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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使关注边缘群体的纪录片沦为廉价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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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使关注边缘群体的纪录片沦为廉价的同情?

三名年轻导演共都想关注那些“真正值得拍的人”,而不只是眼前的城市经验。然而很多时候,如何讲述被拍者的生活,则需要导演持续做心理斗争。

记者 | 尹清露

编辑 | 黄月

纪录片的使命是什么?答案之一或许是表达现实中那些被忽视的面向。

一批学生导演的纪录短片日前亮相ReelFocus真实影像计划,大多把焦点放在了那些距离遥远、往往不被看到的人身上。这些年轻人是如何发现外部世界、面对陌生经验的,他们又要如何处理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了三位纪录片导演,他们关注的分别是长江禁渔后转型困难的渔民、勉强维生的报刊亭主人,以及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壮族女孩。

参与创投的三部纪录片海报

在展映后的颁奖礼现场上,终审评委之一、纪录片导演杜海滨提到,这些作品普遍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在他看来,很多人对于拍摄边缘人物的纪录片存在误解,觉得是“苍蝇盯着臭掉的鸡蛋”,但是他强调,拍摄底层确实是纪录片的传统,也是仍然大有可为的地方。

“忠于拍纪录片的本能”

2019年1月,中国决定对长江流域实施全面禁渔,世代以渔业为生的渔民家庭突然失去经济来源,魏明全导演的《河豚逆流而上》就讲述了渔民周广喜一家的转型之路。导师曾推荐魏明全拍苏州盘扣的非遗继承人,但他觉得“这类题材(就算)我不拍,苏州电视台也会拍,我还是想忠于拍纪录片的本能”。

在本能之外,还要面临现实问题。2019年是禁捕最为白热化的阶段,但魏明全到达现场时间较晚,渔民发现自己已经无力改变现状,而摄像机只会让他们回忆起当时的阵痛。几经辗转,他选择以老周为拍摄对象,老周转型相对成功,在渔业政法大队工作。

河豚逆流而上是为了哺育后代,也暗喻了三代人的代际关系和家庭责任。魏明全发现,虽然失去了往日的生存支柱,老周家的孩子们却天真烂漫、无忧无虑,说明这个家庭充满爱意,纪录片也着重表现了这层家庭温情。这一温和视角不仅出于个人趣味,也有其他顾虑:“拍摄方可能只是出于单纯共情才接触到拍摄对象,但拍摄对象会考虑舆论风险——如果在片中强调他们的成功,那些转型失败的家庭又会怎么想?”

比起专业出身的魏明全,拍摄《杀死那个报刊亭》的陈路佳和杨淇尧自称半路出家的“野生导演”,由于缺人缺钱,且不熟悉电影体系,他们选择了技术门槛低一些的纪录片。陈路佳认为,如果对社会的观察体悟到位,即使钱不到位,也可以拍出好的纪录作品。在确定拍摄对象时,他们发现了位于重庆的一家即将消亡的报刊亭,以及它的主人唐奶奶。

“她还以为我们是央视记者,把多年来的压抑全部倾诉了出来。”在情绪上受到震撼之后,她和搭档放弃了走访其他报刊亭,重点关注唐奶奶这一人物。

《杀死那个报刊亭》现场访谈照片。图片来源:ReelFocus主办方

如何展现被摄对象的真实

陈路佳提到,拍纪录片经常出现“神之降临”的瞬间,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让片子突然带有一丝神秘色彩和戏剧性。某天拍摄途中,报刊亭旁边的楼板掉下来,砸死了一个人,在她看来,这件事冥冥之中显示出了城市变迁时人们的惶然和动荡感,“特别具象化地表现了我想表现的东西。”

在如此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后,纪录片导演是否有责任全部如实记录?它势必会让片子更好看,但也可能变成对被拍摄者的伤害。

耿嘉琪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作为故事片出身的导演,她拍纪录片没有特定的“章法”,也不会特意保持和被拍者的距离。她的短片《跨过那座山》呈现了一名走出广西偏远山区、考上城里大学的女孩阿米,以及她和原生家庭的复杂关系。耿嘉琪承认,自己和阿米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变得情同姐妹,而自己为此“倾注了过分的情感”,她会帮阿米填报高考志愿、去派出所迁户口,甚至陪阿米去大学报到。阿米莫名地信任这个姐姐,从来不觉得摄像机侵入了自己的生活。

《跨过那座山》现场访谈照片。图片来源:ReelFocus主办方

正因如此,当“纪录片神之降临”,她反而会有意识地不去表现它们。从2015年跟拍到2021年,阿米的父亲期间不幸去世。“那段时间我总是问我的主创,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件很错误的事情?” 她认为,创作中最残忍的就是对别人表达同情和可怜——即使拍摄者的初衷并非如此。“在看到阿米那么辛苦之后,我反而不太想去讲述这种辛苦了,毕竟世界上有太多残酷的事,这部片子能做到的,也就是表达出‘生活中一声轻轻的叹息’吧。”

魏明全也经历过相似的挣扎。某次老周的儿子找他借钱,他犹豫了片刻,而这片刻可能刺痛了对方。他谈到自己敬佩的纪录片导演周浩,以及那部展现吸毒者群体的作品《龙哥》:“我特别想问周老师,龙哥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他还会再找你借钱吗?我们用真情去打动拍摄对象,希望他能帮我们做作品,但我们又能为他们提供什么?”

