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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喜剧曾让一个老汉差点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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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喜剧曾让一个老汉差点笑死

我们中国的喜剧很少在故事、冲突以及人物方面进行研究,甚至出现了恶搞的喜剧。

如果你看过空间戏剧三月份发表的那篇关于王宝社老师的专访文章,肯定已经被王老师幽默风趣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如果你对享有“中国舞台喜剧第一编剧”美誉的王老师还不是很了解,不妨点击这里进行充电。

上次采访中,王宝社老师将艺术与观众比作恋人关系,说“你永远不要把观众当傻瓜,只有你把观众当聪明人,你的剧才会聪明。”

关于喜剧,王老师有太多金句名言值得大家借鉴。这次采访,最打动小空的则是那句:“老百姓喜欢就是最大的政治,你做出来的东西如果被观众骂,喊再多口号都没有用。”

王宝社老师编导的剧,究竟能给观众带来多大的笑声呢?

让咱们回忆一下央视春晚,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王爷与邮差》、黄宏和巩汉林表演的《鞋钉》、赵丽蓉和侯耀文表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等喜剧小品,你是不是已经跟我一样嘴角上扬、满脸笑意了呢!

包括陈佩斯主演的那部曾轰动全国的舞台喜剧《托儿》在内,这些作品均由王老师编导。千禧年,他为武警部队文工团创作的大型舞台喜剧《让你离不成》,在赵本山老家辽宁省铁岭市演出的时候,更是让一个老汉差点乐死。经过抢救,老汉才活过来。

《让你离不成》是王宝社老师创作的第一部大型舞台喜剧,填补了军内舞台喜剧的空白。关于这部剧的创作缘起,王老师感慨万分。他说当自己的很多喜剧小品在《综艺大观》上播出后,他就一直蠢蠢欲动想要创作大型喜剧,直到老首长把他调到武警部队文工团后,他才得以真正开始着手舞台喜剧的创作。

这位老首长把我调到文工团后,就请我吃饭。饭桌上,他先给我斟满了三杯茅台酒,然后又给自己倒上了三杯茅台酒。他先把自己的那三杯酒喝完,对我说:‘宝社,能跟你换台大型舞台喜剧吗?到时候就不是三杯茅台,而是三箱茅台酒了。’

首长叫刘世民,没有他用茅台酒刺激我,我可能就不会去创作舞台喜剧,他给了我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然后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应有的帮助。

今天,我要借空间戏剧这个平台感谢一下老首长,凡是看了我的喜剧不断乐的朋友都应该记住这位首长。

那么,王宝社老师的喜剧究竟乐在哪里,为什么他的作品会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

王老师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说道,喜剧主要分为平面喜剧和立体喜剧。平面喜剧就是语言包袱类的喜剧,你不用看他们表演,只是听广播匣子就能乐,赵本山前期的作品就是这样,黄宏的《超生游击队》也属于这一类。还有一种属于立体的喜剧,你不看表演是乐不起来的,比如陈佩斯的喜剧以及赵本山后期的小品。

我编导的喜剧作品则全部属于立体的结构的喜剧,我的《让你离不成》演了十六年,《托儿》演了十五年,《独生子当兵》演了十一年。这几部戏都是一演十几年,直到现在还在演出,这在中国很少见。这类喜剧的生命力就比较长。

我们说故事可以翻译,但是语言包袱却很难翻译,因为语言属于本民族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冯小刚的贺岁片在国内很受欢迎,却很难走向国际的原因之一。

相反,苏联导演梁赞诺夫的《两个人的车站》以及美国导演伍迪艾伦的《汉娜姐妹》等喜剧都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欢迎。因为他们的电影讲究的是人物和故事,追求的是喜剧冲突。

我们中国的喜剧却很少在故事、冲突以及人物方面进行研究,甚至出现了恶搞的喜剧。因为这些作品想让你乐,但是又没有办法让你乐,只能靠恶搞和撒狗血来博取观众的笑声了。

什么样的喜剧才是真正的喜剧呢?王老师在研究和创作喜剧的道路上又经历了哪些曲折呢?

