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特逝世一年后的1981年，一项针对600位法国知识分子的调查显示，列维·施特劳斯已经成为了法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今他是左派当之无愧的王者。对外人而言，他是一名典型的法国哲学家，正如卢梭和夏多布里昂那样。

艾曼纽·卢瓦耶（Emmanuelle Loyer）所著的精彩传记则更多地把列维·施特劳斯描绘为一位现代法国知识分子。雅克·拉康、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经常与他联系在一起——尽管这可能会让他不快，但他们被看做相似的结构主义者，相比蒙帕尔纳斯的咖啡馆，列维·施特劳斯更倾向于在研究室中工作。然而卢瓦耶还强调了另一个不同：不像很多他的同代学者，列维·施特劳斯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对巴黎狭隘的知识氛围所散发的地方主义极不耐烦。

1934年到1947年间，他离开巴黎，先是在巴西做研究，后来又因为战争流亡到了纽约。这两段经历事先都没有经过任何规划，不过旅行和世界主义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他假期中必备的元素。列维·施特劳斯认为人类学的重要方法——“一种去除国籍的技术”——将会产生一种超越西方素来理所当然的教条的“遥远的视野”。

流亡期间，列维·施特劳斯放弃了年轻时信仰的社会主义。当他回到巴黎时，他拒绝被战后个人主义、萨特创造性提出的存在主义的狂热迷恋卷入，他也拒绝了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现象学。从根本上来说，他否定了进步的教条、教化使命、人文主义以及普世人权。他的研究组分析了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并将其看做一个法国神话。他梦想着“重返新石器时代”，生灵都以小群体生活，亲近自然。相比于人权，他更提倡“生活的权利”（les droits du vivant）。卢瓦耶把他称为“禅者”，他的话几乎被引用成谚语了：他的梦想是有天可以和鸟儿对话。

列维·施特劳斯的犹太血统是他与别人的另一个重要差异。卢瓦耶引述了法国中世纪时的反犹主义，并追踪了列维·施特劳斯家兼有拉比（犹太教中对智者的称谓）和艺术家的家庭背景。他母亲的祖父是凡尔赛（Versailles）的拉比，他的父亲以及舅舅是画家，他们两人将名字相连，以纪念他们共同的祖父——大艺术家艾萨克·施特劳斯（Isaac Strauss）。他是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宫廷乐队的作曲和指挥，“巴黎的施特劳斯”曾和奥芬巴赫（Offenbach，法国作曲家）合作，柏辽兹曾称赞他的华尔兹曲“节奏新奇，优雅轻快”。

1908年，列维·施特劳斯出生在一户通婚盛行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阿尔萨斯血统纯正的巴黎犹太人家庭。他父母的家庭是近亲通婚，他们是二代表亲。列维本人对此评论道，“谈论一个家庭，总比谈论两个要精确得多”。他的三任妻子都来自相同的阶层。第一任蒂纳·德雷福斯（Dina Dreyfus），是列维·施特劳斯校友皮埃尔·德雷福斯（Pierre Dreyfus）的姐姐。第二任妻子是皮埃尔·德雷福斯的嫂子。他发现，他的第三任妻子莫尼克·罗蔓（Monique Roman）因为父亲的缘故而和列维·施特劳斯有关联。他的父母是在一座犹太教堂里举行的婚礼，所以列维受过割礼，但他的父母、叔叔婶婶都奉行严格的政教分离主张。他曾告诉一位采访者，他父辈那一代的法国犹太人，既不对犹太传统狂热，也不喜欢欧洲文化。他们家选择文化。“我的童年和青春期，都是在有绘画、音乐点缀的亲密气氛中度过的。”

1934年秋天的一个周日，哲学系毕业、刚刚结婚的列维接到了一通师范学院的电话，那会儿他正在一所省立中学任教。“你还愿意继续学人类学吗？”——“我想是的。”——“那就交份职位申请吧，圣保罗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学校所在的郊区聚居着印第安人，周末的时候你可以研究研究。不过中午前你得给我一个答复。”列维·施特劳斯很快就答应下来，加入了一个小型法国年轻学者团体——里面还有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他们是去加入新成立的巴西大学（Brazilian university）的。

