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一位是曾亲自追踪过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的考古文学作家，一位是前二里头考古队长、中科院考古研究员。在他们的眼中，专业的考古工作如何变成一个个故事向公众娓娓道来？对时下热门的关于二里头与夏、关于三星堆与蜀的讨论又该作何评价？在日前举办的《岳南大中华史》新书发布会上，作家岳南与考古学者许宏进行了一场对谈。

干巴巴的考古报告

岳南不是一位考古学者，他是以作家的身份来写考古故事的。在《岳南大中华史》这本书里，他以12场考古大发现为基础，试图将从北京人到夏商周的中华史串联起来。每一个遗址都有一个小故事。凡是书中写到的地方，他说自己都亲自去过，而且不止去过一次。他采访的人里有80%都已经离世，包括最早发掘兵马俑的十几个人。

许宏自认为探讨问题“偏学术和沉重”，而岳南可以将历史化解为故事，因此大家愿意读。他评价岳南的采访具有抢救的价值和意义，“岳南作为一个圈外人，以记者写报告文学的执着精神，把考古学者亲历的东西写活了。”

“书中谈到了几十年来地方跟考古者的恩恩怨怨，涉及文物分配的问题和各种利益纠葛，这可是我们写不出来的，甚至我们都是从岳南老师的书里面才知道这些。”许宏认为，这也和考古学者如今写考古报告的习惯有关——民国时代第一代学者的考古报告和简报写得非常详细，今天雇了几头驴、给了民工多少钱都会写进去，不厌其烦。解放之后，考古学者印的书“接近马粪纸，图都渗过去了，印刷质量非常差”。可能是由于印刷成本比较高，从那时开始，“我们图越来越小，质量越来越不好，越来越惜墨如金，只写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大量信息被损失，所以“很多学者留下来的考古报告是干巴巴的，没有鲜活的东西”。

二里头和夏

作为二里头考古队原队长，许宏面对公众发言时，总免不了被追问二里头和夏的关系问题。因为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是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夏朝真的存在吗？这是中国人追溯本民族源头时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

活动现场，许宏也谈到了这个话题，他说，中国历史有两个大的话语系统，一个来自于文献，一套来自考古挖掘，这两套系统到殷墟才能合流，这是因为甲骨文的出现证明了自己的王朝归属，从此开始进入信史时期。在这之前，二里冈、二里头、龙山都属于史前时代。夏商周来自于文献史学，而不是考古学。“在上古时期的考古学领域，有大量的问题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到目前为止，几乎不能排除任何假说代表的可能性。”许宏称，“我一直在说，二里头最有可能是夏，但是你要让我说它肯定是夏，这个我接受不了，因为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这是我作为学者的底线和准则。”

“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是存在的，它存在于战国到汉晋人们的口中和笔下。作为考古工作者，我希望努力把这个‘非’字去掉，但现在暂时去不掉。”许宏谈到，这也并非他个人的观点。2018年5月1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代表课题组给出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三大时间节点：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这里指的是二里头文化，而不是距今4000年出头的夏。”因此，许宏说自己的想法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给出的最新结果是一致的。

三星堆与蜀

近年来关于三星堆的讨论也非常热门。今年，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遗址有了新的突破。在现场，许宏谈到，很多人对三星堆青铜文明出现在成都平原感到意外，不可思议，用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的话就是“讶异”——王明珂曾谈到：“我们对一篇文献、一批考古发掘资料，或一个田野考古报告人的口述，感到讶异、好笑不理解，或这些资料间有些相左、断裂时，这显示我们的知识理性与外在现象之间，或现象与现象之间有一段差距。”这提示人们潜意识里存在着中原王朝汉族霸权主义，认为中原以外的周边地区是“狄夷，非我族类”，所以“不应该有好的东西”，这是我们应该做出反思的。

许宏说，考古学家兼科幻作家童恩正在《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中提出了“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英国艺术史学者和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爵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弧”的概念，指东南的中原地带和西北方的草原地带中间的半月形区域。“在弧和带上，是沟通中原、东亚腹地跟内陆地区的纽带和桥梁，这种碰撞才导致了三星堆的出现。”许宏还谈到，在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眼中，三星堆所处的青藏高原的东麓是内亚地区到东南亚、南亚的纽带桥梁，“这个地方出现三星堆一点儿都不奇怪。”

此外，三星堆的几个器物坑代表的青铜文化相当于殷墟时期。进入殷墟时代，原本一枝独秀的中原青铜文明铸造复杂礼容器的技术“泄密”，被若干区域的土著方国部族所掌握，同时改变了原本中原一家独大的东亚大陆局势。许宏称，“三星堆一点不奇怪，是‘泄密’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个有别于中原王朝的青铜文化系统而已。”他在活动现场还反驳了一些网友“三星堆出土的东西比二里头的丑小鸭强多了”的说法——二里头时间在前，没有二里头的“丑小鸭”，就没有司母戊大方鼎的辉煌；而三星堆的年代在后，是殷墟技术“泄密”之后学习到的。

虽然关于三星堆的讨论非常热门，但许宏在即将出版的新书《溯源中国》收录了一篇题为“冷观三星堆”的文章。他认为三星堆和蜀的关系其实与二里头和夏的关系类似，都属于原史（proto-history）时代，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在后世文献中有些扑朔迷离的记载。实际上，只要没有甲骨文，都说不清楚。在《岳南大中华史》里，岳南也批评了一些学者把三星堆的一些器物“往已大体划定的历史框架中乱撞猛塞”的做法。

“二里头决不能用夏简单代替，三星堆和蜀文化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有网友说，许老师，你这些书读起来都不错，但是哪本书都说不清楚，都没有明确结论，我说这就对了。”许宏说，“我们不知道的、搞不清楚的永远比知道的、搞清楚的多得多。好多东西确认不了，这恰恰是考古学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