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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屏幕的诅咒如何生效?从电影《咒》谈恐怖片的媒介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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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屏幕的诅咒如何生效?从电影《咒》谈恐怖片的媒介变迁史

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来自屏幕另一边的虚假诅咒?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导演的个人执念,也可以揭示出恐怖片的媒介变迁史。

《咒》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记者 | 尹清露

编辑 | 黄月

今年3月于中国台湾地区上映的恐怖片《咒》在前不久于Netflix播出。伪纪录片形式+民俗主题的亚洲恐怖片在近几年颇受关注,《咒》一经播出就迅速引起热议。然而,人们津津乐道的并不是剧情的好坏,而是它的“晦气”程度——这和影片的情节设置有关,片中的母亲李若男为了拯救女儿不受邪灵侵扰,录下视频让观众念八字咒语为她祈福,但观众最后才发现祝福其实是诅咒,李若男的目的在于让更多人分担并稀释女儿的厄运。

导演柯孟融曾在采访中坦言,这部影片的本质就是一封(给观众的)诅咒信,要“拍到让全世界永远记得我”。与2021年下半年另一部重要的恐怖片、温子仁的《致命感应》相比,柯孟融的孤注一掷更加明显。温子仁已经久负盛名,高预算和资方的期待也无形中要求电影更符合大众胃口,但是柯孟融自从第一部恐怖短片《鬼印》在网络上爆红之后,其他作品都反响平平,这也注定了《咒》只能走一鸣惊人的路线,并不惜付出冒犯观众的代价。

《咒》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就结果来说,以低预算拍出高票房的《咒》当然成功,但片中赤裸裸的“恶意”也引来一片讨伐,该片豆瓣评分直降到6.9。也有豆瓣网友认为,这种应激反应暴露出了一部分观众本就薄弱的观影基础,类似的“晦气”桥段在其他恐怖电影其实十分常见,观看恐怖片就是要做好接受冒犯的准备,比如泰国片《厉鬼将映》里主角看盗版电影后惨死的情节冒犯了所有看盗版的人,日本怨灵片《残秽》中的一句“说者见鬼,听者见鬼”也让观众不禁怀疑自己身上是不是也粘上了脏东西。

不过,这些故事大都发生在影片内部,导演的“恶意”也通常比较委婉。虽然打破“第四面墙”、玩弄观众并间接探讨暴力等现实议题的影片也有很多,但直接给观众下咒的恐怖片可以说是绝对罕见。本文想要辨析的问题是,这一诅咒是如何跨过屏幕生效的?换言之,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来自屏幕另一边的虚假诅咒?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导演的个人执念,也可以揭示出恐怖片的媒介变迁史。

媒介恐怖片:于无形处显影的幽灵

观影经验丰富的观众会发现,虽然《咒》用了本土民俗作为主要惊吓元素,但故事走向与惯常的中国台湾地区恐怖片无异,并继承了日式的“现代都市怪谈”,也就是借电视屏幕、手机铃声等现代媒体让幽灵现身,并把厄运传递给下一个人。柯孟融也数次在采访中提到,《午夜凶铃》和《鬼来电》都极大地影响了自己的观影旨趣,所以从这层意义来说,《咒》只不过是比这些影片多走了一步,将诅咒转交给了观众而已。

《鬼来电》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这类“媒介恐怖片”缘起于日本电影工业的转型。20世纪70-90年代,正值日本电影工业从制片厂体系向独立制片转变的时刻,大电影公司的演员专属制度濒临崩溃,演员们不得不另谋出路,许多导演也成为了独立电影人,他们一方面需要大公司的资金赞助,另一方面则在独立工作室内创作电影。同时,电影开始以DVD等多媒体格式发行,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影院放映方式。正如电影研究者Tom Mes和Jasper Sharp所说,这些新电影人的电影哲学与旧时期完全不同,他们自知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所以才能尽情发挥,创作出全新类型的作品。