采访中,王老师回忆说自己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排演过两个喜剧片段,一个是胡可老师的独幕喜剧《喜相逢》,另一个是宋之的老师的《群猴》。通过这些喜剧片段的排练,他感受到了喜剧艺术的魅力。

于是他到处搜集并阅读那些从国外翻译过来的喜剧理论有关的文章片段,并反复阅读了莎士比亚、莫里哀、哥尔多尼、万比洛夫、达里奥福等剧作家的名著。其中,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写的《笑——论滑稽的意义》这本书让他发现了喜剧的奥秘。

看到这本书时,我就感觉开悟了。实际上,这其中有一个过程。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读过这本书,但当时并没有读懂。在搬家的过程中,这本书就找不着了。当我真正开始从事喜剧的时候,就再次想起了这本书,但当时市面上已经不卖这本书了。

后来,我一个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朋友在他们图书馆里找到了这本书。因为书不外借,所以我将这本书以及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书 和《博马舍戏剧集》一起复印了出来。我如获至宝,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废寝忘食地读。这本书,我从不懂到看懂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这本书里给了我问题的答案。

如果说柏格森的书,让王宝社老师明白了喜剧是错位的艺术,喜剧的人物是机械化的人等问题,那么佛教《心经》里面那句“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磐”则让他从更高的相对真理层面明白了喜剧是研究人的艺术,看聪明人犯傻。

喜剧写什么呢?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深深教育了我:“愚人的蠢事不足为奇,聪明人的喜剧才叫人笑破肚皮,因为聪明人用尽各种方法和手段证明自己愚蠢。”

我们生活中有太多喜剧和笑话就是聪明人做的。卓别林曾说:“喜剧就是悲剧。”凡是生活中的悲剧都是聪明人干的,而喜剧作家去写这个悲剧过程就全部变成了喜剧,聪明人如何一步步地伤害自己,毁掉自己,喜剧写的就是聪明人犯傻。

王老师继续笑着对我们说,他最早研究喜剧的时候,研究的是人的缺点,后来发现应该研究人性的弱点。因为缺点可以去改正,但是弱点只能压制到一个度上。而在王老师看来,一个喜剧作家在研究人性的弱点时,研究的最好的对象就是自己。

我用“知道不知道”这句话来三省吾身。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在临终前回答他的学生们,他强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在于:我知道我不知道。意思就是,其他人认为他们什么都知道,但我知道有哪些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我们的老子在《道德经》中也写道:“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此外,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曾表述过这层意思。

其实,喜剧人物做错事的时候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在很认真地做错事。为什么很多好的喜剧都是在很认真地演,因为他不知道,观众知道。通过喜剧技巧,让观众先明白,站在上帝的视角看剧中人很认真地做错事。

喜剧在中国非常有市场,市面上很多所谓的喜剧都不深刻,不会提升民族文化。真正的喜剧都是通俗的,它必须以通俗的面貌出现,但是它的内涵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喜剧市场如此饥渴的当下,任凭观众千呼万唤,好的喜剧却很难出现。而春晚小品,本应该越办越好,事实却是越来越多的节目遭受百姓诟病。

做过三届春晚语言类节目总统筹的王宝社老师,给我们归纳了三点原因。其中,最让王老师感到遗憾的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还没有喜剧教育,喜剧教育的缺失导致喜剧创作人才的缺失。

自1983年春晚开始有了喜剧小品并在一夜间被百姓接受后,小品便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甚至在观众心中看春晚就是看喜剧小品。但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没有一本研究喜剧小品的书,我们各大戏剧学院也没有一家是专门教授喜剧编剧和导演的。

喜剧演员的缺失也是一大原因。

我们的老一辈艺术家们都是沉下心来做喜剧小品,会为了一个喜剧包袱的设置和表演整宿地睡不着觉,陈佩斯就是这样。现在演员们的成名渠道比较多,很少有演员能够做到和编剧、导演一起沉下心来专门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来打磨一个喜剧小品。

第三个原因就是从事戏剧研究的理论家们对小品始终没有一个正确的定位,这就导致小品从业者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

喜剧从业者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乃至在介绍他是一位著名小品编剧时,他可能会强调自己是话剧编剧。在我看来,喜剧小品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因为他们能在十几分钟内给全国人民带来笑声,而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正如王宝社老师所说,教育的缺失、人才的缺失、社会舆论社会导向的缺失,导致喜剧市场虽然很大,老百姓虽然呼吁好的喜剧小品,但是没有人来做这个事情了。采访即将结束时,王老师再次借空间戏剧这个平台呼吁我们的教育机构应加强我国的喜剧教育工作。

我们的教育机构从现在起开始培养喜剧教育工作者吧,这样四五年后就会有好的喜剧老师出现了。当然,教育不是搞政绩工程,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它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需要慢慢来。

另外,尊重我们的喜剧小品演员。我这里说的尊重是理论界舆论导向,以及包括平面媒体,都应该给予他们一定的关注与尊严,不要什么都冠以小,否则还真的就变小了。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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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喜剧曾让一个老汉差点笑死

