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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好的战争”?浪漫化二战的本质是遗忘和危险

二战在今天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好的战争”,但当时人们对二战的态度要矛盾得多。

11月11日,在国家二战纪念馆举行的退伍军人节仪式上,参加阅兵的美国空军仪仗队。拍摄:Andrew Harnik 图片来源:AP

《寻求美好战争》(Looking for the Good War)一书从标题到副标题,再到约350页之后的最后一段话,都体现了这本书的了不起。本书激情控诉了美国人对战争的感性认识。作者伊丽莎白·萨米特是西点军校的一名英语教授,为未来的美国军官讲授荷马、莎士比亚和斯泰伦。她的教室位于哈德逊河上,那一定是个很热闹的地方。

萨米特是一位有天赋的优秀作家,能够用优雅的语句有力地阐述论点。她的使命就是让她的同胞们面对痛苦的事实——我们浪漫化了历史上的战争,尤其是常被称作“美好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言的结尾十分令人难忘:

“(美国人)对战争年代的怀念仍然是抵御怀疑和幻灭的堡垒,我们总是可以退回到那个伟大的黄金时代追忆往昔荣光,并畅想一个同样‘美好’的未来。我们通过暴力冲突寻求安全,坚信美国有能力应对极端暴力情形,因为我们曾经在战争中寻得过安全。二十世纪第二次全球性冲突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同时也让美国继续徒劳地寻求另一场同样美好、同样明确、同样具有变革性的战争。”

即便读完半打相关资料,这几句话也还是能引起共鸣。

萨米特认为,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国度曾经被形容为“未来世代的伟大国家”,热切地期盼着辉煌的未来,而现在已经开始怀念被文化过度简化和神化的舒适过去了。萨米特认为“如此顽固地停留在过去特别讽刺”。

她特别批评了两位通俗历史作家,他们的作品有力地塑造了美国文化的形象:史蒂芬·安布罗斯和汤姆·布罗考。安布罗斯关于二战参战者的书都大受欢迎,不论写的是艾森豪威尔还是战壕里的普通士兵,而萨米特认为这些书有很强的误导性。

“安布罗斯的故事都是精心编写的,都带有一种崇高的语气,有损美国人正直善良形象的矛盾与复杂之处几乎都被他无视了。他的作品开启了一种幻想,幻想着美国士兵一方面不得不采用屠戮的手段‘拯救世界于危难’,与此同时还保留着一份童真。”

剖析过安布罗斯之后,她向读者推荐了一些研究战斗中士兵动机的社会学文献,他们是为了生存和保护战友而战,英雄式的爱国主义并不是战场上人们的共同属性。

她对布罗考也不留情面,后者所著的《美国最伟大的一代》一书将参战者与后方支援者的英雄主义情结奉为圭臬。这位电视记者素来以优秀的报道技巧享有盛名,但他对父母那代人的热情似乎压倒了他作为记者的求实态度。

《寻求美好战争:健忘的美国人和以暴力追求幸福》

萨米特批判了布罗考的历史分析,也受不了他歌颂战争的行为。书中写道,他描绘了“一个空前团结和忠诚的国家”,却忽视了“这个国家中法西斯支持者的狂热和影响力”,也忽视了战前和战时国内的许多意见分歧。她指责作者一笔带过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这一次全国性的创伤是几乎每个美国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它“可以说比任何事情”,包括战争,都更能定义美国“最大伟大的”一代。她也受不了布罗考的夸大其词,后者断言说:“这是所有社会中最伟大的一代。我有事实依据。”萨米特认为这种笼统的说法,“是不可能证明的,这种表达与其说是有事实依据,不如说是情感驱动的。”

萨米特花了很长时间观看电影、阅读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流行小说,想要寻找美国人对战争及其后果的潜在态度,目的是推翻她口中所批判的“美好战争”神话。

她很喜欢斯图兹-特克尔在1984年出版的精彩著作《“美好战争”:一部二战口述史》( "The Goo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该书采访了前线和后方经历过二战的美国人。她用特克尔解释为什么要在“美好战争”上加引号的一番话作为本书序言的题记:“加引号,不是什么奇想,也不是编辑评语,单纯是因为‘好’这个形容词和‘战争’放在一起太过不和谐。”

特克尔的这部经典之作,由他对各色群体的采访记录编辑而成,萨米特写道,“从矛盾和含混中获得力量。”这是安布罗斯、布罗考和其他二战美化者所不具备的特质。特克尔书中记述的采访,都是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录制的,“既有深切的怀念,也有痛苦的反战。”特克尔的受访者对这一场“美好战争”并没有共识。

萨米特仔细研究了她看过的书籍和电影,试图发掘人们对二战时期更真实的感受,这些研究结果读起来也很有吸引力。对于战后一代的作家来说,这是个新领域。这些电影和小说就像是人类学家发现文化制品一样,她摄取了各种不同层次的作品,对其中明示或暗示的战时现实深感震惊。

许多作品描述了后方对前线士兵和战争模棱两可甚至带有敌意的态度,还有许多作品严峻地讲述了战争结束后,退伍老兵的战时经历如何摧毁了他们战后的生活。她在这些书和电影中没有发现“美好战争”。

她对“黑色电影”很感兴趣,这种电影风格风行于四五十年代,故事往往与传统的道德观相悖,传达出这样的观念:“正派并不总是胜出,英雄与恶人也许很难区分,因为他们的手段非常相似。”比起讲述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当英雄的爱国电影,如此暗黑的电影,够美国吗?

她还发现,作家和电影人经常将退伍军人的战时经历与战后美国的犯罪和暴力相提并论:“通过犯罪故事的体裁——勒索、抢劫,甚至谋杀,这些作品突出了人们曾经对战争本身、对参战者的矛盾心理,只是随着时间被遗忘了。”

在书的结尾,萨米特清楚地表明了她面对当下现状的挫折感:用另一场军事冒险来应对棘手国际问题的倾向在美国又开始反复出现。她把这种坏习惯归咎于“对美国采取暴力的错误解读”。“让我们一再想象使用武力可以实现神奇的政治飞跃,即便已经有了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前车之鉴。”一位西点军校的教授能够发表如此犀利的论断,是我们这个有趣的时代的惊人标志。

(翻译:都述文)

来源:华盛顿邮报

原标题:The danger of American nostalgia for World Wa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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