于是,这一剧烈的转变直接导致了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日本恐怖电影《女优灵》的诞生。影片中首次出现了存在于旧胶片中的女鬼形象,长发飘飘面色苍白的造型也被看成是贞子的前身。电影文化研究者王飞在分析日本恐怖片时认为,女幽灵借胶片还魂,是明星制度的崩解给演员个人造成的迫害的隐喻;但如果说这一时期还停留在对旧时代的怀旧,那么《午夜凶铃》则正式开启了“怨灵”的现代媒介叙事,只要有人不幸观看了那盘怪异的录像带,就会立马接到无名电话,并被告知只有一星期的活命时间,录像带被不断复刻,就总会有人不断死去。类似的故事在后来的《咒怨》《鬼来电》中一再重演,并全面征用了家用监控显示器、电话或手机等日常媒介,带给人恐惧近在身边的感受。

所谓的“媒介恐怖”并非日本独创,斯坦福大学从事电影与媒体研究的学者沙恩·邓森就曾指出,恐怖片经常利用媒体历史性转变的迷失作为情感驱动力,并把新旧时期之间的不安显影为“幽灵”。比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过渡的同一时期,恐怖片这一类型也被固化了下来,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当观众还在努力适应有声电影塑造的新现实,1931年的《德古拉》和《弗兰肯斯坦》就给观众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即银幕上说话的都是像吸血鬼那样的幽灵或怪物。

《弗兰肯斯坦》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在90年代初,当新视频技术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普及,第一部取得商业成功的伪纪录片《女巫布莱尔》通过混淆影片中的摄像机和实际拍摄时使用的摄像机,说明了这种普及可能造成的认知危机。而当拍视频不再神奇、伪纪录片也沦为庸俗常见的手段时,市场上又出现了完全摒弃摄像机的“桌面恐怖片”。《解除好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影片直接用苹果电脑的桌面作为取景框,呈现了一个社交媒体时代关于网络霸凌的故事。一开场就出现了一个貌似遭遇故障的环球影业标志,这直接削弱了观众对图像的信任;主角在电脑中毒后便猝然死去的情节,则唤起了人们点击恶意下载链接后可能经历的不确定和失控感。

可以说,媒介的变迁史也相当于幽灵的“搬家史”,无形的鬼魂栖居于人们的磁带和DVD之中,最终进入网络,成为了病毒的另一个代名词。

《解除好友》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咒》:对观众的诅咒如何揭示出网络视频带来的暴力与不安?

与上述影片相比,《咒》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从表面上看,它采用的伪纪录片形式以及看完录像就中邪身亡的设定都颇为常见。但是,真正令人心有余悸的是结尾处的反转,是“我竟然被迫参与了这场邪教仪式”的震惊和困惑,观众发现自己无法继续做冷静的旁观者,而成为了影像空间中的行动者之一。它也带来了这样一种感觉,即看恐怖片再也不能像坐过山车那样可以全然地享受恐惧,因为过山车的安全带已经开始松动了。

令这种恐惧和困惑成为可能的,是我们与媒介的关系中透露出的不安气息。现如今,录像带不再需要复制才能转交给下一个人,《午夜凶铃》式的闭环叙事也不起作用了。视频传播的过程已经脱离了创作者的控制,它可以被即时上传或者通过直播被所有人看到,这导致观众可以肆意地与播主进行互动、发出评论,也可以自行下载视频,并做出各种二次创作,甚至通过分析拍摄环境的蛛丝马迹人肉出对方住址也是常有的事。哲学家韩炳哲在著作《在群中》就批评过这类毫无距离感的观看,他提出,公众性的前提之一是对隐私保持尊重,然而“世界所充斥的是一种彻底的无距离感:私密被展览,隐私被公开”。

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者被置于一种脆弱的境地,而无时无刻不在接收新信息的观众也需要承受更多信息污染。双方的角色经常互换,也时常互相施加暴力,在《咒》的故事里,李若男诅咒观众的做法就属于这样的暴力。

