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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基金”能促进生育吗?钱从哪儿来?看看学者们都怎么说

在一些学者眼中,设立生育基金是解决生育问题最便捷最有效的做法;但在另一些人眼中,这种设想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不仅无助于解决低生育问题,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文丨许睿尧(界面实习记者)、闫桂花

“生育基金”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1月10日,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称他们找到了“解决低生育的办法”,那就是“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

时至2022年,当全国人口出生率已跌破10‰并预计最快最近一两年就开始负增长之际,鼓励生育势在必行已成学界共识;但具体怎么做,尚无一致看法,其中争辩最激烈的当属“生育基金”制度——在一些学者眼中,这是解决生育问题最便捷有效的做法;但在另一些人眼中,这种设想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不仅无助于解决低生育问题,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本文围绕最近几年有关“生育基金”的争议做了一些梳理,籍此可以一窥学者眼里的生育基金是什么样子的,赞成派、中间派和反对派各持什么论点,争议的核心又在哪等等。

 

一、赞成派:“生育基金”宜早不宜迟,但对“钱从哪儿来”看法不同

1.刘志彪张晔:尽快设立具有强制性和保障性的生育基金制度

最早引发“生育基金”大讨论的是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刘志彪和南京大学副教授张晔2018年在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

该文建议,作为鼓励人口生育的中期手段,应尽快设立具有强制性和保障性的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

具体做法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这样一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减轻财政补贴的负担;二是能鼓励公民早婚早育,提高生育意愿。

2.胡继晔:设立生育基金,丁克征税

与《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一起出现的,还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胡继晔的发言。他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发达国家为了鼓励生育都会对生育进行补贴,因此建议设立生育基金。但钱从哪儿出?

他的答案是,由过去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来负担。原先的计生罚款,罚了好多钱,都哪儿去了?张艺谋就交了700多万的社会抚养费。这些钱可以负担生育基金。

另一个建议是对丁克征税。“不生孩子的人更应该交生育基金。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生育,向超生的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但是未来鼓励生育,应该向丁克家庭征收未来的社会抚养费,人老了之后光靠钱是没用的,还是需要年轻人,别人家的孩子来照顾。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后没有后代,是要占用社会资源的,所以将来要对丁克家族进行征税。”

在舆论反弹后,胡继晔回应无法设立专门的“丁克税”,而是对于丁克家庭,可以从个税抵扣的部分,实现对其“不鼓励”。如若他没有抚养的小孩或老人,其抵扣就少,交的个税自然就比别人多。养孩子比较多的家庭,有这方面的开支证明,通过抵扣后其交税就少。养老人多的家庭,其交税也应该少。

但无论是“生育基金”,还是“丁克税”,这些说法一出,就遭到了官方媒体的驳斥。央视网称,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生还是不生,都是个人和家庭的自由。我们可以通过宣传鼓励生育,也可以制定激励政策引导生育,但不能以“设立生育基金”之名对不生或少生家庭行惩罚之实,更不能动不动建议收费。该文表示,无论是从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着想还是从经济健康发展的长远考虑,都应该想方设法地让群众的钱包鼓起来,而不是瘪下去。

3.任泽平:从国家层面建立“三孩生育基金”

早在2021年11月左右,任泽平就发文称,建议从国家层面建立“三孩生育基金”。文章称,为避免加重政府和企业负担,可由央行或者财政部来设立三孩生育基金,比如,由央行下发资金给财政部或者给某一家机构,专门地方政府可以来申领,企业也可以来申领。专门设立生二孩、三孩、多孩的基金,用于支持每孩每月的现金激励或者个税抵扣。任泽平认为,这是在个人、企业、地方政府资金压力都比较大的情况下比较可行的方案。

与“三孩生育基金”的建议相比,任泽平的最新提议显然更为激进,也更富有争议性。最新提议称,“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时间让)社会多生500万孩子”是现在“最务实有效可行”的办法。

