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4期主持人 | 董子琪

没想到，封控前买的两瓶可乐竟然变成了稀缺品。小区群里由可乐换万物的聊天记录转了好多次，有的邻居也把自己的群昵称改成了“缺可乐”或是“xx换可乐”。我因为舍不得仅剩的两瓶可乐，就计划着喝，每天抿一口，到最后可乐的气全跑掉了，再喝起来像是九十年代的甜糖水。想起科马克·麦肯锡在《路》里写的人类世界的最后一瓶可乐，读的时候还觉得是作家美国式的夸张，都到这个时候了，谁还会在乎可乐呢。可是人就是这么矛盾，一边需要肉蛋奶维持生命，一边也需要可乐咖啡这些“非必需”物资来保持镇定，由此也对“必需”和“非必需”的划分有了重新理解。

这个时候囤物都有哪些要诀呢？有人早就做好了长期的准备。2020年疫情爆发时我曾连线作家马原。他住在云南的南糯山中，那时山也封了，山门设卡，不可以进出，但好在家里种了菜，还有两个大冰箱，装得满满的。他说，我老婆很开心，说地里有青菜，冰箱里有脂肪和蛋白质，撑一两个月没问题。 

囤物是为不确定的未来作准备，但这个准备到底能有多周全？大概最齐全也齐全不过卡夫卡的地洞。《地洞》写于卡夫卡人生的最后阶段，讲主角计划周密地建设地洞、囤积物品，为伺机袭击自己的敌人做准备。他的建设和囤积类似一种精神偏执，他心甘情愿地与地堡合为一体，因为这里是完全自主的领地，然而不管筹备多么周全，恐惧总是如影随形，“地洞不仅是一个救命之窟，当我站在周围堆积着高高的肉类贮藏品的城廓之中时，纵览这里延伸出去的十条通道。……这里是我的城堡，是我用手抓、用嘴啃、用脚踩，用头碰的方法战胜了坚硬的地面得来的，它无论如何不能归任何人所有。”

2020年疫情期间我们有一篇编译稿介绍了一本题为《地堡：为末日而建》的新书，此书也能折射出面对危机时人们心态的变化：纵观迄今为止有记载的历史，人类面临的存在性威胁从未像今天这样致命和繁多；还有一个专有名词用来形容这些为末日准备的人——即“预备者”，他们为不限于生化武器、新冠病毒的危机积极做自救的准备。

一、可乐成为硬通货，人们以非必需品找回生活的平衡

潘文捷：在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看来，被归为消费非必需品的这类行为是为了维持人的至尊性。他提出，消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性的消费，是为了维持存活和发展必需的消费，还有一种是非生产性的消费，这种消费不以生产为目的，不求回报。在《通向巴塔耶》一书中，作者张生看到，古代人的节日狂欢或建造金字塔的行为，都不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而是为了把过剩的财富花掉，战争更是人类社会的奢侈形式之一。在这些消耗财富的过程中，国王、君主可以获得转瞬即逝的、闪耀着荣光的至尊性，同时他们也把至尊性传播给了更多的人。按照巴塔耶的理论，因为人人都不甘心被奴役，都有对至尊性的向往，所以人们愿意把自己的财富挥霍，运用于非生产性消费，以维护自己的至尊性不至于在生产性的世界中被遗忘。因此，消费、浪费、挥霍其实是一种解放。

尹清露：这几天可乐易物的新闻让我非常感同身受，因为我是一个每天都会喝可乐的人，并认为可口可乐推出的小罐装是最完美的发明之一，既满足了瘾，又不会喝不完浪费。我想我深受大学时候的外教老师Ken的影响——Ken人到中年，大腹便便，每次上课都会带着一大桶冰可乐，还会教育我们：“可乐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品，比茶要健康多了！” 

可乐之所以令人愉悦，是因为它的甜度和碳酸对口腔的刺激达成了一种绝妙的平衡，而味觉连通着精神，所以也能让人在失衡状态下找到平衡吧。绝望时人会希求大剂量的甜食，也是想加速找回生活的平衡，而当绝望成为日常，持续供应的可乐就是活下去的理由。之前还读过西敏司写可口可乐在二战美国时的重要地位，在海外服役的军人被剥夺了所有与个人有关的物品，身边没有熟悉的文化标记，可口可乐就成为心理寄托和象征。常常有士兵在写信回家时说，自己是为了保卫喝可口可乐的权利而战。我深以为然，活着不是为了最低限度的欲望，也是文捷提到的尊严感，在这个意义上，可乐咖啡才应该是生活的必需品。

林子人：几天前我们很幸运地叫到了一次外卖，除了两盒红烧肉盖浇饭以外还有两罐可口可乐。我和先生郑重其事地拿出了两个杯子分享了一罐可乐，我小口小口地品尝那棕黑色的汽水滚过舌尖的滋味，真好喝啊，我好像从来没有觉得可乐那么好喝过。