在影片开头,李若男先是用私人影像的方式,构建了一个似乎只属于自己和女儿朵朵的“新生活日记”,镜头对准了刚从保育园接回来的朵朵的脸、摆满洋娃娃的小房间,这让观众放松警惕,毕竟在我们的记忆中,家庭影像是温馨友爱的,而且只能被有限的几个人看到。但是我们忘记了,在短视频时代,即使是家庭影像也可以传播到世界的任意角落,而李若男在片中的设定就是一名视频博主,她深谙录制和剪辑的技术,也知道怎样能让观众相信故事构建的逻辑。所以,就在观众已经对她的母爱说辞深信不疑,也对伪纪录片免疫的同时,诅咒刺破屏幕的瞬间才显得格外“晦气”,效果几乎不亚于当年贞子爬出电视的一幕。

《咒》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在分析影片《午夜凶铃》时,王飞还曾经指出,促使恐怖发生的并不是录像本身,而是“观看录像”的欲望,这种欲望可能会反噬观看的人,女记者浅川玲子就是为了查清录像带的真相而展开调查,继而遭受厄运的。

在完全的字面意义上,《咒》的结局也同样利用了这类观看欲。李若男不仅念咒,她还做了一件既惊世骇俗又缺德到家的事,也就是揭开邪神佛母脸上的红布,去让观众直面“绝对不可以被看到的东西”,自己却狡猾地遮住了双眼。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那张脸并非人脸,而是一个巨大的黑洞,这无疑让人想起女性生殖器的意象,随之而来的大量噪音和尖锐的婴儿哭声也在强化着这一印象。

在《恐怖的权力》一书中,精神分析学者学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将来自母体的杂质看做是一种卑贱、充满污秽的存在,而女性身体是无差别身份认同的场域,还未被文化符号标记,人必须要和母体分开,才能最终确认自己的主体。那么,揭开幕布的意味也就很明显了,扑面而来的“卑贱之物”连同映入人心的咒语,一起入侵了观众那摇摇欲坠的心理防线和主体边界,并进一步确认了诅咒的效力。而当绝对神秘的面庞在展示自身的过程中恶心到了观者,也便揭示出无休无止的窥私欲本来就是一件亟待我们反思的事情。

《恐怖的权力》
[法]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著 张新木 译
商务印书馆 2018-3

当然,柯孟融本人可能并没想那么多,毕竟他的初衷主要是拍出一部足够吓人、又能在行销上有噱头的恐怖片。大黑佛母更像是印度湿婆和台湾地母的人为杂糅,八字咒语“火佛修一,心萨嘸哞”只是闽南语“祸福相倚,死生有名”的谐音梗,再用藏传佛教的呼麦唱法打造出来。就像媒体“陀螺电影”的影评指出的,作为“祝福”的另一面,“诅咒”只不过投映出了一些简陋的宗教概念,它们从未被充实过,仅仅是作为恐惧的模糊源头存在着。

但即使邪灵并不存在,观众所感受到的恐惧情绪,以及从恐惧出发所揭示出的时代更迭却是真实可触的。当我们知晓了这些,可能也就不会再觉得某部片子“晦气”或“唯恐避之不及”了吧。毕竟,从最朴素的角度来说,恐怖片这一类型本就遭遇过太多误解和冷眼,如果一部恐怖片足够优秀,这不应该是灾祸,而应该是祝福才对。

参考资料:

《恐怖的权力:论卑贱》 [法]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著 张新木 译 商务印书馆 2018-3

《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 [德] 韩炳哲 著 程巍 译 中信出版社 2019-1 

《日本恐怖电影》[美] 杰伊·麦克洛伊 著 连城 译 吉林出版集团 2009-11

Horror to the Extreme : Changing Boundaries in Asian Cinema  Jinhee Choi / Mitsuyo Wada-Marciano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8

“负相关性的恐怖: 后电影屏幕和网络中的不安的介导 ”[美] 沙恩·邓森 著 敖柏 译 世界电影 2022-2

“重论‘日本恐怖电影’:媒介恐怖与‘现代人’ 的噩梦” 王飞 著 当代电影 2021-4

“我给《咒》差评,不是因为‘晦气’” 陀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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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屏幕的诅咒如何生效?从电影《咒》谈恐怖片的媒介变迁史

