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脱欧这个话题下，值得思考的一点是：欧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著名史学家托尼·朱特的经典作品《战后欧洲史》是有关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朱特对欧洲、欧盟、民族国家的解读是：在2005年，欧盟没有取代传统的边界意义上的国家，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也不可能取代。

本文选自《战后欧洲史·卷四》（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2014），有删节，标题为编辑加。由三辉图书授权界面转载。

欧盟没有取代传统的边界意义上的国家

21世纪初，欧洲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处境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左派和右派或第三条道路的问题，甚至不是“美国式”或“欧洲式”的问题，因为人民的心里都十分明显地倾向于欧洲。确切地说，它是一个疑问，一个在 1945年的历史中就已经被提上日程的疑问，这个疑问悄无声息地、坚持不懈地驱赶走了其他曾经吸引欧洲人民的诉求，位居前列。那就是：对于这些单一民族的国家来说，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一种未来？他们有未来吗？

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个自治自理，和邻国除了一个共同的边界之外没有其他共同之处的单一的民族国家了。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丹麦人，甚至英国人，如今都是欧洲人。几百万的印度锡克教徒、孟加拉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塞内加尔人，等等，也都加入了欧洲人的行列。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每一个人所属的国家都加入了——或者想加入欧盟，所以他们现在自然也就应该算是欧洲人。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部单一市场，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商，其成员国在所有的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的规定下唯一的权力来源。

如今的社会固定生产要素（诸如能源、矿产、农田，甚至地理位置）等硬件方面的相对优势比不上教育、研究和投资等软件方面的有利政策时，欧盟在其中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市场的构成中，国家的作用——用制定政策来规范市场、劳动关系和商业行为——总是非常重要，现在这样的法律和法规由欧盟来制定；欧盟有自己的货币，所以也可以在市场上通过货币本身来发挥着一种近似垄断的权力。唯一留给成员国自己实施的重要的经济活动就是税收政策的制定，因为英国一再坚持要保留这样的权力。

但是人们是生活在社群中而不是生活在市场中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些社群或自愿或被迫（多数时候是后者）聚集成群，成为国家。在经历了1914—1945年的世界大战之后，各地的欧洲人都觉得国家的建立是各民族的头等大事：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大事表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比什么都迫切的需求。然而随着经济繁荣、社会和平、国际局势的稳定，这样的一种需求也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强大公共权力的质疑、对个人权威的期望和取消限制个人能动性政策的要求。而且在超级大国的时代，欧洲的命运似乎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了。欧洲单一的民族国家因此越来越显得可有可无。但是，自从1990年以来——2001年以来就更加如此了，这些国家似乎又开始显得举足轻重起来。

早期的现代国家有两种功能紧密相关：征税和发动战争。欧盟并非一个国家，它既不征税也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大家都知道，事实上用了很长时间，它才获得了初步的军事能力，更不用说制定对外政策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反感再进行一场欧洲战争，他们要防御的唯一潜在敌人已经转向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了。

2001年“9·11”事件后，为欧洲前途而开的这张“后民族”时代的处方，其局限性暴露无遗。传统的欧洲国家毕竟不仅仅对外作战，还要维护国内和平。就像霍布斯在很久以前认识到的那样，这就赋予了国家鲜明的、不可代替的合法地位。最近几年，非武装平民的暴力政治冲突在一些国家时有发生（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在这些国家里，国家的重要性——它的警察、军队、情报机关和司法机构——永远存在。在恐怖主义横行的时代，国家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掌控是对大部分民众的安全非常重要的保证。

保护自己公民的安全是国家的职责所在。没有什么能够证明布鲁塞尔（欧盟）将要或者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负担起这样的责任。从这样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国家是本国公民重要的合法代表，尽管欧盟也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权力，但在这方面却不能和国家相提并论。欧洲人可以享受到越过自己的政府首领直接向欧洲法官申诉的权力，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明白，德国或英国的国家法庭为何会如此乐意接受斯特拉斯堡或者卢森堡的判决，但是当要想解决枪支、炸弹造成的问题时，责任（因此也是权力）就一定在伦敦或柏林。试想如果一个欧洲的公民房子被炸弹炸毁了，他到底会怎么办？难道会给欧盟的官员打电话吗？

托尼·朱特，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被称为“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