摄影家刘香成拍摄的那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照片中，有这么一张照片：一个身穿军大衣的年轻人在故宫门口拿着一瓶可口可乐。刘香成向来以善于观察和捕捉社会转型期中人们神情举止的微妙变化著称，这张照片中的种种元素就体现了不同时代精神和社会风潮的碰撞与张力。于我而言，可乐本是一个寻常到不值一提、甚至在很多时候为了维持体重避之不及的物事，但当我真的不再能理所当然地、即时性地喝到它的时候，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当年可口可乐作为市场经济商品化象征的深意。

姜妍：这个问题我没啥发言权，因为烟酒可乐咖啡这些东西我已经很多年不碰了，偶尔朋友间餐聚喝点茶，自己在家却也很少想起来泡。有一次我的中医大夫问我平时喜欢吃什么，大概是要看看饮食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我愣在那里几秒钟，觉得报菜名也不太合适，最后憋出来了一句“我喜欢吃饭”。不过我同意清露的观点，可能人们需要在失衡中去找到一些新的平衡，只是我的疑惑是，这种寻找平衡的过程是否一定要靠外力，还是也可以用内在的方式找到？

二、维生素还是薯片咖啡，囤些什么维系脆弱的现代生活

徐鲁青：最早期听说上海要全面封控，囤物资的时候我看了一堆公号文章，听从它们的营养学建议，精准计算营养成分、存放时间和占据空间的综合性价比。那些我最爱吃的东西：空有热量还体积庞大的膨化食品、维生素含量远不如几个水果的果汁饮料，含糖量畸高的曲奇饼干，都被我从采购名单上一一划去。我囤麦片、蛋奶油、abcde各种维生素，预估封城数月后不仅营养均衡，而且脱胎换骨成为健康人。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发现人的基本生活越是没有保障，需要的安慰性物资就越多，比如过高的热量、油脂与糖分，它们的意义被营养学忽略了。

被封控一个多月后，薯片、咖啡和酒精是我最后悔没有囤的东西，营养性价比低，却能给人巨大的心理安慰。前段时间我用一大包意面和邻居换了几条雀巢速溶，咖啡因宛如可卡因，人生在满足“瘾”的那一刻有了新意义。我开始理解二战时德国后方吃不饱饭也要炒点小麦冲水，做低配咖啡喝。当生活围着续命打转，一切都要掐着指头计算投入产出比，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正是这些堕落的非必需品在拯救我们的生活，它们关乎尊严也关乎自由。

非必需与必需的建构背后还隐含着权力结构，之前一个豆瓣友邻写，小区里有女生想组织团购冰淇淋，在群里被骂不理解基层志愿者、不考虑形势大局，但实际上刚有一大群男性组织团购完香烟，给出的解释是成瘾性物质没有办法。但为什么就不能有冰淇淋成瘾呢？为什么香烟瘾就应该摆在冰淇淋瘾的前面呢？这也让我想到卫生巾从武汉疫情到现在一直被划作“非必需品”的范围，当女性抱怨卫生巾供应不足的时候，得到的回应总是：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提这些需求？

姜妍：其实很难去假设，预想的和实际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状况会非常不同，就像鲁青的设想和实际运作里产生了偏差一样。如果让我只是凭空现象的话，我可能会认真考虑怎么能在阳台上种植一些可食用的植物。另外歪个楼，其实很多营养学家的考量只是从摄入层面进行了讨论，而没有考虑到个体差异化对营养物质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吃进去以后吸不吸收以及吸收多少的问题。

叶青：我以前是买葱按根，买蒜按瓣的人（南方的菜场是可以这样的）。当顿的食材一定是现买现用，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囤一堆东西，把冰箱塞得满当当，拿个东西还得东挪西腾，到最后许多东西坏掉/过期也没吃完，既浪费又不环保。但如果现在打开冰箱门看到满满的食物，大概会觉得充满了安全感吧。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些长辈喜欢有囤东西了，他们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居安思危大概已经刻在了基因里。如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了相似的经历，以前因为冰箱太满这件事没少唠叨我妈，没想到居然能有和她的冰箱和解的一天。

林子人：一周前我就开始担心家里的盐不够了。想到自己以前认为东日本大地震后中国人囤盐的行为甚是可笑，不禁自嘲“小丑竟是我自己”。本周调味罐中的存盐量愈发岌岌可危，中午做菜时不小心撒了一点盐在锅外，心疼不已。盘算着本周之内这一点盐肯定是要吃完了，届时必须要克服社恐和薄脸皮向邻居求助。没想到刚收到的第三波物资里恰恰好有一袋盐，危机解除。

在封控到近一个月的时候，你会发现“必需品”比你想象得要多。除了食物以外，任何消耗品在没有渠道购买的时候都会变成必需品：卷纸、清洁剂、洗衣液、卫生巾、消毒湿巾、药物、维生素片……所以囤物资这件事根本禁不起细想，因为需求会随着危机的发展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囤满冰柜或专门去添置冰柜并寄希望于此，恐怕并不足以让人安心。在我看来，囤货心理的回潮提醒我们注意当代城市生活的脆弱——基于金钱交易的便利生活建立在社会高度分工、商品从生产、运输到销售整个供应链运作畅通无阻的基础之上。而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太过想当然地接受了社会运作的这套底层逻辑，以至于到真正的危机出现的时候，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