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来自屏幕另一边的虚假诅咒?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导演的个人执念,也可以揭示出恐怖片的媒介变迁史。

《咒》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记者 | 尹清露

编辑 | 黄月

今年3月于中国台湾地区上映的恐怖片《咒》在前不久于Netflix播出。伪纪录片形式+民俗主题的亚洲恐怖片在近几年颇受关注,《咒》一经播出就迅速引起热议。然而,人们津津乐道的并不是剧情的好坏,而是它的“晦气”程度——这和影片的情节设置有关,片中的母亲李若男为了拯救女儿不受邪灵侵扰,录下视频让观众念八字咒语为她祈福,但观众最后才发现祝福其实是诅咒,李若男的目的在于让更多人分担并稀释女儿的厄运。

导演柯孟融曾在采访中坦言,这部影片的本质就是一封(给观众的)诅咒信,要“拍到让全世界永远记得我”。与2021年下半年另一部重要的恐怖片、温子仁的《致命感应》相比,柯孟融的孤注一掷更加明显。温子仁已经久负盛名,高预算和资方的期待也无形中要求电影更符合大众胃口,但是柯孟融自从第一部恐怖短片《鬼印》在网络上爆红之后,其他作品都反响平平,这也注定了《咒》只能走一鸣惊人的路线,并不惜付出冒犯观众的代价。

《咒》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就结果来说,以低预算拍出高票房的《咒》当然成功,但片中赤裸裸的“恶意”也引来一片讨伐,该片豆瓣评分直降到6.9。也有豆瓣网友认为,这种应激反应暴露出了一部分观众本就薄弱的观影基础,类似的“晦气”桥段在其他恐怖电影其实十分常见,观看恐怖片就是要做好接受冒犯的准备,比如泰国片《厉鬼将映》里主角看盗版电影后惨死的情节冒犯了所有看盗版的人,日本怨灵片《残秽》中的一句“说者见鬼,听者见鬼”也让观众不禁怀疑自己身上是不是也粘上了脏东西。

不过,这些故事大都发生在影片内部,导演的“恶意”也通常比较委婉。虽然打破“第四面墙”、玩弄观众并间接探讨暴力等现实议题的影片也有很多,但直接给观众下咒的恐怖片可以说是绝对罕见。本文想要辨析的问题是,这一诅咒是如何跨过屏幕生效的?换言之,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来自屏幕另一边的虚假诅咒?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导演的个人执念,也可以揭示出恐怖片的媒介变迁史。

媒介恐怖片:于无形处显影的幽灵

观影经验丰富的观众会发现,虽然《咒》用了本土民俗作为主要惊吓元素,但故事走向与惯常的中国台湾地区恐怖片无异,并继承了日式的“现代都市怪谈”,也就是借电视屏幕、手机铃声等现代媒体让幽灵现身,并把厄运传递给下一个人。柯孟融也数次在采访中提到,《午夜凶铃》和《鬼来电》都极大地影响了自己的观影旨趣,所以从这层意义来说,《咒》只不过是比这些影片多走了一步,将诅咒转交给了观众而已。

《鬼来电》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这类“媒介恐怖片”缘起于日本电影工业的转型。20世纪70-90年代,正值日本电影工业从制片厂体系向独立制片转变的时刻,大电影公司的演员专属制度濒临崩溃,演员们不得不另谋出路,许多导演也成为了独立电影人,他们一方面需要大公司的资金赞助,另一方面则在独立工作室内创作电影。同时,电影开始以DVD等多媒体格式发行,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影院放映方式。正如电影研究者Tom Mes和Jasper Sharp所说,这些新电影人的电影哲学与旧时期完全不同,他们自知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所以才能尽情发挥,创作出全新类型的作品。