公民身份、民主、权利与义务是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有着公民踊跃参与政治的传统的国家里。公民亲自参与政治相当重要：参与到你感到自己是其中一份子的那个国家之中。即便是在一个有着高速火车和实时的电子通讯时代，你仍然不知道在葡萄牙的玻因布拉市或者波兰的热舒夫市之类的地区怎样才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为了保留这个概念的含义，为了欧洲人怎样从有利的意义上参与政务，他们把可预见的将来寄希望于里斯本或者华沙，而不是布鲁塞尔。如今世界上的大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是或者由集权形式领导，或者采用绝对的离散体制，而人们对联邦首都及其全部工作持相当大的怀疑态度，这绝非偶然。

表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在2005年，欧盟没有取代传统的边界意义上的国家，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也不可能取代。在希特勒失败60年后，多重身份、主权和边界一起界定了欧洲及其历史，这些因素自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环环相扣。所谓新的、外面的观察家们很难理解的现象，就是一个人既是法国人又是欧洲人，或者既是加泰罗尼亚人又是欧洲人，抑或是既有阿拉伯特色又是欧洲人的可能性。

两种爱国主义

有特色的民族和国家并未消失，正如这个世界还没有统一成为“美国模式”一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展现出了社会形式的多样性和对市场与国家问题上视角的多重性，所以说，欧洲也喜欢民族和传统。我们误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后民族”或“后国家”的世界，是因为太过于注重全球化的经济进程，因而误认为相似的、跨民族的发展模式也一定会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效。单从生产和贸易过程来看，欧洲实际上已形成了跨民族的连贯区域。但是如果从权力、政治合法性或者文化亲和力方面来看，欧洲仍然和过去一样，是由离散的国家组成的。民族主义起起伏伏，但民族和国家仍然存在。

不可预料到的是，实际上就在几十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21世纪初欧洲居然成了国际美德的模范：在一系列道德和国际关系制度方面，它被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的人们标举为效仿的典范。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选择美国模式的幻灭而产生的反响。但是它却赢来了良好的声誉，并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在去除了自己过去的罪孽和动荡之后，欧洲崭新的形象是否能够顺利地迎接新时代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人民怎样对他们中间和他们之外的非欧洲人做出反应。在21世纪之初纷扰频仍的年代，这依旧是一个公开的问题。

早在170多年前的民族主义时代之初，德国诗人海涅对两种集体精神做出了清楚的划分：

我们（德国人）被要求爱国，所以我们就爱国，我们做我们的统治者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这绝不是法国人所说的爱国主义，虽然和他们所说的那种情绪有着同样的名称。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意味着他的心是热情的，这种热情能使人的心灵变得宽广和辽阔，能使人不仅仅爱自己的亲人，还爱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文明世界。而德国人的爱国主义则意味着他的心灵像冷空气中的皮革一样凝固收缩，德国人憎恨所有外来的东西，更不想成为一个属于世界的公民，也不想成为欧洲的一员，他只想成为一个狭隘的德国人。

当然，如今法国和德国不再是批评家们的矛头所指了，但是海涅对两种爱国主义的划分非常直接地道出了当代欧洲的状况。如果新兴的欧洲倾向于德国式的选择，“像冷空气中的皮革一样凝固收缩”成一种防御性的狭隘主义——2005年春的法国和荷兰的国民公投就预示了这样的可能性，大多数人都明确拒绝接受提交表决的欧洲“宪法”——那么将会错过大好的机会，欧盟将不会超越其作为组织机构的功能。它最多只能是其成员国自身利益的总和，还有就是在最高层面上共同拥有一个代理机构。

但是，如果欧洲的爱国主义能够突破自我的局限，像海涅所说的理想的法国式爱国主义那样，展开双臂去拥抱整个文明世界，那么更多的事情是可以实现的。 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在此期间，欧洲跌落到深渊，这个古老大陆的复苏是一个缓慢而又不明确的过程。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过程永远没有结束——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生产越来越多、越来越物美价廉的产品，但是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提供全球通用的模式。尽管欧洲对于自己的过去很憎恶——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过去，但也只有欧洲人才能够向世界提供一些温和的建议，建议这个世界不再重复欧洲犯过的同样的错误。虽然在60年前很少有人能预料到，但21世纪将可能是属于欧洲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