。因为洞庭湖不是简单的八百里洞庭美如画,而是包含很多更深刻的文化内涵。”杨建五一边向我们说明,一边不自觉得用手比划:“比如对很多人影响深远的《岳阳楼记》,与其说它写的是岳阳楼,不如说它写的是从岳阳楼上看到的洞庭湖:‘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洞庭是很复杂的,它不仅包含了湖南的风土的缩影,也包含了对天下之忧的士人理想。我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作品能够传递一些传统的和过去的有价值的精神和对它们的思考。”

从杨建五的言谈之中,我们可以轻易地感受到其对过去与传统的深厚的感情,虽然他总是说自己就是忘不了小时候当农民的记忆,但也许这就是他从始至终平淡质朴的缘由吧。

剔除私见偏心,以赤诚而立,以所学所思所绘传递对传统和未来的理解与希望,对于杨建五而言,这正是人生的责任与他对洞庭的理解。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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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长沙画院院长杨建五:画以载道

孟子说知人当论世,只有近距离走进杨建五的艺术人生,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他的艺术的真正内涵与精神品格。

作者:孙诗源

“文化之玄妙,植根于人的精神;上帝创造规定了人的肉身,却留下了人的精神空洞——你可以是一个精神无限丰满光照万世的人,也可以是一个精神空洞近于虚无徒有肉身与禽兽几无异的人。”

面对杨建五这样的艺术家,说“画如其人”,至少从表面上看很难令人信服,他那绝对朴实的外表与其内在的灵秀也绝不相称。这正是杨建五的人格魅力所在。孟子说知人当论世,只有近距离走进杨建五的艺术人生,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他的艺术的真正内涵与精神品格。

书香世家

质朴本来是农民的视觉形象,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太多人都极力用权势的威严和金钱的奢侈掩盖自己固有的土地般质朴的农民特性,结果却是普遍的装腔作势。而杨建五却与大多数人不同,他对曾经的农民过往与经历十分坦然、从不掩饰反而引以为傲。这其中也却糅杂着他书香门第出身所特有的涵养与修为。

晚清民国时期,“湘绣”挤身中国四大名绣,共同将中国刺绣推向巅峰。而“湘绣”的如此发达,功不可没者首推杨世焯(1842年——1911年)。杨氏家族不仅是宁乡高门,而且自杨世焯始与美术结下缘分——杨士焯为清末画家,广散家财以为办学,为后世杨氏族人代学绘画打下基础;为新中国湘绣屡建功勋的杨应修(1912年——1993年)即是杨氏后人,作品曾在新中国时代作为国礼以赠外宾。杨建五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家族,5岁随父习画、遍临家中藏画。父辈一支如此,母系张氏一门更是显赫。外公哥哥张有晋先后任湘乡东山学校和湖南一师校长,一手策划了毛泽东入学东山和一师。新中国始,毛泽东亲自安排举家北迁,与张有晋、章士钊、齐白石成为第一批中央文史馆馆员。

如此出身,可谓之显赫。因为有这样的显赫造就了杨建五无所谓的淡定。无论是他在工厂做普通设计师的过去,还是满眼翻身农民花枝招展的当下,他一如既往气定神闲,我之为我,自有我在。

虽然受先辈影响,杨建五自幼嗜好图画,绘画系毕业后分配至工厂做图案设计,工作之余画画不缀;后又一度下海经商,是最早一批见过大把金钱的人。如此早与钱结缘也使杨建五并没有暴发户的乖戾之气,更重要的是使他明白了卖的好不好、卖的贵不贵与画的好坏不一定成正比。在好卖贵卖即“大师”的时下美术界,曾经的经历让杨建五多了一层画界传染病的免疫力。

名利二事,无不追求,来不拒绝。

画以载道

经商时期,杨建五行走大江南北。生意之余,从不放弃看画展的机会。因为不在画界,也无偏见,只要是美术展,无论展览什么都周游一番,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种开放的视野,形成了杨建五独特的艺术领悟。虽然自己的创作钟情于传统文人画家,但对于石鲁、林风眠、吴冠中等非传统画家,杨建五同样能发现其闪光点,并化而用之。

2005年,杨建五领头组建湖南省花鸟画家协会,任副主席;2009年,他受命组建长沙画院,一切从零开始,现在的长沙画院甚至还建设了在长沙堪称一流的画院美术馆。这些颇有政绩的建树与他的经商经历不无关系,也让重回美术界的他初露锋芒。

从五世祖杨世焯到伯爷爷杨应修,都擅长花鸟,或许是受此家学渊源影响,杨建五也钟情于花鸟画。除此之外,直接受教于花鸟画家欧阳笃材也是一个原因。现代花鸟画,从任伯年、吴昌硕到齐白石、潘天寿,大师林立,后学者欲入门径,多从临习某家始。湖湘画家,多受齐白石熏陶启迪。杨建五却不循常道,虽然也广临博摹以观艺道,但尤注精专。精专有二,一是画竹,二是画苇,辅之以禽雀。

自五代以竹入画,几乎为花鸟画家首选题材。到清朝初年郑板桥,专精兰竹石,可以说是将千年竹画推向巅峰。郑板桥之后,画竹者几乎不离其艺囿,当然更无人敢专精于竹。宋元以后,画竹者日众,与其曰画竹,不如说是借竹抒文人胸怀抱负。受此影响,千百年来,画竹多以疏瘦为美。