纪录片《龙哥》截图。图片来源:豆瓣

这是三名导演共同的困惑,他们想去关注自己眼中“真正值得拍的人”,而不只是眼前的城市经验。然而很多时候,如何讲述被拍者的生活,则需要导演持续做心理斗争。一味跟着对方的情绪走是不行的,魏明全就提到,“如果只是呈现渔民对于政策的反感,他骂是骂爽了,但是问题毫无解决。” 但是,要做到客观抽离也同样很难,就像耿嘉琪那样。

陈路佳不希望唐奶奶的形象只是“弱者”,而应该是饱满立体、非常可爱的,她也很反感最近受到争议的“二舅式”共情,认为拍摄者不应该用旁白叙述消解掉别人的苦难。在短片结尾处,她特意用了桃乐丝·黛的名曲《Que Sera, Sera》讽刺了这一点,虽然歌词唱的是“世事不可强求,顺其自然吧”,但是短片想要表达的却是相反的意思——对于受苦的人来说,让他们顺其自然只是一种强词夺理的要求。

究竟要怎样才能展现出被拍者的真实,而不至于沦为廉价的同情?在颁奖典礼现场,导演杜海滨给出了建议。他认为仅仅关注社会是不够的,也要拿出精力来关注自己,这样才能感受到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在他看来,在疫情之下,导演们不能去很远的地方工作,这反而是一个机会,可以去拍一些关于故居和向内探寻的影片。“过去我们说,拍纪录片要走出去才能看到那些情况。但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为什么要做?如何开发你的潜能去做?而不是说完全依赖于外部世界。”

导演周浩作为终审评委之一,同样强调了个性之于纪录片的重要性。他在相关采访中指出,真诚的态度比真实要重要,毕竟每个人在拍摄时心中都有不同的真实。虽然意外事件时有发生,但是导演不应该逃避,而是“要去努力地拥抱那些意外,它会让你片子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这样才有成为一部好片子的可能。”

ReelFocus真实影像计划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指导,豹思影视主办,旨在帮助青年导演走向职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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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年轻导演共都想关注那些“真正值得拍的人”,而不只是眼前的城市经验。然而很多时候,如何讲述被拍者的生活,则需要导演持续做心理斗争。

记者 | 尹清露

编辑 | 黄月

纪录片的使命是什么?答案之一或许是表达现实中那些被忽视的面向。

一批学生导演的纪录短片日前亮相ReelFocus真实影像计划,大多把焦点放在了那些距离遥远、往往不被看到的人身上。这些年轻人是如何发现外部世界、面对陌生经验的,他们又要如何处理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了三位纪录片导演,他们关注的分别是长江禁渔后转型困难的渔民、勉强维生的报刊亭主人,以及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壮族女孩。

参与创投的三部纪录片海报

在展映后的颁奖礼现场上,终审评委之一、纪录片导演杜海滨提到,这些作品普遍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在他看来,很多人对于拍摄边缘人物的纪录片存在误解,觉得是“苍蝇盯着臭掉的鸡蛋”,但是他强调,拍摄底层确实是纪录片的传统,也是仍然大有可为的地方。

“忠于拍纪录片的本能”

2019年1月,中国决定对长江流域实施全面禁渔,世代以渔业为生的渔民家庭突然失去经济来源,魏明全导演的《河豚逆流而上》就讲述了渔民周广喜一家的转型之路。导师曾推荐魏明全拍苏州盘扣的非遗继承人,但他觉得“这类题材(就算)我不拍,苏州电视台也会拍,我还是想忠于拍纪录片的本能”。

在本能之外,还要面临现实问题。2019年是禁捕最为白热化的阶段,但魏明全到达现场时间较晚,渔民发现自己已经无力改变现状,而摄像机只会让他们回忆起当时的阵痛。几经辗转,他选择以老周为拍摄对象,老周转型相对成功,在渔业政法大队工作。

河豚逆流而上是为了哺育后代,也暗喻了三代人的代际关系和家庭责任。魏明全发现,虽然失去了往日的生存支柱,老周家的孩子们却天真烂漫、无忧无虑,说明这个家庭充满爱意,纪录片也着重表现了这层家庭温情。这一温和视角不仅出于个人趣味,也有其他顾虑:“拍摄方可能只是出于单纯共情才接触到拍摄对象,但拍摄对象会考虑舆论风险——如果在片中强调他们的成功,那些转型失败的家庭又会怎么想?”