我们中国的喜剧很少在故事、冲突以及人物方面进行研究,甚至出现了恶搞的喜剧。

如果你看过空间戏剧三月份发表的那篇关于王宝社老师的专访文章,肯定已经被王老师幽默风趣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如果你对享有“中国舞台喜剧第一编剧”美誉的王老师还不是很了解,不妨点击这里进行充电。

上次采访中,王宝社老师将艺术与观众比作恋人关系,说“你永远不要把观众当傻瓜,只有你把观众当聪明人,你的剧才会聪明。”

关于喜剧,王老师有太多金句名言值得大家借鉴。这次采访,最打动小空的则是那句:“老百姓喜欢就是最大的政治,你做出来的东西如果被观众骂,喊再多口号都没有用。”

王宝社老师编导的剧,究竟能给观众带来多大的笑声呢?

让咱们回忆一下央视春晚,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王爷与邮差》、黄宏和巩汉林表演的《鞋钉》、赵丽蓉和侯耀文表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等喜剧小品,你是不是已经跟我一样嘴角上扬、满脸笑意了呢!

包括陈佩斯主演的那部曾轰动全国的舞台喜剧《托儿》在内,这些作品均由王老师编导。千禧年,他为武警部队文工团创作的大型舞台喜剧《让你离不成》,在赵本山老家辽宁省铁岭市演出的时候,更是让一个老汉差点乐死。经过抢救,老汉才活过来。

《让你离不成》是王宝社老师创作的第一部大型舞台喜剧,填补了军内舞台喜剧的空白。关于这部剧的创作缘起,王老师感慨万分。他说当自己的很多喜剧小品在《综艺大观》上播出后,他就一直蠢蠢欲动想要创作大型喜剧,直到老首长把他调到武警部队文工团后,他才得以真正开始着手舞台喜剧的创作。

这位老首长把我调到文工团后,就请我吃饭。饭桌上,他先给我斟满了三杯茅台酒,然后又给自己倒上了三杯茅台酒。他先把自己的那三杯酒喝完,对我说:‘宝社,能跟你换台大型舞台喜剧吗?到时候就不是三杯茅台,而是三箱茅台酒了。’

首长叫刘世民,没有他用茅台酒刺激我,我可能就不会去创作舞台喜剧,他给了我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然后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应有的帮助。

今天,我要借空间戏剧这个平台感谢一下老首长,凡是看了我的喜剧不断乐的朋友都应该记住这位首长。

那么,王宝社老师的喜剧究竟乐在哪里,为什么他的作品会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

王老师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说道,喜剧主要分为平面喜剧和立体喜剧。平面喜剧就是语言包袱类的喜剧,你不用看他们表演,只是听广播匣子就能乐,赵本山前期的作品就是这样,黄宏的《超生游击队》也属于这一类。还有一种属于立体的喜剧,你不看表演是乐不起来的,比如陈佩斯的喜剧以及赵本山后期的小品。

我编导的喜剧作品则全部属于立体的结构的喜剧,我的《让你离不成》演了十六年,《托儿》演了十五年,《独生子当兵》演了十一年。这几部戏都是一演十几年,直到现在还在演出,这在中国很少见。这类喜剧的生命力就比较长。

我们说故事可以翻译,但是语言包袱却很难翻译,因为语言属于本民族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冯小刚的贺岁片在国内很受欢迎,却很难走向国际的原因之一。

相反,苏联导演梁赞诺夫的《两个人的车站》以及美国导演伍迪艾伦的《汉娜姐妹》等喜剧都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欢迎。因为他们的电影讲究的是人物和故事,追求的是喜剧冲突。

我们中国的喜剧却很少在故事、冲突以及人物方面进行研究,甚至出现了恶搞的喜剧。因为这些作品想让你乐,但是又没有办法让你乐,只能靠恶搞和撒狗血来博取观众的笑声了。

什么样的喜剧才是真正的喜剧呢?王老师在研究和创作喜剧的道路上又经历了哪些曲折呢?