于是,这一剧烈的转变直接导致了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日本恐怖电影《女优灵》的诞生。影片中首次出现了存在于旧胶片中的女鬼形象,长发飘飘面色苍白的造型也被看成是贞子的前身。电影文化研究者王飞在分析日本恐怖片时认为,女幽灵借胶片还魂,是明星制度的崩解给演员个人造成的迫害的隐喻;但如果说这一时期还停留在对旧时代的怀旧,那么《午夜凶铃》则正式开启了“怨灵”的现代媒介叙事,只要有人不幸观看了那盘怪异的录像带,就会立马接到无名电话,并被告知只有一星期的活命时间,录像带被不断复刻,就总会有人不断死去。类似的故事在后来的《咒怨》《鬼来电》中一再重演,并全面征用了家用监控显示器、电话或手机等日常媒介,带给人恐惧近在身边的感受。

所谓的“媒介恐怖”并非日本独创,斯坦福大学从事电影与媒体研究的学者沙恩·邓森就曾指出,恐怖片经常利用媒体历史性转变的迷失作为情感驱动力,并把新旧时期之间的不安显影为“幽灵”。比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过渡的同一时期,恐怖片这一类型也被固化了下来,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当观众还在努力适应有声电影塑造的新现实,1931年的《德古拉》和《弗兰肯斯坦》就给观众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即银幕上说话的都是像吸血鬼那样的幽灵或怪物。

《弗兰肯斯坦》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在90年代初,当新视频技术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普及,第一部取得商业成功的伪纪录片《女巫布莱尔》通过混淆影片中的摄像机和实际拍摄时使用的摄像机,说明了这种普及可能造成的认知危机。而当拍视频不再神奇、伪纪录片也沦为庸俗常见的手段时,市场上又出现了完全摒弃摄像机的“桌面恐怖片”。《解除好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影片直接用苹果电脑的桌面作为取景框,呈现了一个社交媒体时代关于网络霸凌的故事。一开场就出现了一个貌似遭遇故障的环球影业标志,这直接削弱了观众对图像的信任;主角在电脑中毒后便猝然死去的情节,则唤起了人们点击恶意下载链接后可能经历的不确定和失控感。

可以说,媒介的变迁史也相当于幽灵的“搬家史”,无形的鬼魂栖居于人们的磁带和DVD之中,最终进入网络,成为了病毒的另一个代名词。

《解除好友》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咒》:对观众的诅咒如何揭示出网络视频带来的暴力与不安?

与上述影片相比,《咒》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从表面上看,它采用的伪纪录片形式以及看完录像就中邪身亡的设定都颇为常见。但是,真正令人心有余悸的是结尾处的反转,是“我竟然被迫参与了这场邪教仪式”的震惊和困惑,观众发现自己无法继续做冷静的旁观者,而成为了影像空间中的行动者之一。它也带来了这样一种感觉,即看恐怖片再也不能像坐过山车那样可以全然地享受恐惧,因为过山车的安全带已经开始松动了。

令这种恐惧和困惑成为可能的,是我们与媒介的关系中透露出的不安气息。现如今,录像带不再需要复制才能转交给下一个人,《午夜凶铃》式的闭环叙事也不起作用了。视频传播的过程已经脱离了创作者的控制,它可以被即时上传或者通过直播被所有人看到,这导致观众可以肆意地与播主进行互动、发出评论,也可以自行下载视频,并做出各种二次创作,甚至通过分析拍摄环境的蛛丝马迹人肉出对方住址也是常有的事。哲学家韩炳哲在著作《在群中》就批评过这类毫无距离感的观看,他提出,公众性的前提之一是对隐私保持尊重,然而“世界所充斥的是一种彻底的无距离感:私密被展览,隐私被公开”。

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者被置于一种脆弱的境地,而无时无刻不在接收新信息的观众也需要承受更多信息污染。双方的角色经常互换,也时常互相施加暴力,在《咒》的故事里,李若男诅咒观众的做法就属于这样的暴力。

