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国家统计局出版了纸质版的第七次人口普查风险数据资料。本文为“城市数据团”据此推出的七普县数据报告系列的第四篇。作者陈沁。界面新闻获授权刊发。
人均教育年限
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的15岁以上人口人均教育年限从9.08年提升至9.91年，下表列出了人均教育年限位列前50名的直辖市、地级市或州、盟。北京市、武汉市、上海市、西安市和深圳市排名全国前五。
可以看到，人均教育年限排名上升明显（排名上升超过5名）的城市包括上海市、嘉峪关市、杭州市、阿拉善盟、成都市、青岛市、无锡市、包头市、贵阳市、常州市、东营市、昆明市、晋城市、威海市。
而在排名显著下降的城市中，可以看到乌鲁木齐市、珠海市、合肥市、长春市、延边州、哈密市、石家庄市、哈尔滨市、湘潭市、东莞市。
从人均教育年限显著上升和显著下降的城市中，我们似乎并不能找到共性。是什么造成了一个城市的人均教育水平越来越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试着将问题分解。人均教育年限度量的是教育程度的平均状况，而教育程度的上限与下限，一般则使用文盲占15岁以上人口比例和大学及以上学历人群占15岁以上人口比例这两个指标来充当。
文盲率的变化
在文盲率比例上，全国336个地区，绝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低，但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仍有43个地区的文盲率在十年间反而出现了回升，而在全国文盲率最高的50个地区中，有13个地区的文盲率反而上升了。尤其是在文盲率排名全国前30的地区中，甚至有10个地区的文盲率反而出现了回升。
文盲率的上升，有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的有文化的人口更多地流出本地，将未读过书的人口留在本地，但从表中看，有许多地区并不能满足该条件，例如那曲市、阿里地区、山南市等，都是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出现了文盲率的反弹，这说明在当地年轻一代人口的义务教育普及上，在2010到2020年间出现了之前未曾有过的崩塌。
而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盲率大幅度反弹的地区中，有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原本就相对贫困，在义务教育水平进一步崩塌的情况下，可能会陷入更深的困境。
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变化
从教育的另一端看，我们可以将大学及以上学历占15岁以上人口比重的前五十名用下表列出。
北京市、南京市、上海市、武汉市和西安市排名全国前五名，其中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在人均教育年限的全国前五中也出现了，而表1中排名第5的深圳市在这张表格中仅仅排名第13位。
晋中市、鄂尔多斯市、郑州市、深圳市、海口市在大学及以上人口比例的排位中上升最快，南昌市、长春市和拉萨市则出现了位次的较大下降。这不是因为大学以上人口占比下降导致的，而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范围大学人口占比增长中，少增加，就意味着名次下降。
城市只需要大学生吗？
不难发现，在表1和表3中，除了北京和上海始终靠前以外，一些排名靠前的城市，并不比排名靠后的城市更发达。例如一线城市深圳市排名13，广州排名22；人均GDP全国领先的无锡市，大学以上比例只排名全国42位。
我们将每个城市的2021年人均GDP和该城市的大学及以上人口比例放在一张散点图上，结果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中，除了鄂尔多斯和克拉玛依这两个明显在规律外的资源型城市以外，其他的城市大学及以上人口占比基本上还是围绕着拟合线上下不远处。大学及以上人口占比和人均GDP之间的相关性，是0.44。
从上图看起来，“大学学历占比越高，人均GDP越高”这样的说法，在中国可以说是“对了一半”。那么，这个规律在其他国家是否成立呢？我们使用美国2017年的各都会区人均GDP与大学及以上人口占比，同样做出了一张图：
上图中，位于德克萨斯的Midland同样也是一个资源型城市，与中国的鄂尔多斯、克拉玛依类似，是一个离群点。美国人均GDP排名第一的非资源型城市，San Jose-Sunnyvale-Santa Clara，即硅谷，其大学及以上人口比例为49.2%，同样也没有排名美国第一。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大学及以上人口占比和人均GDP之间的相关性，只有0.26。
中国的高等教育占人口比重和GDP的比例的相关性，远大于美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第一种可能性是一些资源型城市的离群点扭曲了结果，但即便中国和美国同时去掉这几个资源型城市，美国的教育水平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性，依然要远低于中国。
第二种可能是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仍然低于美国不少，比如中国大学生占比最高的北京，大学生比例也只有32%，而美国大学生比例最高的Boulder该比例高达60.4%。会不会是因为在大学生比例比较低的区间里，人均GDP和大学生比例的相关性才会更高呢？
结论依旧是否定的。在美国大学生比例低于35%的城市中，人均GDP和大学生比例的相关性仍然远低于中国，只有0.1。
大学生更向发达城市集中，或者说大学生更集中的城市会变得更发达，这种趋势在中国为什么会比在美国更强？
从下图中，我们可以找到一部分答案。我们将人口增长前五十名（不考虑行政区划扩张，例如成都）列在下图内，图中的柱状图列出了不同学历层次的人口的增加情况。可以看到，深圳市、广州市、成都市等地，四类学历人口同步增加，且大学人口增加最多。而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重庆等地，却出现了一种人口的“置换”，大量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口涌入，但小学、初中、高中人口却减少了。尤其是上海，在过去十年间，只有大学以上学历人口是增加的，其他所有学历层次的人口，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少。
越大的中国城市，越倾向于将低学历人口“置换”为高学历人口，这一方面提高了大学以上人群占人口的比例，一方面降低了计算人均GDP时的分母，提升了人均GDP，两者的相关性自然就提高了。
在超大城市的人口限制下，城市的人口总量难以扩张，只能“置换”，接受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再通过各种手段迁出大量低学历人口。
但是，这样的“置换”是科学的吗？一个城市，真的可以只有“高端”产业，只用高学历人才吗？
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本文能够回答的了，留给各位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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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沁，系脉策数据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文章首发于作者微信公号“城市数据团”。版权归属原作者，若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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