杨建五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绝,可以说是胆大妄为。杨建五生长的湖南,遍地皆竹,从小耳濡目染的即是与文人画的疏瘦之竹不同的自然叶密竿粗之毛竹。加之新中国以来对传统文人意识精神遭到摒弃与否定而不再有传统文人的思想意识束缚。所以,与千百年来文人画的画竹相比,杨建五画竹不仅密代疏,更将设计中的构成意识融入其中,在传统虚实关系中加入一层黑白的构成关系,或引入光影的概念,自成一派全新面貌。

“重要的不是画什么,而是怎么画。”与人们习以为常近同典范的文人画竹相比,杨建五的密竹构成图画别开生面,而且,杨建五也一扫文人画竹的孤寂之气,而是在竹林中点缀若干鸟雀。

当问到为什么特别喜画麻雀时,杨建五轻轻一笑:“我们湖南话里有一句俚语叫做‘洞庭湖的老麻雀——见惯大风大浪’。你别看它小小的不起眼,那洞庭湖的麻雀可是不得了。所以你看现在的很多人,也是这样,小人物也有大故事。而且麻雀是群居的,你看它们每天起来叽叽喳喳是不是像人一样,每天要开会商量事情,探讨人生呢。”

看杨建五的芦苇画,苇叶的相互掩映成面,辅之禽雀,更为特别的是对紫色的运用,更是水墨画中少见。这对墨色相融的探索的苇花画法,开前人所未有。而之所以选择芦苇,作为其重点表现的题材杨建五也自有一番独特的见解,当然也与他曾在洞庭湖芦苇荡写生时所受到的震撼有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秋天的时候洞庭的芦苇荡,真的是非常美:天高云淡的背景里,一片片的芦苇荡延伸得很远,苍劲灿烂的芦花被湖风吹动却始终屹立,苍茫的湖水中只有芦苇孤独得盛开在天地之间。那一刻,你就很容易感受到陈子昂所言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意境。所以芦苇在我心目中是孤独却坚强的存在。而且芦苇浑身是宝:芦根可以入药、芦笋可以食用、芦杆可以造纸还有做工艺品、芦花又很美。”透过杨建五的作品,仿佛有洞庭的湖水、灿烂的苇花丛从远处而来,时光流转,它们却始终在那里,不喜不悲。

在深入探索芦苇画的同时,杨建五又发现了山水和花鸟的相交点。本来,山水花鸟画都是中国人观照自然的结果,宏观为山水,微观为花鸟。杨建五在探索中发现,近景芦苇是微观,远处淡染山脉以求深远,则显宏观之势。于是,芦苇画又多出一重新的境界。

从近代海派开始传统文人画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新在于清洗冲淡明清文人画崇尚的孤傲高雅之气,力求雅俗的协作。二新在文人画的视觉形式上即诗书画融合的精益求精。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王憨山等近现代花鸟画大家莫不如是。杨建五的花鸟画,大致也是如此思路。所以,书法在画中至关重要。数十年来,杨建五习书未曾间断,书法的不俗不仅使他可以在画中尽情书写以彰显文人画的视觉图式,同时也使他的画永远不偏离雅的大道。虽然不再突显文人的孤傲雅绝,但文人的精神气质仍然挥之不散。画中的这种意识,也是他质朴淡定为人的精神映射。

这一切都如同能量的储备,天长日久,自然会喷发出活跃的创造力,进而使他的艺术之境逐渐完善。

画如其人

崇尚奢华淫逸的社会,质朴难得一见;利欲熏心的社会,淡定凤毛麟角。这就是杨建五为什么在他混迹的那个人群中与众不同的原因。这个与众不同,写在他的脸上,也渗透在他的言行举止之中。一个无追求的人在一群装腔作势狐假虎威的同类中自然显示出珍稀的平淡从容品格。

他说:“对于中国画,我一直追求的是四个字—简、朴、省、妙。简之一字是所有的基础,我想在这个丰富复杂的社会里,简单、简洁、简约都是不容易的。道家说大道至简,简反而是很难却又很有力量的。”说这话的时候,杨建五的表情很孩子气,他嘿嘿得笑着又补充说道:“所以我给我儿子取名就叫简。”

“你看我画的画,都是乡下农村最常见的东西,蚕豆花、毛竹、琵琶、扁豆、麻雀、芦苇。小时候身边就是这些东西,现在在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反而想起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些东西。我想画画就应该要画自己感情最深的东西吧。而洞庭湖,对于湖南人而言更是一个深沉特别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给我的展览取题为《放歌洞庭》。因为洞庭湖不是简单的八百里洞庭美如画,而是包含很多更深刻的文化内涵。”杨建五一边向我们说明,一边不自觉得用手比划:“比如对很多人影响深远的《岳阳楼记》,与其说它写的是岳阳楼,不如说它写的是从岳阳楼上看到的洞庭湖:‘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洞庭是很复杂的,它不仅包含了湖南的风土的缩影,也包含了对天下之忧的士人理想。我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作品能够传递一些传统的和过去的有价值的精神和对它们的思考。”

从杨建五的言谈之中,我们可以轻易地感受到其对过去与传统的深厚的感情,虽然他总是说自己就是忘不了小时候当农民的记忆,但也许这就是他从始至终平淡质朴的缘由吧。

剔除私见偏心,以赤诚而立,以所学所思所绘传递对传统和未来的理解与希望,对于杨建五而言,这正是人生的责任与他对洞庭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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