采访中,王老师回忆说自己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排演过两个喜剧片段,一个是胡可老师的独幕喜剧《喜相逢》,另一个是宋之的老师的《群猴》。通过这些喜剧片段的排练,他感受到了喜剧艺术的魅力。

于是他到处搜集并阅读那些从国外翻译过来的喜剧理论有关的文章片段,并反复阅读了莎士比亚、莫里哀、哥尔多尼、万比洛夫、达里奥福等剧作家的名著。其中,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写的《笑——论滑稽的意义》这本书让他发现了喜剧的奥秘。

看到这本书时,我就感觉开悟了。实际上,这其中有一个过程。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读过这本书,但当时并没有读懂。在搬家的过程中,这本书就找不着了。当我真正开始从事喜剧的时候,就再次想起了这本书,但当时市面上已经不卖这本书了。

后来,我一个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朋友在他们图书馆里找到了这本书。因为书不外借,所以我将这本书以及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书 和《博马舍戏剧集》一起复印了出来。我如获至宝,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废寝忘食地读。这本书,我从不懂到看懂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这本书里给了我问题的答案。

如果说柏格森的书,让王宝社老师明白了喜剧是错位的艺术,喜剧的人物是机械化的人等问题,那么佛教《心经》里面那句“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磐”则让他从更高的相对真理层面明白了喜剧是研究人的艺术,看聪明人犯傻。

喜剧写什么呢?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深深教育了我:“愚人的蠢事不足为奇,聪明人的喜剧才叫人笑破肚皮,因为聪明人用尽各种方法和手段证明自己愚蠢。”

我们生活中有太多喜剧和笑话就是聪明人做的。卓别林曾说:“喜剧就是悲剧。”凡是生活中的悲剧都是聪明人干的,而喜剧作家去写这个悲剧过程就全部变成了喜剧,聪明人如何一步步地伤害自己,毁掉自己,喜剧写的就是聪明人犯傻。

王老师继续笑着对我们说,他最早研究喜剧的时候,研究的是人的缺点,后来发现应该研究人性的弱点。因为缺点可以去改正,但是弱点只能压制到一个度上。而在王老师看来,一个喜剧作家在研究人性的弱点时,研究的最好的对象就是自己。

我用“知道不知道”这句话来三省吾身。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在临终前回答他的学生们,他强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在于:我知道我不知道。意思就是,其他人认为他们什么都知道,但我知道有哪些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我们的老子在《道德经》中也写道:“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此外,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曾表述过这层意思。

其实,喜剧人物做错事的时候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在很认真地做错事。为什么很多好的喜剧都是在很认真地演,因为他不知道,观众知道。通过喜剧技巧,让观众先明白,站在上帝的视角看剧中人很认真地做错事。

喜剧在中国非常有市场,市面上很多所谓的喜剧都不深刻,不会提升民族文化。真正的喜剧都是通俗的,它必须以通俗的面貌出现,但是它的内涵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喜剧市场如此饥渴的当下,任凭观众千呼万唤,好的喜剧却很难出现。而春晚小品,本应该越办越好,事实却是越来越多的节目遭受百姓诟病。

做过三届春晚语言类节目总统筹的王宝社老师,给我们归纳了三点原因。其中,最让王老师感到遗憾的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还没有喜剧教育,喜剧教育的缺失导致喜剧创作人才的缺失。

自1983年春晚开始有了喜剧小品并在一夜间被百姓接受后,小品便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甚至在观众心中看春晚就是看喜剧小品。但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没有一本研究喜剧小品的书,我们各大戏剧学院也没有一家是专门教授喜剧编剧和导演的。

喜剧演员的缺失也是一大原因。

我们的老一辈艺术家们都是沉下心来做喜剧小品,会为了一个喜剧包袱的设置和表演整宿地睡不着觉,陈佩斯就是这样。现在演员们的成名渠道比较多,很少有演员能够做到和编剧、导演一起沉下心来专门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来打磨一个喜剧小品。

第三个原因就是从事戏剧研究的理论家们对小品始终没有一个正确的定位,这就导致小品从业者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

喜剧从业者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乃至在介绍他是一位著名小品编剧时,他可能会强调自己是话剧编剧。在我看来,喜剧小品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因为他们能在十几分钟内给全国人民带来笑声,而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正如王宝社老师所说,教育的缺失、人才的缺失、社会舆论社会导向的缺失,导致喜剧市场虽然很大,老百姓虽然呼吁好的喜剧小品,但是没有人来做这个事情了。采访即将结束时,王老师再次借空间戏剧这个平台呼吁我们的教育机构应加强我国的喜剧教育工作。

我们的教育机构从现在起开始培养喜剧教育工作者吧,这样四五年后就会有好的喜剧老师出现了。当然,教育不是搞政绩工程,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它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需要慢慢来。

另外,尊重我们的喜剧小品演员。我这里说的尊重是理论界舆论导向,以及包括平面媒体,都应该给予他们一定的关注与尊严,不要什么都冠以小,否则还真的就变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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