在影片开头,李若男先是用私人影像的方式,构建了一个似乎只属于自己和女儿朵朵的“新生活日记”,镜头对准了刚从保育园接回来的朵朵的脸、摆满洋娃娃的小房间,这让观众放松警惕,毕竟在我们的记忆中,家庭影像是温馨友爱的,而且只能被有限的几个人看到。但是我们忘记了,在短视频时代,即使是家庭影像也可以传播到世界的任意角落,而李若男在片中的设定就是一名视频博主,她深谙录制和剪辑的技术,也知道怎样能让观众相信故事构建的逻辑。所以,就在观众已经对她的母爱说辞深信不疑,也对伪纪录片免疫的同时,诅咒刺破屏幕的瞬间才显得格外“晦气”,效果几乎不亚于当年贞子爬出电视的一幕。

《咒》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在分析影片《午夜凶铃》时,王飞还曾经指出,促使恐怖发生的并不是录像本身,而是“观看录像”的欲望,这种欲望可能会反噬观看的人,女记者浅川玲子就是为了查清录像带的真相而展开调查,继而遭受厄运的。

在完全的字面意义上,《咒》的结局也同样利用了这类观看欲。李若男不仅念咒,她还做了一件既惊世骇俗又缺德到家的事,也就是揭开邪神佛母脸上的红布,去让观众直面“绝对不可以被看到的东西”,自己却狡猾地遮住了双眼。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那张脸并非人脸,而是一个巨大的黑洞,这无疑让人想起女性生殖器的意象,随之而来的大量噪音和尖锐的婴儿哭声也在强化着这一印象。

在《恐怖的权力》一书中,精神分析学者学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将来自母体的杂质看做是一种卑贱、充满污秽的存在,而女性身体是无差别身份认同的场域,还未被文化符号标记,人必须要和母体分开,才能最终确认自己的主体。那么,揭开幕布的意味也就很明显了,扑面而来的“卑贱之物”连同映入人心的咒语,一起入侵了观众那摇摇欲坠的心理防线和主体边界,并进一步确认了诅咒的效力。而当绝对神秘的面庞在展示自身的过程中恶心到了观者,也便揭示出无休无止的窥私欲本来就是一件亟待我们反思的事情。

《恐怖的权力》
[法]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著 张新木 译
商务印书馆 2018-3

当然,柯孟融本人可能并没想那么多,毕竟他的初衷主要是拍出一部足够吓人、又能在行销上有噱头的恐怖片。大黑佛母更像是印度湿婆和台湾地母的人为杂糅,八字咒语“火佛修一,心萨嘸哞”只是闽南语“祸福相倚,死生有名”的谐音梗,再用藏传佛教的呼麦唱法打造出来。就像媒体“陀螺电影”的影评指出的,作为“祝福”的另一面,“诅咒”只不过投映出了一些简陋的宗教概念,它们从未被充实过,仅仅是作为恐惧的模糊源头存在着。

但即使邪灵并不存在,观众所感受到的恐惧情绪,以及从恐惧出发所揭示出的时代更迭却是真实可触的。当我们知晓了这些,可能也就不会再觉得某部片子“晦气”或“唯恐避之不及”了吧。毕竟,从最朴素的角度来说,恐怖片这一类型本就遭遇过太多误解和冷眼,如果一部恐怖片足够优秀,这不应该是灾祸,而应该是祝福才对。

参考资料:

《恐怖的权力:论卑贱》 [法]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著 张新木 译 商务印书馆 2018-3

《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 [德] 韩炳哲 著 程巍 译 中信出版社 2019-1 

《日本恐怖电影》[美] 杰伊·麦克洛伊 著 连城 译 吉林出版集团 2009-11

Horror to the Extreme : Changing Boundaries in Asian Cinema  Jinhee Choi / Mitsuyo Wada-Marciano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8

“负相关性的恐怖: 后电影屏幕和网络中的不安的介导 ”[美] 沙恩·邓森 著 敖柏 译 世界电影 2022-2

“重论‘日本恐怖电影’:媒介恐怖与‘现代人’ 的噩梦” 王飞 著 当代电影 2021-4

“我给《咒》差评,不是因为‘晦气’” 陀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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