列维·施特劳斯并不是很了解社会学，而那本来是人家希望他教授的课程。他即将开始学习的民族学他也不太熟悉。但是他的想象力被点燃了。“我感觉自己就像在重新经历16世纪第一个到达印第安部落的旅行者身上发生的事”，他自述道。他和妻子在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o）的卡杜维奥（Caduveo）和波洛洛（Bororo）部落进行了短暂的探险，一年之后，他们的足迹拓展到了亚马逊河流域的南比夸拉（Nambikwara）（这段经历被生动地记述在了帕特里克·维尔肯的传记中，见TLS网站2010年12月24日文章）。由于得到的资助来自自然博物馆，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收集了数千件实物运回巴黎，日后列维在此基础上举办的展出广受好评；但他只就面部速写、装饰品和社会组织做了简单的报告。卡斯特罗·法利亚（Castro Faria）是一名年轻的巴西学者，在探险过程中他全程陪同，他记录了当时（相比他的妻子）列维·施特劳斯几乎没有时间进行田野调查。他是“身居印第安人之间的哲学家”。

列维1939年3月返回了巴黎，并在军队服役，随后在维希市（Vichy，艾萨克·施特劳斯在此地退休养老，并且曾接待过拿破仑三世作客）转业。那时候他手里有一份亨利四世中学（Lycée Henri-IV）的求职介绍信，于是他向当地官员申请旅行许可。“你说你想回巴黎？门都没有，”官员告诉他。之后列维就开始了第二次计划之外的前往新世界的旅程，登上了最后一班运载难民去美国的轮船。

这注定是一场启示之旅。列维认为全新的语言学可以为人类科技带来牛顿式的革命。他开始了一项令人眩晕但又雄心勃勃的项目。他将对血亲系统做结构分析。就像一门特定语言中的音素那样，血亲系统中的每一层——在这样的语境中，已婚或未婚，年长或年幼，直系血亲与旁系血亲等等——都有着特定的特征。他痴迷于工作，几乎三年间从没休息过一天，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他说自己学到了对于人类学的几乎全部所知。他阅读了成百上千的民族志，思考着描述血亲的术语，婚姻规则，以及推算血统的规则。他还想到了笛卡尔第一定律：原始的文化规则就是乱伦禁忌。这条禁令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它驱使男性到直系亲属之外寻找配偶。社会成为了男性之间交换女性的工具。

从这一点出发，列维·施特劳斯提出了由法国人类学之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发展起来的相互理论。据莫斯的理论，“古代社会”由于金钱和市场的缺乏，形成了拜物和以物易物现象。物品被三条规则框限：它们应该在正确的时间场合提供，或者为特定的人供应；它们必须是可以接受的；它们必须得到酬谢。列维·施特劳斯现在把处于某个社会中的婚姻看做一种以物易物。因为乱伦禁忌之故，一个男子必须以自己的姐妹做代价，以换来一个妻子。选择是有限的。三种算法可以计算出最简单社会里的所有婚姻交换系统。

《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于1949年出版，这是一部大规模技术专著，它涵盖了数百个不同的社会，理论野心达到了自大的程度，并且依赖于一个陌生的、有争议的语言学理论。这令索邦大学的评审们困惑。美国的人类学家们讨厌大规模的比较研究，他们为此大吃一惊。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ie）评论道，这是一份“风格卓著”的作品——这并非恭维之语。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写作《第二性》一书的过程中读到了列维著作的样书。她从列维朴素的文字中看出了某种存在主义道德感，但书中女性常被当做交易物的事实又让她沮丧（在列维的模型中，男性也被交易结构的规则束缚着）。英译本的出现花了一些时间——大概是1969年才问世，但是在1960年代，以结构主义视角分析亲属关系的方法已经变得很有影响。然而，对于帮助解放后一直在巴黎寻求地位的列维来说，这一切来得太迟了。