不过对此,普遍的看法是,让央行印钞的建议无视通胀风险,是釜底抽薪的做法;另外,靠4万就能鼓励多生育一个孩子的想法很难实现。澎湃网对此发表评论文章称,央行印钞绝不是开动印钞机那么简单,对于物价、货币价值、资产价值都会产生难以预估的连锁反应。“作为经济学博士,任泽平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4.梁建章:中央财政拨款建立基金、现金发钱

梁建章是任泽平之外另一个长期鼓吹生育政策的人口学者。早在2019年,他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就表示,为生育家庭提供直接现金或退税等财政补贴,是众多鼓励生育政策中最简单、最便于实施的。他建议采取累进补贴,第一胎少补贴,第二胎多一些,第三胎补贴更多。去年在其他媒体发声时,他曾表示生育一个孩子可以鼓励100万元。

钱从哪里来?他认为应该由中央财政来出。但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梁建章分析称,如果中国需要把生育率从现在的1.1(“七普”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3)提高到2.1的更替水平,国家大概需要花费十万亿的财政支出,均摊给大概一千万个小孩,则每人一百万。

二、中间派:“生育基金”应该作为长期机制去探索

党俊武陆杰华:可以考虑相应制度安排,具体操作和可行性仍需探讨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认为,可以考虑相应的制度安排,但并不是国家掏钱这么简单,生育基金既要有所作为,也要量入为出

各地方政府制定具体办法时需要遵循系统性的原则,既有利于缓解育龄夫妇的生育压力,又能保障企业的运行活力,这是一个大的原则方向。应该做生育友好型的经济,在企业和职工、收入和休息、劳动和休闲中找到平衡。

党俊武提出,就生育基金而言,国家和地方甚至单位都可以牵头建立,包括我们新提出的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这些钱也可以用于鼓励生育。但是,在全球经济都处于艰难复苏的情况下,建立生育基金更加应该作为一个长期的机制去探索。在当下,我们可以先推动一些政策倡导,比如休假的激励。未来,政策还会延伸到提高收入、延伸到住房、教育、就业等领域,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逐步推进。

三、反对派:人口问题不只是钱的问题

杨成钢:钱并非促生育的主要痛点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此前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低生育这个问题,经济方面并不是真正的痛点,要想彻底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光靠印钱肯定是不够的。”

他进一步分析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低生育率是一个共性问题,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劳动参与率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改变。诸如教育的内卷,婚姻观念的转变等,都不是经济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国家“印钱”就可以根本解决的正如延长产假本身也是把“双刃剑”,有可能影响到企业对女职工的录用,长远来看反而不利于女性就业

实际上,“生育基金”或者与其类似的现金发钱鼓励生育的做法在世界其他国家早已有施行。具体做法主要有:发放母亲津贴、发放育儿津贴、在住房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等。

从结果来看,这些政策在一些国家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韩国南方卫理工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Wookun Kim在今年1月发表的研究中考察了2000到2015年期间韩国的现金刺激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发现这一政策延缓了生育率的滑坡——一胎生育率增加了8%,二胎和三胎生育率均增加了5%。另外,该计划还改善了性别失衡状况,对职场妈妈效应最大。

但是似乎也不能因此对“生育基金”抱有过高的期待。比如在邻国日本,尽管日本政府大部分地区会在提供一次性的生育补贴,同时为0-15岁的孩子提供经济补贴,但迄今为止日本人口仍在负增长。

可以说,促进生育需要全方位的政策设计,绝不止设立“生育基金”或者简单粗暴地发现金那么简单。鼓励生育的初衷是好的,但建议是否可行,则需要谨慎的论证和专业的分析,并避免情绪化的宣泄。

 

 

参考资料

1.张晔、刘志彪 | 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

2.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生育基金应由国家出钱,不鼓励丁克

3.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

4.建章解读七普数据:中国的生育率将是世界最低?

5.人口专家陆杰华:三孩政策效果如不达预期应尽早全面放开生育

6.【观察】设立“鼓励生育基金”能否提高生育率?

7.马上评|少一些“任泽平式”的哗众取宠吧

8.阚唯,梁颖,李成福.国际鼓励生育政策实践对中国的启示[J].西北人口,2018,39(05):47-56.DOI: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8.0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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