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即将逝去，世界已进入后疫情时代。这一年我们送走了哪些社会和文化遗产，将迎来哪些挑战和变革？界面新闻邀请多位来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思想者，一起分享他们的洞见与发现。本期嘉宾为黄冬娅教授。
界面新闻特约记者：花木僧
黄冬娅，哲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这位看似弱不禁风的学者，研究的主题却宏大而复杂：国家政权建设和政商关系。她的专著有《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过去一年，一些抽象而遥远的课题，突然成了社会热点，比如企业家群体与政府的关系，比如新经济时代资方和劳动者的权利变化。而黄冬娅的研究和思考恰好特别切题。我所以为的象牙塔理论派，突然有了用武之地。
黄冬娅最有启发的观点在于，过去中国的政商关系大部分在地方层面展开，市场和资本的力量都相当地方化和碎片化，而互联网经济和平台企业的兴起改变了这种政治经济结构，政商关系在中央层面展开。
界面新闻：您手头正在研究哪些题目？
黄冬娅：我最近在读资本主义发展史。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如何理解“经济发展”这一现象。长期以来，受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国家如何推动经济发展被认为存在标准答案，核心问题聚集在如何处理国家权力和市场机制的关系上，特别是市场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量。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西方现代经济是在转型中出现的，它的经济发展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而不仅仅是一种直线发展。
了解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能够更好帮助我们理解，经济的发展从来都伴随着巨大的政治社会经济转型，转型当中充满了各种新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正如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所言，这种大转型是我们当今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根源：现代国家如何诞生；国家如何为市场和资本开辟道路；资本如何让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商品化，并扩散到各个经济部门；如何从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市场和资本如何打碎原有的社会秩序；社会的自我保护如何发生以及如何被理解，及被建构为基于阶级和身份等问题的政治⋯⋯可以说在过去两三百年中发生的大转型仍然是理解我们当今若干现象的关键。
从“转型”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也可以提供我们观察和认识今天的诸多问题的更广阔的视野和角度，帮助我们更好地去认识中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所共同面对的社会经济挑战和问题。
界面新闻：过去两年，您所在的学术圈讨论最多的是哪些问题？
黄冬娅：最近几年，我周围的知识群体讨论最多的问题可能是互联网经济的兴起，特别是平台企业的崛起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最初有学者认为，互联网赋权于公民和社会，把公民连接起来，激活了社会的力量。后来研究者又发现，这原来是资本力量第一次在中国彰显出力量。同时，中国作为追赶型经济体，互联网产业超越了传统的经济部门，不仅实现了本土化，还在实现占领国际市场，是实现中国经济追赶的旗帜。再后来，现实又似乎演变成为国家通过政权重建和监管权力来驯服资本的力量，推动国家理性化。不管这些观点存在何种差异，他们已经不把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仅仅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来处理。
市场转型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政商关系大部分集中在地方层次展开，发展型地方政府被认为是经济最重要的推动主体，市场和资本的力量都相当地方化和碎片化。互联网经济和平台企业的兴起改变了这种地方化的政治经济结构，政商关系在中央层面展开。这种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到底会继续走向何处，对于中国发展的影响何在，需要我们继续观察。
界面新闻：经济的跌荡起伏，让很多人开始反思效率与公平、正义等的关系。怎样做大或者分配蛋糕，您有哪些思考？
黄冬娅：效率、公平和正义是一个永恒的政治话题，平等则是贯穿其中不可分离的部分。在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也被称为再分配经济，它依靠国家去实现社会的平等化，国家消灭私有制和市场，控制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重构社会分层和流动。不仅拉平所有制和市场所带来的不平等，而且还进入私人领域，把家庭出身都纳入进来。国家根据家庭出身来配置政治和教育等资源，干预阶层的家庭和代际传递。
但随着时间的积累，国家对资源的垄断也使得国家内部的层级成为社会不平等化效应的重要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化具有平等化效应，让原先体制外或者体制底层的人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市场稀释和部分冲破了国家内部资源分配所带来的不平等。但是，市场本身无疑也是一种不平等机制，市场从来都有输家和赢家。特别是随着金融化的发展，金融资本的力量放大了社会不平等。市场化和金融化带来的不平等是必然现象，是一种社会结构，而不是道德或者价值问题。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去改变这种情况？如何去改变？干预方案可能带来的风险是什么？我个人看法是，中国不可能通过福利国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也很难回到1978年前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确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方式和机制，特别是国家仍然控制了大部分的土地资源、教育资源、金融资源和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国家之手可以用中国的方式来探索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这个过程会不仅涉及到利益的博弈，更涉及到价值和合法性的争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在此议题下，公平、效率和平等在中国会成为更重要政治和政策议题。
界面新闻：请推荐一两本您最近在看的书？
黄冬娅：我最近重新读了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这本书以全球的视野展现欧洲人如何将资本的力量与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伴之以暴力的方式，打造了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利用资本、技术、网络和棉花机构来促进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过程中，定义了现代世界。不同于市场自发秩序的理想类型建构，这本书帮助我们理解西方的经济秩序如何形成和打造。与认为西方世界是新教伦理和国家理性化的独特产物不同，与认为技术和工业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不同，也与人口压力和全球贸易推动了市场化不同，这本书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战争、殖民地和信贷等在西方世界崛起中的角色。
界面新闻：请推荐几个您最喜欢的新媒体项目。
黄冬娅：新媒体公众号我比较喜欢“雅理读书”。在学界GDP化的时代，雅理读书还保有了知识分子的旨趣和品位；它关心公共问题，但又不持简单的启蒙态度；虽然由法学学者运作，但是却体现了人文社科的学术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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