离开巴黎13年后，由于列维和美国的联系，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阵营都对他怀有戒心。他尝试着以英语世界的术语来树立自己人类学家的地位，而法国人种学者惯用的方式被他抛弃一旁。然而这时，莫斯却与世长辞，这门学问事实上已经面临在大学中难以为继的困局。列维的朋友梅洛-庞蒂曾想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为他谋一份职位，但是没有成功。1955年，46岁的列维在求职无望、婚姻再度变故的境况下，凭借纯粹的激情，将自己常年游走他乡的经历写成了著名的《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这是一部作为人类学家的列维的回忆录，里面记述了巴西印第安人的生活。这也是一部非游玩式的行纪，它对过度拥挤和同质化的世界前景感到悲观，批判欧洲对热带地区的掠夺，也是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反思。这部著作让法国知识界为止着迷和震惊。萨特对此的评价是“令人目眩”。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将其与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相提并论。龚古尔文学奖（Prix Goncourt）的评委们则为他们无法给这样一部反类型著作颁发小说奖项而惋惜。本刊（TLS，泰晤士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曾做过一期法国文学专号，把引人注目的位置留给了一篇《忧郁的热带》书评，而把波伏娃的《名士风流》（Les Mandarins）和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的《堕落》（La Chute）放在了后面几页。

列维·施特劳斯时来运转的时候到了。他又一次结了婚——这次婚姻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直到2009年他逝世时才算终结，而那时候他都快过101岁生日了。当他第三次向法国的大学发出教职申请时，他被选中了，随后他所建立的“人类学实验室”成为了全欧洲有名的学科重镇。他也推行了自己的重大项目——从语言学衍生出来的，针对思想体系研究的结构主义方法的应用。1958年他出版了一本论文集，题为《结构主义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这被当作是一份宣言。后来，他又于1962年出版了《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四卷本的鸿篇巨制《神话学》（Mythologiques）也相继在1964-1971年间问世。

对列维·施特劳斯来说，民间哲学（folk philosophy）的关键任务是分类。类别常常由任意的、无意识的对比显现出来：上与下，东方与西方，红与白，生的和熟的，遮掩和赤裸，等等。这种类比思维——“有形物的逻辑”——贯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它设想万物皆有自己的镜像（相反对立之物）。这个分类系统也被应用在了神话的运动中，它展开了一幅想象的画卷，彼时“人类与动物的界限还不是如此分明”。四卷本的《神话学》包含了800种不同的神话，以及在350个美国土著部落中的许多神话变种。列维的工作从巴西开始，他走遍南美，追寻神话主题的踪迹；在第三卷的时候，他追踪到了北美，并给一系列周期性的符号赋予定义（如食物、服装、地区），他同时也论证了神话主体的构成单元，以及它们作为范例表现出来的思想的结构。

神话就像乐谱一样，可以被直观地阅读，它们同样是各类记述的融合，沿着线性轨迹发展；它们演变出旋律，重新回落到初始，中间经过了几次高潮。神话往往以抛出一个问题开始：陶器的起源是什么？火焰呢？死亡和婚姻呢？在社会层面，这些问题反映在婚姻和血缘、宗族、代际之间带来的内部冲突。而神话提供的解决方案只能是暂时的。另一个神话会重新安排其中的元素，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通过一系列受到严格制约的转变，神话实际上展现出了互为对立镜像的局面。这种分析方法的终极目的，列维说，是“辨别人类思维最基础的特征，这些特征不随距离和时间的变化改变”。

由于长寿，列维·施特劳斯学术生涯的尾声持续得格外的长——他入选法国科学院院士，庆祝活动被电视转播，这位创立人类学博物馆（2006年开放）的天才领导，终于在静谧的庄园里退隐。一支法国国家足球队的管理者说他正以“结构主义”式的思维思考球队的布局战术，列维的思想也在持续启发着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至今在一些地方还有重要影响，尽管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艾曼纽·卢瓦耶已经将列维塑造成了一个时代范例——列维甚至受到了法国绿党（the Greens）的推崇——他已经成为了法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标志：一个时代的丰碑。

传记作者艾曼纽·卢瓦耶是历史学家、政治科学教授，至今已为众多知识分子写作了大量宏伟的传记，曾获费米娜文学奖（Prix Femina）非虚构类别奖项。这本讲述列维·施特劳斯的著作看来很有必要尽快翻译为英文版本，以飨读者。

（翻译：马元西）