比起专业出身的魏明全,拍摄《杀死那个报刊亭》的陈路佳和杨淇尧自称半路出家的“野生导演”,由于缺人缺钱,且不熟悉电影体系,他们选择了技术门槛低一些的纪录片。陈路佳认为,如果对社会的观察体悟到位,即使钱不到位,也可以拍出好的纪录作品。在确定拍摄对象时,他们发现了位于重庆的一家即将消亡的报刊亭,以及它的主人唐奶奶。

“她还以为我们是央视记者,把多年来的压抑全部倾诉了出来。”在情绪上受到震撼之后,她和搭档放弃了走访其他报刊亭,重点关注唐奶奶这一人物。

《杀死那个报刊亭》现场访谈照片。图片来源:ReelFocus主办方

如何展现被摄对象的真实

陈路佳提到,拍纪录片经常出现“神之降临”的瞬间,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让片子突然带有一丝神秘色彩和戏剧性。某天拍摄途中,报刊亭旁边的楼板掉下来,砸死了一个人,在她看来,这件事冥冥之中显示出了城市变迁时人们的惶然和动荡感,“特别具象化地表现了我想表现的东西。”

在如此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后,纪录片导演是否有责任全部如实记录?它势必会让片子更好看,但也可能变成对被拍摄者的伤害。

耿嘉琪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作为故事片出身的导演,她拍纪录片没有特定的“章法”,也不会特意保持和被拍者的距离。她的短片《跨过那座山》呈现了一名走出广西偏远山区、考上城里大学的女孩阿米,以及她和原生家庭的复杂关系。耿嘉琪承认,自己和阿米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变得情同姐妹,而自己为此“倾注了过分的情感”,她会帮阿米填报高考志愿、去派出所迁户口,甚至陪阿米去大学报到。阿米莫名地信任这个姐姐,从来不觉得摄像机侵入了自己的生活。

《跨过那座山》现场访谈照片。图片来源:ReelFocus主办方

正因如此,当“纪录片神之降临”,她反而会有意识地不去表现它们。从2015年跟拍到2021年,阿米的父亲期间不幸去世。“那段时间我总是问我的主创,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件很错误的事情?” 她认为,创作中最残忍的就是对别人表达同情和可怜——即使拍摄者的初衷并非如此。“在看到阿米那么辛苦之后,我反而不太想去讲述这种辛苦了,毕竟世界上有太多残酷的事,这部片子能做到的,也就是表达出‘生活中一声轻轻的叹息’吧。”

魏明全也经历过相似的挣扎。某次老周的儿子找他借钱,他犹豫了片刻,而这片刻可能刺痛了对方。他谈到自己敬佩的纪录片导演周浩,以及那部展现吸毒者群体的作品《龙哥》:“我特别想问周老师,龙哥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他还会再找你借钱吗?我们用真情去打动拍摄对象,希望他能帮我们做作品,但我们又能为他们提供什么?”

纪录片《龙哥》截图。图片来源:豆瓣

这是三名导演共同的困惑,他们想去关注自己眼中“真正值得拍的人”,而不只是眼前的城市经验。然而很多时候,如何讲述被拍者的生活,则需要导演持续做心理斗争。一味跟着对方的情绪走是不行的,魏明全就提到,“如果只是呈现渔民对于政策的反感,他骂是骂爽了,但是问题毫无解决。” 但是,要做到客观抽离也同样很难,就像耿嘉琪那样。

陈路佳不希望唐奶奶的形象只是“弱者”,而应该是饱满立体、非常可爱的,她也很反感最近受到争议的“二舅式”共情,认为拍摄者不应该用旁白叙述消解掉别人的苦难。在短片结尾处,她特意用了桃乐丝·黛的名曲《Que Sera, Sera》讽刺了这一点,虽然歌词唱的是“世事不可强求,顺其自然吧”,但是短片想要表达的却是相反的意思——对于受苦的人来说,让他们顺其自然只是一种强词夺理的要求。

究竟要怎样才能展现出被拍者的真实,而不至于沦为廉价的同情?在颁奖典礼现场,导演杜海滨给出了建议。他认为仅仅关注社会是不够的,也要拿出精力来关注自己,这样才能感受到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在他看来,在疫情之下,导演们不能去很远的地方工作,这反而是一个机会,可以去拍一些关于故居和向内探寻的影片。“过去我们说,拍纪录片要走出去才能看到那些情况。但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为什么要做?如何开发你的潜能去做?而不是说完全依赖于外部世界。”

导演周浩作为终审评委之一,同样强调了个性之于纪录片的重要性。他在相关采访中指出,真诚的态度比真实要重要,毕竟每个人在拍摄时心中都有不同的真实。虽然意外事件时有发生,但是导演不应该逃避,而是“要去努力地拥抱那些意外,它会让你片子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这样才有成为一部好片子的可能。”

ReelFocus真实影像计划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指导,豹思影视主办,旨在帮助青年导演走向职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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