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外部世界的危机都会引起一部分国人风景这边独好的感觉，而全然忘记在一个唇亡齿寒的年代，全球化的每一次退潮都会伤及所有的参与者，尤其像中国这样在这轮全球化中收获了巨大红利的国家。

如果无法独善其身，中国能扮演全球化拯救者的角色吗？按照中国官学两界一部分人士的说法，中国已经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并承担了巨大的代价，2008年的四万亿即为明证。如果没有中国增长的拉抬效应，全球经济颓势将更加明显。

此外，在不少人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的推出，中国企业对非洲、拉美和亚洲周边等地区的投资，各种自贸协定的签订和区域一体化推进，以及中国消费者惊人的购买力，都在对全球化势头的维持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这些努力的付出及其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否能够从根本上对陷入低谷的全球化起到振衰起敝的作用，还需要回到此轮全球化究竟因怎样的困境陷入了动力不足的尴尬状态这个根本问题。

美欧消费，中国生产，资源型国家和地区提供原材料的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告一段落，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时期。然而，在失衡的姿势下高速运行多年后，人们发现再平衡的难度比预期中要大上很多。再平衡越深入，在失衡的全球化下的得利者付出的代价越大。从拉美到中东到俄罗斯，大宗商品价格的先涨后跌给资源出口型经济体带来至深的创痛，而中国此前围绕确保能源资源供给而进行的“走出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便失去了预期中的意义，而冀望通过“金砖”们彼此抱团取暖，实现与发达经济体的适当“脱钩”也不了了之。

美国经济的复苏虽比人们预料中的强劲，然而危机前透支性消费荣景难再，再加上无就业复苏的阴影挥之难去，人工智能勃兴带来工作岗位进一步流失的威胁越来越近，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靠美国市场拉动全球消费的老路已经回不去了：全球经济需要新的驱动力和循环模式。

曾经有段时间，人们冀望于中美侧重点不同的“玩法”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新动力。美国希望通过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再辅之以制造业回流，来收复上一轮商品贸易全球化中的失地。而中国则希望通过在非洲等地的投资设厂，一如当年日本将雁阵模式带到中国那样，将上一轮全球化的接力棒延续下去。一些中国学者将此一升级版雁阵模式称为“领头龙”模式，并对其成功表示信心满满，然而却有意无意间无视谁来消化这些新建产能的终极问题。

如果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能够凭借此前攒下的全球化红利，左手消费美欧的高端服务和高端制造，右手消化后发制造地区的产能，全球化的继续运转自然可期。然而实践证明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新兴市场国家后危机时代大规模基建投资，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速，在实际上效果等于在老路上越走越远。

和美欧发达经济体一样，新兴市场国家也陷入了因收入分配不公平、资产价格泡沫过大等导致的总体需求不足的困境，且自身正在经历一番痛苦的去产能和经济结构调整，大规模拉动外需实在鞭长莫及。而其新富阶层通过奢侈性消费对外需的局部拉动，则足以引发本国民众对全球化的需求流失型反弹，进而导致相关政府部门不得不通过海关环节作出适当反映，这与发达经济体民众对全球化的岗位流失型反弹，形成了反讽性的唱和。

上一轮全球化终结于各经济体内需不足压力下全球市场的竞夺，以及全球市场崩溃下以邻为壑式的自保，这一轮全球化能否以及如何摆脱需求不足的历史性魔咒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此轮全球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